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盐法(3)

盐法(3)

　　河东自嘉庆十四年南河大工，每斤加价一文，较乾隆课额已增至十六万余。十七年加入吉兰泰活引，又六万余两。河东盐向侵淮岸，至道光十一年，淮北改票，反灌河东，而商力益困。乃将活引减半，河工加价减二成，既由招商变为举报，又变为签商，破产者众。咸丰二年，命户部侍郎王庆云往查。寻奏定留商行票，分立总岸，商运盐至，发贩行销，裁革州县陋规银二十七万余两，运城商厅所摊公费七万余两，并知池价踊贵，由坐商销乏，将畦地出租，坐食销价，夥租者按年轮晒，先晒者盗挖盐根，囤私肥己，故每名价至百二三十两。于是严禁，定白盐不得过六十两，青盐不得过四十两，泽、潞节省等银摊入通省引内，每引九分，另筹经费办公，每引七分，并酌加盐斤，计成本引仅一两六钱，商情悦服，原将活引之半及加价二成完纳。未几，殷商九十余家，以急军需，共捐银三百万，给永免充商执照，改为民运民销。山西、陕西、河南为官运官销，删除河工活引节费名目，定每斤徵课银三釐五毫，每名合银百五两，较前增七万余，此咸丰四年也。时长江梗阻，河东以侵淮纲大畅，先后加河南灵宝口岸引三百名。

　　山西岢岚等食土盐十三州县，引二千四百九十四道，惟陕甘盐池旧辖于河东。康熙二十八年，改令花马小池归甘肃疆臣管理，而大池如故。自咸丰五年，陕西巡抚王庆云议改课归地丁。庆云旋调山西。吴振棫之奏言：“陕民贫乏，若徵盐课，力实不遑，小民纳无盐之课，驵侩卖无课之盐，事殊欠允。请饬豫省改招为便。”谕与庆云会商。寻改为官民并运。时库款支绌，部议令河东抽釐济饷。巡抚以难行，第于额引加引，每名各取羡余，约加银五万。直隶总督因海防亦请加斤加价，庚申纲遂加引六百名，辛酉纲加五百名，共加银四十八万，然惟辛酉纲全完。旋值陕回乱，捻匪窜河南、陕西，销路骤塞，乃酌停加引。

　　两淮于咸丰三年，以江路不通，南盐无商收卖，私贩肆行，部议令就场徵税。四年，复令拨盐引运赴琦善、向荣大营抵饷。怡良旋奏易引为斤，每百斤抽税钱三百，以二百四十文报拨，以六十文作外销经费。时湖广总督、江西巡抚皆以淮引不至，请借运川、粤盐分售于太湖南北，江西则食闽、浙、粤之盐。部议由官借运，不若化私为官，奏准川、粤盐入楚，商民均许贩鬻，惟择堵私隘口抽税，一税后给照放行。

　　北盐自军营提盐抵饷，遂为武人垄断。提督李世忠部下赴坝领盐，栈盐不足，辄下场自捆，夹私之弊，不可究诘。同治三年，御史刘毓槐疏请整顿。事下江督曾国藩。国藩疏论：“淮南盐务，运道难通，筹办有二难。一在邻盐侵灌太久。西岸食浙私、粤私而兼闽私，楚岸食川私而兼潞私，引地被占十年，民藉以济食，官亦藉以抽釐，势不能骤绝。一在釐卡设立太多。淮盐出江，自仪徵以达楚西，层层设卡报税，诸军仰食，性命相依，不能概撤。臣思办法不外疏销、轻本、保价、杜私四者。自邻盐侵占淮界，本轻利厚，淮盐难与之敌。查之既烦，堵且生变。计惟重税邻私，俾邻本重而淮本轻，庶邻盐化私为官，淮盐亦得进步。现已咨湖广、江西各督抚，将邻私釐金加抽，待至淮运日多，销路日畅，然后逐之而申其禁，此疏销之略也。近年楚西之盐，每引完釐在十五两以上。今改逢卡抽收为到岸销售后汇总完釐。前收十五两有奇，今楚岸祗十一两九钱八分，西岸九两四钱四分，皖省四两四钱。既减釐以便商，人先售而后纳，此轻本之略也。商贩求利，皆原价昂，然往往跌价抢售。其始一二奸商零贩，但求卸物先销，不肯守日赔利。其后彼此争先，愈跌愈贱，虽欲挽回以保成本，不可得也。现于楚西各岸设督销局，盐运到岸，令商贩投局挂号，悬牌定价，挨次轮销，时而盐少，民无食贵之虞，时而销滞，商无亏本之虑，此保价之略也。盐法首重缉私。大夥私枭，不难捕拏，最易偷漏者，包内之重斤，船户之夹带。现改复道光三十年旧章，每引六百斤分八包，每包给滷耗七斤半，包索二斤半，共重八十六斤，刊发大票，随时添给，并于大盛关、大通、安庆等处验票截角，如有重斤夹带，即提盐充公。其各岸之兼行邻盐者，亦另给税单，苟无单贩私，即按律治罪，此杜私之略也。”

