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中国再生时期(2)

中国再生时期(2)

　　初时，王阳明对于“格物穷理”等宋哲所提倡的思想，也愿笃信力行，只是行而不知其法。为着“格物”，王阳明和他们的门弟，先试“格”庭前“竹”，解开“竹子为什么中空？”的道理，他的门徒坐守三天三夜，仍旧不获其理；王阳明不相信，自己亲身去守望沉思，也弄了七天七夜，仍旧，“竹子为什么中空？”的道理没有“穷”了出来，反弄得病体支离，于是认为“格物致知”，那是干不通的；就改而提倡“良知良能”，以个人的知觉为做学问的出发点，我们晓得，思想方面这又回到了沉没错误的途上，宋哲所提倡那积极的人生观和“格物穷理”的道理，为了历史上从来没有研究的遗风，和科学的背景设备等，于是昙花一现，思想上又返到了过去的时代！

　　每个时代都有一个再生时期，不在这方面或者就在那方面具有返老还童的趋势。古文改革到了明朝，一方面，文学是走到形式的死路上；一方面是在蕴蓄着蓬勃的生机。在明朝以前的元代，已经有了白话戏曲，明朝以来，白话的词曲，虽然仍旧存在，可是明代在文学上最伟大的杰作，是用白话写的小说，好像《三国志》，《西厢记》，《水浒传》等都是历史上白话文长篇小说中不可多得的佳本，迄清时，又有《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小说出现，因此，这五百年来，文学上可以说是由古典的文学到了市民文学，为文学历史上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在这个时候，文学就分成了两个部位，像《三国志》，《水浒》这一类的文学作品，在当时目为低级文学，为社会中一般下层阶级的民众，像卖豆腐的，拉车的，缝纫的作为茶余饭后的读物；而一般士大夫阶级，仍旧在跑其“求功名”的道路，大做典试的八股文章。

　　总括来说，在历史我国是发生了好几次的再生运动，从各方面表露复苏的精神，唐代可谓是我们文学上的大改革，民族也表现一些生机；但是一会儿又转到了衰老时期。迄宋朝，文学又焕发了新生，并且思想上表露复活的气象，但是因为旧势力雄厚，新刺激，新血液贫乏，不久又朝八股文学的路儿跑。明代以后，白话文的兴勃，文学上又表现了一种生机；然而一般士大夫阶级仍在做古典应试的文学。所以我国历史上虽然有了好几次的“再生时期”交迭起伏，然而返老还童的目的，仍是没有达到。

　　不过，历史演进到了现在，试现最近之数十年中国各方面的活跃，我们觉得中国并没有死亡，过去的“再生运动”也不是完全失败，并且这依旧在继续的进行。我们从历史的观点来作一个比较，更证明现在中国所感应的刺激，所增加的新血液之强大，为历来所未有，这种新刺激新血液，有促中国复活的趋向，所以现在是中国的再生时期，恐怕也就是最末一次的再生运动。因为现在关于政治改革已经大功告成，而在文学改革，社会改革，学术改革诸端也就如狂风怒潮逐波而来，在在都充满了新的希望。现在分别说来：

　　一，政治改革：前者我国历史上的各种改革不容易求得实现，这原因思想，文学，宗教的改革不敌政治上的压抑，往往思想和文学的改革，在政治上稍稍加以压力，即将一笔勾销，好像三十年前，光绪二十四年（即1898年）广东一般领袖如梁启超、康有为所领导戊戌维新运动，全国震动，思想为之一新，那时恭亲王亦立意变法，并颁布了关于政治，军事，教育等等数百件改革案，但是，还不够三个月，顽固的慈禧太后复垂帘听政，不赞成变法，于是，将皇帝幽禁，一般维新的党人，捉的捉，杀的杀，如火如荼的改革运动，就给这一位老太太轻轻地一笔勾销，这是给一般人的一个大教训，皇帝或一般谋臣想图改革，尚且还没有成功的希望，在个人方面或是没有地位的人更因着畏缩而消减了改革的念头，倘若一不小心，给御史探悉，那么自己的身家性命，立刻不能保障；想在文学方面努力改革运动，更是没有办法，政治上的压力，立刻将加以取缔，或封报馆或停办书店，历史以来的文字狱，都是言论被钳制的结果。所以，政治的改革在再生时期，实在占着重要的地位，但自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成立，扫荡了几千年专制政治的积污，使中国开放苏生的时代，而一切的革新运动，无论是在文学上，思想上，学术上的，才能够发芽滋长。因此，若果没有了辛亥的政治改革，那么中国一切再生运动都不能成立。所以中国政体的改革，实在是一切改革的惟一条件。

