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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用典故


  今天我再来谈用典故罢。

  上回我说庾信写文章写得非常之快,他用典故并不是翻书的,他是乱写,正同花一样乱开,萤火虫一样乱飞。而且我举出我的朋友秋心为证。我这话当然说得很切实,但反对者如反对我,“你究竟是乱说!人家的事情你怎么能知道呢?”那我只好学庄子诡辩,子非我,安知我不能知道呢?话不要游戏,我还是引杜甫的话,“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是可以知道的。今天我再来说用典故比庾信稍为慢一点儿的,至少要慢五分钟。且听我慢慢道来。

  我第一想起陶渊明。陶渊明作诗是很正经的,决没有乱写的句子,有一回用了一个太阳的典故,不说太阳而说“乌”,却是写得好玩的。这首诗题作“怨诗”,诗确是有点怨,然而因为这一只“乌”的缘故,我觉得陶公非常之可爱了,他思索得这一个典故时,他一定自己笑了,觉得好玩,于是诗的空气缓和好些了。诗是这样的,“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结发念善事,僶俛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造夕思鸡鸣当然是真的光景,老年人冬夜睡不着,巴不得鸡鸣,天便亮了,而“及晨愿乌迁”决然是一句文章,意思是说清早的日子也难过,巴不得太阳走快一点,因为写实的“鸡鸣”而来一个典故的“乌迁”对着,其时陶公的想象里必然有一支乌,忘记太阳了。

  这是很难得的,在悲苦的空气里,也还是有幽默的呼息,也便叫做“哀而不伤”。这样的用典故确是同庾信的用典故不同,乌是从作者的文思里飞出来的,不是自己飞出来的所以要来得慢,可以令我们读者看得出了。虽然慢这支乌确是活的不是死的,仿佛“犹带昭阳日影来”了。总之陶渊明偶尔用典故不是死典故,我想谁都不能否认我的话。到了后来的李商隐完全弄这个把戏,他比庾信慢一点,比陶渊明又要快一点,介乎二者之间。

  庾信不自觉,李商隐自觉,庾信是“乘风云之性灵”,李商隐则是诗人的想象了。他写唐明皇杨贵妃“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六军驻马等于陶渊明的造夕思鸡,七夕牵牛则是及晨望乌了,是对出来的,是慢慢地想了一会儿的,是写得好玩的,虽是典故,而确是有牵牛的想象的。不知者每每说李诗纤巧,而陶渊明独不纤巧乎?不知诗人的想象便不能谈诗,谓陶句不纤巧者,是以乌迁为一死典故而已耳。

  “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这是李商隐写隋宫的,上句是以典故写景,真是写得美丽,下一句则来得非常之快,真写得苍凉。上句貌似庾信,下句是神似。多一个自觉,故说貌似。来得不由己,故曰神似。没有典故便没有腐草没有萤火。没有腐草没有萤火也没有垂杨没有暮鸦,那时世界上也没有诗人。

  杜甫的诗有感情有图画,是白描一派,无须乎用典故的。但杜甫有时也拿典故来写想象。他咏明妃诗句,“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塚向黄昏。”便很见功夫见想象。紫台是汉宫名,“一去紫台连朔漠”意思是由汉宫出发到匈奴那里去,这么大的距离给他一句写了,妙处便在紫台,由紫台连得起朔漠于是“一去紫台连朔漠”,仿佛是对对子,读之觉其自然,事实却很不自然,比李白的“千里江陵一日还”还要快过多少倍了,比我们现在坐飞机还要快。一句还不自然,接着“独留青塚向黄昏”句则文章是天生的,非常之自然。而事实杜甫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他费了很大的气力。妙处在青塚这个故事,相传明妃塚草独青,而这个美的故事只当作一个典故用。“向黄昏”是诗人的想象,是文生情,也正是情生文,于是这两句真是活的了,而是从典故的死灰里复燃的。换一句话说,没有典故便没有诗。

  其余如咏宋玉“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以及写他自己漂泊西南大地之间,“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俱是以典故写想象。五溪衣服句很费力,却能生动。五溪蛮的衣服是染色的,这是典故,我们在避难时也有此情景,同着当地土人邀游山水,尤其是过年过节看了他们男妇老幼穿着新衣服花花绿绿的,我们与之共天上的云眼前的山光水色了,热闹的很,故杜甫曰,“五溪衣服共云山”。有这一句则“三峡楼台淹日月”一点也不空,都是诗人的实景了。“云雨荒台岂梦思”这一句我最佩服,把朝云暮雨的梦真拿来写景,不愧是大诗人了。然而无论怎么说杜甫的典故是来得非常之慢的,较之庾信是小巫见大巫。