　　又论：“淮北盐务，有必须停止者三，急宜整理者四。漕臣以清淮设防，令场商每包捐盐五斤，每引共二十斤，旋因逐包捐缴不便，改每运盐百包，带缴五包，其应完盐课及售出盐价，虽经吴棠奏明作为清淮军需，但锱铢而取之，琐屑而派之，殊非政体所宜。此须停止者一也。徐州本山东引地，前因捻氛，引未到岸，经督办徐宿军务田在田奏准散运北盐，画收东课，日久弊多，采买则私自赴场，售销则旁侵皖界。今东引业已通行，不能再讬借运虚名，贻侵销实患。此须停止者二也。北盐已改捆为净盐，未改为毛盐，皆须纳课方准出湖。近来私枭句串营弁，朋贩毛盐，堵之严，则营员出而包庇，缉之疏，则官引尽被占销。此须停止者三也。夫榷盐之法，革其弊而利自兴。臣所谓整理之方，盖亦就诸弊既去，因势利导耳。淮北纲引，前奏至戊午为止。今于五月接开己未新纲，惟兵燹后户口大减，断不能销四十六万引。请先办正额二十九万六千九百八十二引，引收正课一两五分一釐，杂课二钱，又外办经费四钱，仓谷河费盐捕营各一分，他款一概删除。此现筹整理者一也。近来军饷赖盐釐接济，而处处设卡，商贩视为畏途。从前每包约完釐钱二千余。今拟自西坝出湖，先在五河设卡，每包收五百文，运赴上海，再于正阳关收五百文。他卡只准验票，不准重收。盖非减釐不足以轻本，非裁卡不足以恤商。此现筹整理者二也。淮北解饷，向以十成分摊。临淮军营四成，滁州四成，安徽抚营二成。今临、滁两营已裁，而漕臣应量予拨济，嗣后仍应以十成分派，臣营五成，抚营四成，漕营一成。论兵数则小有裒益，论旧制则无甚更张。此现筹整理者三也。北盐每引例定四百斤，捆四包，每包连滷耗重百十斤。近来栈盐出湖，皆在西坝改捆，大包重百三十斤，盐票不符。臣已严禁，并于例给大票外，将每船装盐包数亦填明舱口清单，庶可杜避重就轻，不致以多报少。此现筹整理者四也。”均如所请行。

　　国藩更张盐法，与陶澍不同者，澍意在散轮，与玉庭、若霖同。国藩意在整轮，与全德、曾燠同。然玉庭、若霖筹办散轮，必前两月之轮卖毕，再开后两月续到之轮，未尝不以散寓整，澍实师其意。故国藩鉴于抢售之弊而主整轮，爰有总栈督销之设，一以保场价，一以保岸价。总栈初以仪徵未易修复，设于瓜洲，后岸为水齧而圮，复移仪徵。督销局鄂岸于汉口，湘岸于长沙，西岸于南昌，皖岸于大通。未几，国藩移督直隶，李鸿章继之。其所增捐，莫要于循环给运。其法以认引之事并归督销，俾商贩售出前档之盐，即接请后档之引。初行之淮南，后及于淮北。盖参纲法于票法之中，以旧商为主而不易新商。商有世业，则官有责成，视以前验赀掣签流弊为少，自是历任循之。

　　至光绪五年而增引之说起。增引者，部咨淮北增额八万。时总督沈葆桢疏言：“近年盐商以票价昂，觊觎增引。历任盐臣精盐政者无过曾国藩，每审定一法，必举数十年之利病，如身入其中，而通盘计之。然淮北引额，仅定为二十九万有奇，岂置国计商情于不顾哉？盐政之坏，首由额浮于销，其始尚勉符奏销之限，久乃不可收拾。于是新陈套搭，未几而统销融销矣，又未几而带徵停运矣。惟额少则商少，商少则剔弊易，疏销亦易也。”八年，左宗棠督两江，乃请增引，淮北十六万，淮南鄂岸十一万、湘岸四万、皖岸四万二千余。部议淮北照行，其鄂岸仅增三万、湘岸一万、皖岸一万七千余。

