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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花牌楼中


  我写日记始于戊戌正月,开头的一天便记着鲁迅来杭州的事。今将头几天的日记照抄于下:

  “正月廿八日,阴。去。(案即去看祖父的略语。)下午,豫亭兄偕章庆至,坐谈片刻,偕归。收到《壶天录》四本,《读史探骊录》五本,《淞隐漫录》四本,《阅微草堂笔记》六本。

  廿九日,雨。上午兄去,午餐归。兄往申昌购《徐霞客游记》六本,《春融堂笔记》二本,宋本《唐人合集》十本有布套,画报二本,白奇(旱烟)一斤,五香膏四个。

  三十日,雨。上午兄去。食水芹紫油菜,味同油菜,第茎紫如茄树耳,花色黄。兄午餐归,贻予建历一本,口香饼二十五枚。

  二月初一日,雨。上午予偕兄去,即回。兄往越,带回《历下志游》二本,《淮军平捻记》二本,《梅岭百鸟画谱》二本锦套,《虎口余生记》一本,画报一本,《紫气东来图》一张着色,中西月份牌一张。予送之门外,顷之大雨倾盆,天色如墨。”

  至闰三月初九日,记着接越中初七日来信,云拟往南京投考水师学堂,隔了两日即于十二日来杭州作别,盖不及等祖父的许可,已决定前去了。本来伯升已在那里,也并无不许可的理由,但总之即此可见鲁迅离家的心的坚决了。我在花牌楼却还是浑浑噩噩的,不觉得怎么样,还是按期作文诗,至四月廿六日这才“窗课完篇”,便是试作八股文是整篇的了,有了文童应考的资格了。五月初七日仆人阮标告假回越,叫他顺便往家里取几部书来,但是十二日归来,书并没有拿,却说母亲有病,叫我暂时回去,我遂于十七日离杭,从此与花牌楼永别了。当天的日记云:

  “十七日,晴。黎明与阮元甫收拾行李动身,时方夜半,残月尚在屋角,行至候潮门,门尚未开,坐等许久始启,行至江边,日方衔山而上,光映水中,颇觉可观。乘渡船过江,步至西兴,时方清晨,在饭馆饭毕,下四摇头,(一种快航船,用四人摇橹故名,)过钱清柯亭诸处,下午至西郭门育婴堂门口上岸,唤小舟至大云桥,步行至家,祖母母亲均各安健,三四弟亦安,不禁欢然。”原来母亲并没有什么病,只是因为挂念我,所以托词叫我回来,我写的杭州日记也就至此为止,不再写下去了。

  戊戌这年,是中国政治上新旧两派势力作殊死斗的那一年,关系很大,可是在那日记上看不到什么,这原因是日记写到五月为止,没有八月十三的那一场。祖父平常租看《申报》,我的日记里也一鳞半爪的记有时事,如三月十七日项下,“报云俄欲占东三省,英欲占浙,”又关于德国亨利亲王觐见的事,再三的记载,最后于互相送礼一节说道:

  “亨利送上礼物四抬,中有珊瑚长八尺余,上送以十六抬,中珍珠朝珠一串,每粒重钱余云,吁!”虽然祖父骂呆皇帝昏太后,推想起来,对于主张维新诸人也不会有什么好评,但总之不一定反对变法,那是大抵可信的。五月十三日记初五日奉上谕,科举改策论,十四日往见祖父,便改定作文的期日,定为逢三作文,逢六作论,逢九作策,可见他不是死硬的要八股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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