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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看法(2)


  老子这个人恐怕要比孔子大二三十岁;他是孔子的先生。所谓“孔子问礼于老聃”是大家所不否认的;同时在《礼记·曾子问》中有明白的记载。那时孔子做老子的学徒,在我那篇很长的文章《说儒》里,老子是“儒”,孔子也是“儒”。“儒”的职业是替人家主持丧礼、葬礼、祭礼的。有人认为“儒”是到孔子时才有的,这是错误的观念。我为了一个“儒”字,写了五万多字的文章;我的看法,凡是“儒”,根据《檀弓》里所说,就是替人家主持婚丧祭祀的赞礼的。现在大家似乎都看不起这种赞礼。

  其实你要是看看基督教和回教,如基督教的牧师,回教的阿洪,他们也是替人家主持婚丧祭祀的。在古代二千五百年时,“儒”也是一种职业。在《礼记·曾子问》中都讲到孔子的大弟子和孔子的老师都是替人家“相”丧的。《礼记·曾子问》中记:孔子自说有一天跟着老子替人家主持丧礼,出丧到半路上,遇到日蚀;老子就发命令,要大家把棺材停在路旁,等到日蚀过去后再往前抬。下面老子又解释为什么送丧时遇到日蚀应该等到太阳恢复后再往前抬。各位先生想一想:送丧碰到日蚀,这是很少见的事;而孔子跟着老子为人家主持丧礼,在路上遇见日蚀,也是一件很少见的事,记载的人把这话记载下来,我相信这是不致于会假的。

  从前阎百诗考据老子到周去问礼到底是那一年,就是根据这段史实来断定的。同时《檀弓》并不是一本侮蔑孔子的书;这是一本儒家的书。孔子的学生如曾子等,都是替人家送丧的。替人家送丧是当时的一种吃饭工具,是一种正当的职业。至于《老子》这部书,约有五千字左右,里边有四五个真正有创造的基本思想;后来也没有人能有这样透辟的观念。这部只有五千字左右的书,在我个人看起来,从文字上来看,我们也没有理由把他放得太晚。在思想上他的好几个观念,可说是影响了孔子。譬如老子说“无为”,孔子受其影响甚大。如《论语》中的“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些话都是受了老子“无为而治”的影响的。还有孔子说,我话说得太多,我要“无言”。这也是老子的思想。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就是自然主义的哲学。

  我们考证一部书的真假,从一个人的著作中考据另一个人,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办法。譬如希腊古代在哲学方面有许多著作,后来的人考据那几部著作是真的,那几部著作是假的,用什么标准呢?文字当然是一种标准;但是重要的,就是如果要辨别柏拉图著作的真伪,须看柏拉图的学生亚利斯多德是否曾经引过他老师的话,或者看亚利斯多德是否曾提到柏拉图某一部书里的话。这是考据的一种方法。我们再看孔子说的“以德报怨”。这完全是根据老子所说的“报怨以德”。诸如此类的话多得很;如“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等都可以说是老子的基本观念;尤其“犯而不校”,就是老子提倡的一个很基本的观念,所谓“不争主义”,亦即是“不抵抗主义”(我就是犯了这个毛病:说不考据,现在又谈考据了。不过我现在说这些话,只是替老子伸伸冤而已)。

  老子的主张,所谓无政府的抗议,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第一件大事。他的抗议很多。大家总以为老子是一位拱起手来不说话的好好先生,绝对不像个革命党、无政府觉。我们不能太污蔑他。你只要看他的书,就知道老子不是好好先生。他在那里抗议,对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抗议。他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这就是提倡无政府主义的老祖宗对于当时政治和社会管制太多、统制太多、政府太多的一个抗议。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老子是一位什么事都不管的好好先生,太上老君;他是一位对于政治和社会不满而要提出抗议的革命党。而且他仅仅抗议还不够;他还提出一种政治基本哲学。

  就是说,在世界政治思想史上,自由中国在二千五百年以前产生了一种放任主义的政治哲学,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不干涉主义的政治哲学。在西方恐怕因为直接间接的受了中国这种政治思想的影响,到了十八世纪才有不干涉政治思想哲学的起来。近代的民主政治,最初的一炮都是对于政府的一个抗议:不要政府,要把政府的力量减轻到最低,最好做到无为而治。我想全世界人士不会否认:在全世界的政治思想史上,中国提出无为而治的思想、不干涉主义,这个政治哲学,比任何一个国家要早二千三百年。这是很重要的一件大事。