　　及曾国荃涖任，复将淮北加引奏免。盖两淮正课，初合织造、河工、铜斤等款，祗百八十余万，每引徵银一两余。织造、河工、铜斤者，因盐政运司养廉厚，陋规亦多，每年解送织造银二十二万，捐助河工五万。三藩之变，滇铜阻隔，派各盐差采买捐办，水脚又五万。及雍正中，裁减养廉规费以为正款，嗣复及他项。于是正杂内外支款遂钜，每引增至六七两，自改票后始轻。同治中，引地未复，而以釐补课实过之，正无庸增引也。

　　至南盐销数，向以鄂岸为多。及为川盐所据，同治七年，国藩请规复引地，部议令川盐停止行楚。湖广总督李瀚章疏言未可停，惟于沙市设局，以川八成、淮二成配销。后以包计，淮盐较川盐每包斤少，名二成实不及一成。十年，国藩复言：“川侵淮地，当使淮八成而川二成，或淮七、川三。今楚督以鄂饷数钜，恐川盐不畅，入款骤减。臣所求者，淮盐得销行楚岸，则商气苏，原将应得釐银，多拨数成或全数归鄂。”命川、楚督抚会议。国藩等疏言以“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四府还淮南，安陆、襄阳、郧阳、荆州、宜昌五府，荆门州仍准川盐借销，湖南祗岳、常、澧三属行销川盐，岳州、常德亦应归淮，澧州暂销川盐”。经部议准。光绪二年，贵州肃清，御史周声澍疏陈川盐引地已复，请将湖南北各府州全归淮南。部议如所请。于是葆桢奏称湖北川釐，每年报部百五十余万串，计合银不足九十万，请令淮商包完。然湖广督抚以川釐有定，虑包饷难凭，合辞袒川拒淮。至八年，宗棠复移文商榷，迄不果行。

　　长芦自顺治初祗徵课二十万二千有奇。十二年，按明制查出宁饷酬商滴珠缺额等款，照旧徵解。康熙中，复增课增引，遂至四十二万六千有奇。乾隆季年，以逐年误课，参革者众，于是众商公议，完课外每引捐银二钱，以备弥补，名为参课。迨道光末，课额愈重，岸悬愈多，于是又添悬岸课，每引交银四分，而仍不足。至是国藩督直，疏言：“认商既交寄库银千余两，宜与保商以三年定限，凡欠在限内，于本商追缴二成，其一成纲总与出结之散商分赔，过限即无涉，以免畏避。”从之。

　　是时盐臣自国藩、鸿章、葆桢外，惟宗棠及丁宝桢以能名。同治初，宗棠抚浙，疏言：“自金陵陷，淮盐侵灌杭、嘉、松三所，惟绍所勉力搘柱。后行盐地多不守，浙省亦陷。及浙东克复，始饬绍兴暂办票盐，省城及嘉、湖继定，而旧商力难运销，请将四所通改票盐，并设局稽查销数。”经部议准。十年，御史奇臣奏言：“浙东府局，于商贩盐至，辄低其价，以便盐行收买，旋复高其价，以便转售，利归中饱。应请裁撤。”部议敕下巡抚杨昌濬查覆。寻覆称：“两浙本先课后盐。自改票运，因商力薄，仅完半课，其半课俟销后补完。拟撤盐行，仍留府局，督催后半课银。”报可。

　　福建当乾隆时，西路延平、建宁、邵武三府属十五州县，东路福宁府属五州县，南路闽侯二县，归商办，号“商帮”。南路福州、兴化、漳州、泉州四府属二十一厅州县，由官办，号“官帮”，亦谓之“县澳官帮”，包与商办，名“朴户”。嗣后匀配西路各商代销，于是有“代额”之名。商帮以课轻，乐于承运，而本课转拖欠。嘉庆初，乃行带徵与减引法。旋革除代额，久之倒罢相继。道光元年，乃改签商。时旧欠皆价新商，加以场务废弛，官居省城，听海船装盐，私相买卖，谓之“便海”，流弊滋多。至二十九年复倒罢，乃改官运，而承办者以运本半入囊橐。盖闽省行盐，乾隆时用团秤，每百斤折申砝秤百六十斤，以三十斤抵偿折耗。嘉庆中，改用部砝秤，又不给耗盐，其担引折篷引每百斤仅给四十二斤，令作百斤售卖，而完代额百斤之课，是以亏折日甚。其后法愈变愈坏。同治四年，宗棠为闽督，乃请改票运，饬各场官住场。西路以引商为票商，县澳以朴户为贩户，用盐道票代引，名曰“贩单”。西路以三十引起票，东南两路及县澳以百引起票，盖西路每引六百七十五斤，东南路并县澳每引百斤故也。裁杂课，令正课一两加耗一钱，于领票时交纳。外抽釐五钱，于行盐各地设局抽收。计西路每引徵银四两五钱零，东南路及县澳四钱四分零。后以西路课重，奏减每课一两随徵釐四钱。凡旧欠各款豁免。帑息既免，帑本则责令陆续归还。是年徵课耗釐银四十万余，带收旧欠课十九万余，即以四十万定为正额。行之数年，商情大欢，私贩敛迹。