  作文叙事抒情有时有很难写的地方,每每借助于典故。这样的用典故最见作者思想的高下,高就高,低就低,一点也不能撒谎的。陶渊明《命子诗》有云:“厉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于我,既见其生,实欲其可。……”我很喜欢这个厉生子的典故。《庄子》,“厉之人,半夜生其子,遽取火而视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厉之人大概生得很寒伧,庄子的文章是幽默,陶公用来则真显出陶公的大雅与真情了。人谁不爱其子,谁不望自己的儿子好,但不能像陶公会说话了,因为陶公人品高。陶公在说他穷的时候也用了一个很好的典故。

  因为家贫没有酒喝他这样写:“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这个诗题是“九日闲居”,寒华句是说菊花,当然写的好,尘爵句更佳。典故出自《诗经》“瓶之罄矣惟罍之耻”。《诗经》这两句文章也真是有趣,然而不是陶渊明告诉我,我未曾注意了。总而言之家里没有酒罢了,瓶子里是空的。瓶子说:“这不能怪我,是他可耻,是他里头没有酒。”瓶子指着一个更大的盛酒的家伙说。所以酒真是没有了,这里也是空的,那里也是空的。陶公连米也没有大的东西盛,故曰:“瓶无储粟”,何况酒。他大约是望着空杯子,杯子说,“不怪我是酒瓶子里没有。”故诗曰“尘爵耻虚罍”。不懂得《诗经》,便不知陶诗之佳了。陶渊明真会读书。他说他好读书不求甚解,孰知他是神解。

  有时有一种伟大的意思而很难表现。用典故有时又很容易表现。这种例子是偶尔有之,有之于李商隐的诗里头,便是我常称赞的这两句:“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这是写牡丹的诗,意思是说在黑夜里这些鲜花绿叶俱在,仿佛是诗人画的,寄给朝云,因为明天早晨太阳一出来便看见了。没有梦中五色笔的典故,这种意境实在无从下笔。朝云二字也来得非常之自然,而且具体。

  有时用典故简直不是取典故里的意义,只是取字面。如李商隐《华山题王母祠绝句》云:“莲花峰下锁雕梁,此去瑶池地共长。好为麻姑到东海,劝栽黄竹莫栽桑。”诗写得很快,很美丽,很有悲情,他不喜欢沧海变桑田这一件事于是叫人家不要栽桑树好了。不栽桑栽什么呢?随便栽什么都可以,只要天地长不没!恰好穆天子有“黄竹”之诗,那么就栽你们的黄竹好了。是叫这个老太太。(我假设是老太太,其实照陶渊明“王母怡妙颜”的话未必是老太太)对那个老太太说的话。其实黄竹是个地名,作者乱借字面而已。庾信也常借字面,但感情没有李诗的重。李的感情重而诗美,庾信生平最萧瑟。用典故却不宜感情重,感情重愈生动愈晦涩。

  我在上回的文章里说过,外国文学重故事,中国文学没有故事只有典故,一个表现方法是戏剧的,一个只是联想只是点缀。这是根本的区别,简直是东西文化的区别。中国文学里如有故事,则其故事性必不能表现得出,反不如其典故之生动了。因为有故事必有理想,有理想必要表演出来的,非用典故暗示所能行的。李商隐咏常娥有云:“常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这是作者的理想,跑到天上去是非常之寂寞的,而人间又不可以长生不老,而诗人天上的布景仍是海阔与天空,即咱们的地球,头上有青天,眼下有碧海,正同美人的镜子一样,当中有一个人儿了。中国没有戏剧,这个故事如编剧,一定很成功,当典故真可惜了。李诗另有咏月绝句云,“过水穿楼触处明,藏人带树远含清……”这是说月亮里头有一女子而且有树,都藏在里头看不见了,而且光照一处明一处,只是藏了自己。这都是适宜于写故事,而作者是用典故,故晦涩了。总之典故好比是一面镜子,他只宜照出你来,你不宜去照他。

  (一九四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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