  老子说:我们不要自己靠自己的聪明;我们要学学天,学学大自然。“自然”这两个字怎样解释呢?“然”是如此,“自然”就是自己如此。天地间的万物,都不是人造出来的,也不是由玉皇大帝造一个男的再造一个女的,而都是无为,都是自己如此。一切的花,不管红黄蓝白各种颜色的花,决不是一个万能的上帝涂上了各种颜色才这样的,都是自己如此。也就是老子的所谓“天道”,孔子所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道”就是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说:“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就是无为的政治。

  而老子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太上,下知有之。”就是说;最高的政府,使下面的人仅仅知道这个政府。另外一个本子把这句话多加了一个字,作“太上下不知有之”。就是说:上面有个政府,下面的人民还不知道有政府的存在。下面又说:“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就是,比较次一等的政府,人民亲近他,称誉他;第三等政府,人民畏惧他;第四等政府,人民看不起他。所以第一句“太上,下知有之”六个字是很了不得的,是人类政治思想史上最早有这个观念。这种政治思想,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有思想文化的民族都还要早;同时,由这个观念而影响到我们后来的思想。所以我们中国在政治思想上舍不得把《老子》这部书抹煞掉,我们历史上第一个政治思想家,就是提倡无政府主义、不干涉主义的老子。同时,我颇疑心十八世纪的欧洲哲学家已经有老子的书的拉丁文翻译本:因为那时他们似乎已经受到老子学说的影响。

  第二件大事是孔子以下的自由思想,个人主义。孔子与老子不同。孔子是教育家,而老子反对文化,认为五音、五色、五味的文化是太复杂了,最好连车船等机器都不用,文字也不必要。这种反文化的观念,在欧洲十八世纪时的卢梭,十九世纪时的托尔斯泰也曾提出;而老子的反文化观念要比任何世界上有文化的民族为早。老子不但反文化,而且反教育,认为文明是代表人民的堕落。而孔子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教育家、历史家。虽然做老子的学生,受无为思想的影响,孔子在政治思想上的成就比较平凡,并没有什么创造的见解。但是孔子是一个了不得的教育家。他提出的教育哲学可以说是民主自由的教育哲学,将人看作是平等的。

  《论语》中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就是说,除了绝顶聪明与绝顶笨的人没有法教育以外,其他都是平等的;可教育的能力一样。孔子提出四个字,可以说是中国的民主主义教育哲学,就是:“有教无类”。“类”是种类,是阶级。若是看了墨子讲的“类”和荀子讲的“类”然后再来解释孔子的“有教无类”,可以知道此处的“类”就是种类,就是阶级。有了教育就没有种类,就没育阶级。后世的考试制度,可以说是根据这种教育哲学为背景的。

  孔子的教育哲学是“有教无类”,但他的教育“教”什么呢?孔子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仁”字。孔子的着重“仁”字,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了不得的地方。这个“仁”就是人的人格,人的人性,人的尊严。孔子说:“修己以敬。”孔子的学生问“这就够了吗?”孔子又说:“修己以安人。”孔子的学生又问:“这就够了吗?”孔子又说:“修己以安百姓。”这句话就是说教育并不是要你去做和尚,去打坐念经那一套。“修己”是做教育自己的工作;但是还有一个社会目标,就是“安人”。“安人”是给人类以和平、快乐。这一个教育观念是新的。教育并不是为自己,不是为使自己成为菩萨、罗汉、神仙。修己是为了教育自己,为的社会目标。

  所以后来儒家的书《大学》里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修身的工作;而后面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社会的目标。所以孔子时代的这种“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观念就是将教育个人与社会贯连起来。教育的目标不是为自己自私自利,不是为升官发财,而是为“安人”“安百姓”,为齐家、治国、平天下。因为有这个使命,就感觉到“仁”——受教育的“人”,尤其是士大夫阶级,格外有一种尊严。人本来有人的尊严,到了做到自己感觉有“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使命时,就格外感觉到有一种责任。所以《论语》中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就是说,遇必要时,宁可杀身以完成人格。这就是《论语》中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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