　　陕西花马池盐课，向由布政使收纳。及同治十二年，宗棠为陕甘总督，因西陲用兵，改课为釐，在定边设局抽收，名曰花定盐釐。于是陕西盐利归于甘省。

　　初川盐以滇、黔为边岸。而黔岸又分四路，由永宁往曰永岸，由合江往抵黔之仁怀曰仁岸，由涪州往曰涪岸，由綦江往曰綦岸。至是运商困敝，所恃以畅销者，惟济楚一策。及淮南规复引地，滞引积至八万有奇，积欠羡截百数十万金。光绪初，宝桢督川，定官运商销，先从事黔岸，筹章程十五条：曰裁减浮费，曰清釐积引，曰酌核代销，曰局运商销，曰兼办计岸，曰引归局配，曰展限奏销，曰严定交盘，曰慎重出纳，曰认真黔釐，曰实给船价，曰删减引底引底者，运商向于坐商租引配盐，引给银二十余两，由商总租收，作为课税羡截，领缴引费，及官吏委员提课规费，商局公费，余数二两，分交各坐商。至是历年羡截，运商已缴，本应全革。惟因年久，姑准存一两，曰添置办票，曰酌留津贴，曰酌给奖叙。设总局于泸州，四岸各设分局，檄道员唐炯为督办。其后接办滇岸，川盐行滇，祗昭通、东川两府有张窝、南广两局，谓之大滇边、小滇边。其办理较黔岸为难者，滇自有盐，侵越最易。宝桢筹堵遏法，至五年乃开运。

　　自官运商销，计本年边计各额引全数销清外，复带销积引万余，所收税羡截釐及各杂款又百余万，而奸民不便。会上遣恩承、童华查办他岸，至川，富顺富绅王余照假灶户具词呈控，请改官督商销。有旨垂询。宝桢奏言：“官督商销，利归官与商，官运官销，权全归官，流弊皆大。惟官运商销，官商可相箝制。”既而控案讯明，奏请拏办。迨光绪末，各计岸亦多改官运焉。

　　此外如奉天由纳税改行引，自康熙中停止，无课者百七十余年。同治六年，将军都兴阿奏准行榷釐法，每盐一榷东钱千，为本地军需。光绪三年，将军崇厚请加作二千四百文。八年，将军崇绮再请加二千四百文，名四八盐釐，是为练兵之款。十七年，户部筹饷加二千四百文，名二四盐釐，是为解部之款。二十四年，将军依克唐阿加千二百文，名一二盐釐，是为兴学之款。此三项总称八四盐釐。二十八年，将军增祺又奏设督销局，每斤加榷制钱四，谓之加价，以为官本。然原议由官设局收买，置仓运售，名为督销，实则官运也。值日、俄战起，亦未实行。三十二年，将军赵尔巽请裁督销之名，在奉天立官盐总局，吉林、黑龙江立分局，听商就滩纳税运销。三十三年，东三省设行省，总督徐世昌又改官盐总局为东三省盐务总局，于是吉林、黑龙江始实行官运。初岁徵课银二十四万或四十万，及尔巽至，满百万，其后至百四十万。

　　蒙古盐向归藩部经理。其行销陕、甘者，以阿拉善旗吉兰泰池盐为大宗，俗谓之红盐。道光以前，听民运销。咸丰八年，始招商承运，每百斤收银八两。同治间，遭回乱，商困课逋，经宗棠改课为釐，斤加制钱五。其在山西者，亦红盐最多。嘉庆初，阿拉善王献吉兰泰池，由官招商办运，将口外各厅，大同、朔平二府，及太原、汾州等属，向食土盐州县，划为吉岸引地。至十七年废除。凡入口者，由杀虎口徵税，每斤一分五釐。其外尚有三种：曰鄂尔多斯旗盐，曰苏尼特旗盐，俗谓之白盐，曰乌珠穆沁旗盐，谓之青盐。初照老少盐例，于口内行销。嘉庆末纳税。至光绪时，皆改用抽釐法。