　　其次为文学改革：大多数稍能涉猎西洋文学的，必能理解我国的文字，尚不足以应付生活上的需要，我国的古文为两千年前所形成的文字，这种文字到现在来如果要读通，最少要花费一个极长的时间，倘若要能够写作，那么需要更长期的训练，可是做的文章和讲的话，毕竟又是两件事体，念着文章，普通一般人们听不懂，所以这种文字实在是一种“死的语言”，如果是用来教育儿童，或是用来宣传大众，那是毫无用处的工具，尚在专制时代，早已经有人感觉到改革的需要，可是这种改革并没有成功。

　　何以在过去这种文字的改革不能成功？最大的原因是当时社会环境还实行科举制度，将社会划分了两个阶级，一方面是上层阶级，有智识的，做官的；而又一方面是下层阶级的民众，拉车的，卖豆腐的，缝纫的……这种“我”和“他”的界限划分以后，于是形成彼此的观念。但是环境是这样，如果要做人上人，你得学做八股文章，写端正的小楷，读古文；至于白话文虽然和普通言语音义相同，写语体文是一种实用的文章；可是上层阶级的智识分子，大家目为那是下等社会人们的读物，要想阅报，做官，丝毫没有帮助，因此改革的结果，遂遭失败。白话文虽然提倡，但是做八股的还是做八股。又因为，白话文为一般看不起，所以连下层阶级的劳苦民众，如果自己有了儿孙，还是要送去学做八股的文章，而白话文的改革，其结局，没有方法不归于失败的。

　　近十余年来，白话文的提倡，所以先从这一点下手，打破“我们”和“他们”的区分，彼此合一。我们觉得中国须有“新文学”，我们觉得白话文是“活的语言”，我们为要打破社会的歧视，所以无论是诗歌，小说，戏剧，传记，……都用白话文来写，而过去有价值的白话作品，更使在社会有机会发扬光大，无论社会的上下层，大家都对白话文发生好感，并且在生活上去应用，是这样，文学才可以改革。而近十余年以来，我们都在从事这种工作。

　　白话文的“白话”，和在两粤通俗所谓“白话”的意义，颇有不同，在两广说到“白话”，意思就是指“广话”而言，这里面也有一个来源的；因为在从前表演粤戏的时候，舞台上表演的人，一方面是“唱”，一方面是“白”，所谓“白”就是“道白”，“道白”都是用“广话”，这在大众听起来，“唱”的有时不会懂得，却是“道白”的，往往听得清清白白，所以“广话”又叫做“白话”，但是在白话文所谓的“白话”，其意合“普通话（或叫官话）”相同，我国全国为同一的民族，是应该有同一的语言，这就是所谓“国语”。

　　至于凡是可称做“国语文”的，必须具有两种条件：第一是全国流行最广，大家最容易懂得的方言，第二，要有写作的形式之标准，使大众易学易教。这几乎是全世界相同的道理，好象从前欧洲西部多用拉丁文字，但到现在，意大利就用意大利的语言文字，法兰西有法语法文，英国和德国也有其国语国文。但是意大利、法兰西、英、德等国，其国语的成文，也不外上述这两个条件，即要在全国流行最广和有其写作的形式。

　　在中国，语言方面流行最广的就是“白话”或叫“官话”，又叫“普通话”，我们试一看丁文江和翁文灏所制的《中国语言分布图》，我们就知道“普通话”在中国流行范围的广大，从北到俄边哈尔滨，山东三省而万里长城，长江一带，南到与安南毗连的云、贵；从东边南京起到西边的四川止，我们统观中国东南西北这一个大区域，那么包括了东三省，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江苏一部），云南，贵州和广西的一部，所以“普通话”流行的地方，在我国本部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各处流行的“普通话”，虽然未尝没有多少出入，但是大同小异，都可以说是“普通话”，因此用“普通话”求做“国语”的标准，已经具备了第一个资格，至于第二个资格，也就颇有把握，近五百年以来，民间流行的有唱戏的戏本或说书的曲谱，都是由“普通话”而变成写作的形式，里面有浅显的人人可懂的，好像父母子女的欢态，爱情的，诉苦的描写；有歌唱有骂语，……的表述，这些在古典的文学里是找不着，恋爱的诗歌，听了以后令到个个会动情，倘若是要用古典的文学来表达，那么值得要先下一番苦功，专心研究了二十年以后才读得到。

　　至于我国的方言，口中所讲的语言，能够表现写作形式的，共有三种：一是广东话即粤语，在文艺上有相当价值的写作，就是“粤讴”，二是苏州话即吴语，吴人常将口中的言语记载而成戏曲，说白，和小说；三是北方官话，这种语言所产生的文学作品很多，好像《红楼梦》，《三国志》，《西厢记》，《封神》等。是从三四百年以前直流传到现在，为我国社会上最通俗的小说，几乎个个都读，一提起来个个都知道，所以在写作的形式来讲当然也以普通话为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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