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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花牌楼下


  我与花牌楼作别,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可是我一直总没有忘记那地方,因为在那一排三数间房屋内,有几个妇女,值得来说她们一说。其中的一个自然是那主妇,就是潘姨太太,据伯升告诉我们,说是名叫大凤,乃是北京人氏,因为身份是妾,自然有些举动要为人所误解,特别是主人无端憎恶本妻所出的儿孙的时候。及至祖父于光绪甲辰(一九〇四)年去世,遂觉得难于家居,渐渐“不安于室”,乃于宣统己酉(一九〇九)年冬天得到主母的谅解,辞别而去。

  最初据说是跟了一个自称是姜太公后人的本地小流氓走的,可是后来那人的眼瞎了,所以她的下落也就不得而知了。这里第二个人,便是女仆宋妈,她是台州的黄岩县人,却在杭州做工,她的生活大概是普通的穷苦妇人一样,也经过好些事情,那时她大约四十几岁,嫁了一个轿夫,也是穷得可以的绍兴乡下人。但她似乎很是乐观,对丈夫照料得很是周到,还拿些家乡土产的六谷粉来吃,这个在上边已经说及,我常是分得一杯羹的。

  门外是东边的邻居,已经不在一个墙门之内,住着一家姓石的,男人名叫石泉新,是在塔儿头开羊肉店的,他的妻子余氏是绍兴人,和潘姨太太是好朋友,时常过来谈心。那余氏人颇聪明,学的杭州话很不错,但是据她自述,她的半生也是够悲惨的。起初她是正式嫁在山乡,照例是母家要得一笔“财礼”,这有时要的太多了,便似乎是变相的“身价”,结果就不很好了。过去之后不中那老姑之意,生生的把他们分离了,夫家因为要收回那一笔钱,遂将她转卖给人,便是那羊肉“店倌”。幸而羊肉店倌是独身的,没有父母兄弟,而且夫妻感情很好,但是“活切头”的境遇到底不是很好受的。民间称妇人再醮者为“二婚头”,其有夫尚存在者则为“活切头”,尤其不是出于合意离婚,不免有“藕断丝连”之恨,我们看陆放翁沈园的故事,虽然男女关系不同,但也约略的可以了解了。

  花牌楼的东邻贴隔壁是一家姚姓的,姚老太太年约五十余岁,看去也还和善,却不知道什么缘故与潘姨太太处得不很好,到后来几乎见面也不打招呼了。姚家有一个干女儿,她本姓杨,家住清波门头,因为行三,人家都称她作三姑娘,姚老太太便叫作“阿三”。她不管大人们的纠葛,常来这边串门,大抵先到楼上去,同潘姨太太搭赸一回,随后走下楼来,站在我同仆人公用的一张板棹旁边,看我影写陆润庠的木刻的字帖。我不曾和她谈过一句话,也不曾仔细的看过她的面貌与姿态。在此时回想起来,仿佛是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身材,年纪十二三岁的少女,并没有什么殊胜的地方,但是在我性生活上总是第一个人,使我对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引起我没有明了的概念的,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了。

  有一天晚上,潘姨太太忽然又发表对于姚姓的憎恨,末了说道:“阿三那小东西,也不是好货,将来总要落到拱辰桥去做婊子的。”

  我不很明白做婊子这些是什么事情,但当时听了心里想道:“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婊子,我必定去救她出来。”

  大半年的光阴这样消费过了。到了夏天因为母亲生病,便离开杭州回家去了。一个月以后,阮元甫告假回去,顺便到我家里,说起花牌楼的事情,说道:“杨家的三姑娘患霍乱死了。”我那时听了也很觉得不快,想像她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

  丙戌(一九四六)年在南京,感念旧事,作《往昔》诗三十首,以后稍续数章,有《花牌楼》三首,即写当时情事者,今将末章抄录于后,算作有诗为证吧。

  吾怀花牌楼,难忘诸妇女。
  主妇有好友,东邻石家妇。
  自言嫁山家,会逢老姑怒。
  强分连理枝,卖与宁波贾。
  后夫幸见怜,前夫情难负。
  生作活切头,无人知此苦。
  佣妇有宋媪,一再丧其侣。
  最后从轿夫,肩头肉成阜。
  数月一来见,呐呐语不吐。
  但言生意薄,各不能相顾。
  隔壁姚氏妪,土著操杭语。
  老年苦孤独,瘦影行踽踽。
  留得干女儿,盈盈十四五。
  家住清波门,随意自来去。
  天时入夏秋,恶疾猛如虎。
  婉娈杨三姑,一日归黄土。
  主妇生北平,髫年侍祖父。
  嫁得穷京官,庶几尚得所。
  应是命不犹,适值暴风雨。
  中年终下堂,漂泊不知处。
  人生良大难,到处闻凄楚。
  不暇哀前人,但为后人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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