　　其在直隶者，则青盐、白盐，光绪二十八年察哈尔都统奏请抽釐，每斤制钱四，约年得银十二万有奇。明年，热河都统亦照抽，每斤五文。是年直督又请在张家口设督销局，在口外设厂收盐，招商承办，每千斤包纳课银二两，约年得三万有奇。三十三年，热河亦设局，每百斤徵银四钱。宣统元年，减为二钱五分，约年得六万有奇。

　　新疆向听民掣销。光绪三十四年后，始于精河盐池徵税万四千四百两，迪化徵五千一百两，鄯善徵二千四百两，余仍无税。

　　初，盐釐创于两淮南北，数皆重。自国藩整顿，乃稍减。继以规复淮纲，又议重抽川釐。咸丰五年，定花盐每引万斤抽釐八两，嗣因商贩私加至万七千斤，川督骆秉章请就所加斤按引加抽十七两，共正釐二十五两。后各省皆加。及光绪时行铜圆，盐价已暗增，而釐金外更议加价。

　　其事起雍正时。盖长芦盐价，自康熙二十七年定每斤银一分四毫至一分二釐六毫不等。雍正六年，巡盐御史郑禅宝疏称“商课用银，民间买盐用钱。康熙时，银一两换制钱千四五百，每盐一斤，钱十六文。今每两合钱二千，而盐价如故，亦有减至十三四文者，以钱易银，不敷原数。应请部臣会同督臣详议”。至十年，题准每斤加银一釐。乾隆后推行他省，然其意在恤商而已。嘉庆五年，长芦巡盐御史观豫因川、楚未靖，奏请加价济用。仁宗谕曰：“以饷需扰及闾阎，朕不为也。今计食盐者每日止一二文，若增价则人人受累。且私贩必因盐价过昂而起。”已而以河工需费，道光后犹多。至光绪二年，办西徵粮台，户部侍郎袁保恒奏请各省一体加二文，以两江总督沈葆桢力争乃寝。

