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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用典故


  作文用典故本来同用比喻一样,有他的心理学上的根据,任何国的文学皆然。在外国文学里头用典故这件事简直不成问题,只看典故用得好不好,正如同比喻用得好不好。他们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里头,典故不常用,正如同比喻不常用,若用之则是有必要,这时文章的意思格外显豁,感人的效果格外大。中国的事情每不可以常理论,他没有文章而有典故!于是典故确乎应该在排斥之列。我说中国是因为没有文章而有典故,这话一点也不错,只看中国的文章里头没有比喻便可以知道。若用比喻则非有意思不可了,有意思才叫做文章。只看周秦的文章连篇累牍用的是比喻,而后来的文章则只有典故,中国确乎是从周秦以后没有文章了。有典故没有文章,这样的文学不应该排斥吗?那么照意义说起来,我们反对典故,并不是反对典故本身,乃是反对没有意思的典故罢了。

  因为反对典故的缘故,我曾赞美宋儒的文章,我读朱子《四书集注》,文章都很能达意,在他许多文字里头只有两个典故,即“枉尺直寻”与“胶柱鼓瑟”,实在这也不能算是典故,只是成语罢了。其解释“欲罢不能”云:“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饱。”这样有力量的文章要什么典故呢?二程子称大程子“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然学者于道不知所向,则孰知斯人之为功;不知所至,则孰知斯名之称情也哉?”这是多么能达意的文章,何暇用典故?这样的文章,应该算是理想的“古文”。即是韩愈所提倡的古文的古文。那么我平常反对古文也只是反对他没有意思罢了。

  我今天的本意是作典故赞的,开头却说了上面一段话无非是表示我很公平,我说话向来没有偏见。那么我来赞典故乃是典故真可赞了。中国的坏文章,没有文章只有典故。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好文章,要有典故才有文章!这真是一件奇事。我所赞美的,便是这种要有典故才有文章的文章了。那么倘若没有典故岂不就没有文章了吗?是不然。是必有文章的,因此也必有典故,正如外国文章里必有风景,必有故事。换一句话说,中国的诗人是以典故写风景,以典故当故事了。

  中国文学里没有史诗,没有悲剧,也不大有小说,所有的只是外国文学里最后才发达的“散文”。于是中国的散文包括了一切,中国的诗也是散文。最显明的征象便是中国的文章里(包括诗)没有故事。没有故事故无须结构,他的起头同他的收尾是一样,他是世界上最自由的文章了。这正同中国的哲学一样,他是不需要方法的,一句话便是哲学。所以在中国文章里,有开门见山的话。其妙处全在典故。下面是庾信《谢滕王赉马启》的全文:

  某启:奉教垂赉乌骝马一匹。柳谷未开,翻逢紫燕,陵源犹远,忽见桃花。流电争光,浮云连影。张敞画眉之暇,直走章台;王济饮酒之欢,长驱金埒。谨启。

  第一句等于题目。接着是无头无尾的文章,同时也是完完全全的文章,不多不少的文章。所用的全是马的典故,而作者的想象随着奔流出来了。柳谷句,张掖之柳谷,有石自开,其文有马;紫燕是马名。接着两句,“流电”“浮云”俱系马名,“争光”与“连影”则是想象,写马跑得快。争光犹可及,连影则非真有境界不可,仿佛马在太阳底下跑,自己的影子一个一个的连着了,跟着跑了。那么争光亦不可及,作者的笔下实有马的光彩了。

  我并不是附会其说,只看作者另外有这样一句文章,“一马之奔,无一毛而不动”,他的句子确不是死文章了。画眉之暇,走马章台;饮酒之欢,长驱金埒,可不作解释。读者试看,这样一篇文章不是行云流水吗?不胜过我们现在一篇短篇小说吗?他没有结构而驰骋想象,所用典故,全是风景。他写马,而马的世界甚广,可谓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时间与空间在这里都不成问题,连桃花源也做了马的背景了。在任何国的文学里没有这样的文章的。我们不能说他离开典故没有文章,乃是他有文章自然有典故了。外国的文章靠故事,我们不能说他离开故事没有文章,他是有文章自然有故事了。莎士比亚在他的剧本里写一个公爵给国王流放出去,舞台上自白道:

  Now no way can I stray,
  Save back to England, all the world's my way,

  这样的文章写得多容易。真是同庾信的文章一样容易!这样写“流放”是伟大的文章,借故事表现着作者的境界。中国的诗人则是藉典故表现境界了。我这话也决不是附会,有时也有等于藉故事表现境界的,也正是庾信的文章,如皇帝赐给他东西谢皇帝而这样写一个“谢”字:“直以物受其生,于天不谢。”这完全是英国莎士比亚的写法了。不过这是偶然的,中国文章本来不以表现情节见长,而诗人伟大的怀抱却是可以以同样尺度去度量的了。我顶喜欢庾信这两句写景的文章:“龟言此地之寒,鹤讶今年之雪。”大约没有典故他不会写这样的美景,典故是为诗人天造地设的了。“草无忘忧之意,花无长乐之心”,“非夏日而可畏,异秋天而可悲”,都是以典故为辞藻,于辞藻见性情。是的,中国有一派诗人,辞藻是他的山川日月了。

  庾信的《象戏赋》有这样两句话,“昭日月之光景,乘风云之性灵”,正是他自己的文章。我最佩服这种文章,因为我自己的文章恰短于此,故我佩服他。我大约同陶渊明杜甫是属于白描一派。人说“文章是自己的好”,我确是懂得别人的好。说至此,我常常觉得我的幸运,我是于今人而见古人的。亡友秋心君是白话文学里头的庾信,只可惜死得太早了,我看他写文章总是乱写,并不加思索,我想庾信写文章也一定如此。他们用典故并不是抄书的,他们写文章比我们快得多。

  有一回我同秋心两人在东安市场定做皮鞋,一人一双,那时我住在西山,后来鞋子他替我取来了,写信告诉我,“鞋子已拿来,专等足下来穿到足上去。”他写文章有趣,他的有趣便在于快。庾信的《枯树赋》有这两句:“秦则大夫受职,汉则将军坐焉。”我想他的将军坐焉同秋心的足下足上是一样写得好玩的,此他的文章所以生动之故。

  我今天写这个题目,本来预备了好些“典故”,但写至此已觉得可以成一短文,其余的只好暂不写,否则文章恐怕长了。然而这样又不能说典故之长于万一了。此决非夸大之辞,实乃缩小之论。

  (一九四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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