　　嗣是新政举行，罔不取诸盐利。如二十年因日本构衅设防，部咨各省每斤加收二文。二十七年因筹还赔款，加四文。三十四年，因抵补药税，又加四文，半抵补练兵经费，半归产盐省分拨用，其最著者也。时疆吏集商会议，佥以滞销为忧，而势不能已，自是所入较道光前又增数倍。然长芦经拳匪之扰，商本损失，至借洋款。山东引票各地，自同治六年酌归官办，弊窦殊多。河东仍归官民并运，而不能畅销。福建之票运、四川之官运皆然。广东潮桥，旧由官运，至时与六櫃统归商办，成效亦寡。云南子井，存者寥寥。而淮、浙衰敝尤甚。
　　宣统元年，度支部尚书载泽疏言：“淮南因海势东迁，滷气渐淡，石港、刘庄等场产盐既少，金沙场且不出盐。若淮北三场，离海近，滷气尚厚，惟晒盐出于砖池，例须按池定引。近则砖池以外，广开池基，甚至新基已增，旧滩未划，致产额益无限制。而南商同德昌在淮北铺池，北商尤以为不便。两浙产盐之旺，首推余姚、岱山，次则松江之袁浦、青村、横浦等场，皆板晒之盐也。而杭、嘉、宁、绍所属煎盐各场，滷料亦购自余姚。近年滷贵薪昂，成本加重，商家既舍煎而取晒，灶户亦废灶而停煎。煎数日微，故龙头、长亭、长林等场久缺，而注重转在余、岱。余姚海滩距场远，岱山孤悬海外，向不设场，虽经立局建廒，而官收有限，私晒无穷。此产盐各处之情形也。淮、浙行盐，各有引地，而豫之西平、遂平，久成废岸，湘之衡、永、宝三府及靖州，本淮界而销粤盐，鄂之安、襄、郧、荆、宜五府及荆门州，本淮界而销川盐，浙之温、台、宁、处等处，祗抽釐尚未行引。就目前情形论之，淮北以三贩转运，于岸情每多隔膜，故票贩不问关销，豫贩又多归怨湖贩，此其病在商情之不相联，而各省抽税，势亦足以病商。淮南有四岸督销，权等运司，故运司不能制督销，分销亦不尽受辖于督销，此其病在官权之不相统，而商情涣散，势亦足以自病。浙场距场近者，有肩引、住引之分。距场远者，有纲地、引地之别。加以官办商包，其法不一，纷纭破碎，节节补苴。至捆盐出场，沿途局卡之留难，船户之夹带，则皆不免。此销盐各处之情形也。淮盐行于苏、皖，与浙盐、东盐引界邻；行于豫岸，与东盐、芦盐引界邻；行于西岸，与浙、闽、粤盐引界邻；行于湘、鄂两岸，与川盐、鄂盐引界邻。而鄂之襄、樊，又为芦私、潞私所灌，湘之衡、永、宝，又为粤私所占，两浙引地，苏、皖、西三岸皆与淮邻，即本省之温、台等处，亦为闽私所侵，此皆犬牙相错，时起争端。近年京汉铁路通车，贯豫省而下，淮、芦之争更烈。将来津浦、粤汉等路告成，淮界且四面皆敌，然此犹言邻私也。尤甚者，皖、豫同为淮界，而皖之颍州与汝、光界壤，则以加价轻而及豫岸，台、处同为浙境，而处之缙云为台商承办，则又以包釐微而侵及处郡。江西建昌久为废岸，近设官运局以图规复，而贬价敌私。抚州已虞倒灌，上海租界向为私薮，近设事务所以筹官销，而越界行运，苏属时有责言，是以淮侵淮、以浙侵浙也。大抵利之所在，人争趋之，固未易遏，所恃惟缉私严耳。然弁勇窳败，不能制枭贩，而转扰平民。地方官亦以纲法久废，不负责成，意存膜视。此又引界毗连各处之情形也。近来筹款，以盐为大宗，而淮、浙居天下中心，关于全局尤重。为整顿计，非事权统一不可。拟请将盐务归臣部总理，其产盐省分，督抚作为会办盐政大臣，行盐省分，均兼会办盐政大臣衔。”制曰可。其言南商铺池者，盖光绪三十三年，淮南因盐不敷销，于淮北埒子口苇荡左营增铺新池，谓之济南盐池。三十四年，北商称有碍旧池销路，经江督张人骏令按淮南缺额，以十万引为率。三贩转运者，淮北票盐，旧由票贩自垣运至西坝，售于湖贩，再由湖贩运至正阳关，按轮售于岸贩也。

　　载泽既受督办盐政大臣之命，乃设盐政处，按各区分为八厅，先筹淮北。章程四：曰规复西遂废岸，曰撤退淮边芦店，曰体恤路捐商累，曰包缴豫省釐价。咨商河南巡抚吴重熹，惟末条坚持仍旧。载泽又奏定于西坝设盐釐总局，临淮关设掣验局，余局卡悉裁，三贩统改岸贩，准自赴总局完纳釐金加价，定每引为银币二元二角，折收库平银一两六钱零，均一次收清。至土销引地，酌减银币四角，折收一两二钱，较原额少三成。此二年七月事也。

　　直隶张家口外收蒙盐各场，向由商包办，宣统元年，改为公司。至是复改设官栈，以各厅州县为引岸，由商包引，每年二万，徵银十五万七千。四川归丁各地票运，咸丰后增至六十八厅州县，官运常为所碍。至是奏查井灶就现有者为额，严禁偷卖，以杜票私。三年，以大清银行款七百万、直隶银行款六十万为芦商偿外债，收引地三十六归官办，设局天津。其永平七属，道光间由州县办课。光绪二十九年，改设官运局。至是与新河、平乡二县无商认办者，统归津局经理。

　　初与各国通商，违禁货物，不许出入口，盐其一也。乃奉天之大连、旅顺，吉林之长春，有日本盐；吉林之珲春、延吉有朝鲜盐；黑龙江之满洲里、黑河，吉林之东宁，有俄罗斯盐；广西之镇南关，云南之蒙自，有法兰西盐；香港、澳门所在侵灌。至山东胶州湾租借于德，而侵即墨盐场；奉天辽东半岛租借于俄，又转于日，而占金州盐滩；与复州之交流、凤鸣两岛，有包购余盐、派员缉私两议。后缉私策行，购盐不果。广东广州湾租借于法，吴川之茂珲场为所占，每运盐至香港及越南销售，以入内地，实皆败乱盐法。治鹾政者当有以善其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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