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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2)


  Herzen的政治理想,是想合斯拉夫民族,设立一个联邦的共和国,波兰听他独立。他很赞成土地公有制;以为用了此制,将来容易改行社会主义的新制度,使俄国可以不受资本主义及中产阶级的压制。Herzen虽不是斯拉夫国粹党,但他的意见,也以为俄国社会革命,比欧洲各国更有好的希望,因为在俄国过去的迫压,还是较少些许。别国都经了多次变革,所以个人略一行动,便被过去的遗迹绊倒,阻了上进的路;俄国的个人,便没有什么“过去”来妨碍他。

  Herzen比别人更懂得他们自己国民的心理。俄国人在善恶两方面,在积极的拥护人权,与消极的顺受两方面,都是绝对的。所谓自由政治,在他们看来,不过真的民权思想的赝品。他们知道专制或民主,不知道有什么折衷,什么调和。“旧酒瓶上的新标纸”,是不能使他们满足。君主的自由政治称作立宪政体,决不是俄国人所喜的。但Herzen反对国家,还不如无政府主义者一般,要完全将国家废去。他赞成“国民的结合”,却尚未说到“人类的结合”。据他说,国家自身本无存在的价值,不过是人民生活的有组织的机关;所以须顺应了人民生活的发达变化而改革。国家是人民的仆役,不是人民的主人,如西欧社会党所说的一样。

  亚力山大二世解放农奴的宣言,狠使Herzen喜悦,对于俄国将来大有希望,当时有名的经济学家批评家Tchernyshevski,也抱同一的乐观。Tchernyshevski的哲学的意见,是以Feuerbach的唯物论为本;他的对于将来社会的思想,则出于St.Simon与Fourier的学说。他也与Herzen相同,狠说乡镇土地公有制的重要。他说,在俄国这种制度人人都已晓得,容易实行社会主义;若在欧洲则土地私有制便狠足为梗。所以俄国可以立时行用共产制度,即不然,也狠可缩短私有制的期限。他的意见以为民众应有统辖政府的权;只因现在教育不足,所以改革只能从上而下。

  但要行这种改革,从下发生的一种运动,或阴谋反抗,也是必要。各国民都有自决的权,所以不但波兰应该独立,便是Ukraine也应听其自主。Tchernyshevski的有名的小说《怎么好》(Tshto djelatj=What is to be done?)在俄国革命思想上,也有实际的影响。这书是在狱中时为《现代杂志》而作,经检查官许可出版。因此可以想见书中并无明白确定的政治理论;但关于哲学,宗教,家庭生活,私有财产诸问题,隐隐地含着许多破坏的议论。当初官僚以为这是一种平常小说;但俄国读者能从夹行里寻出意义,于是检查官发了慌,将这书又禁止没收了。

  Tchernyshevski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对于农民问题的解决办法,成了一八六〇年以后起的一切革命主张的根本。俄国有知识的人,看出政府的无能,和他不肯废弃旧制度的情形,所以决心到人民中间去,寻出在这急剧改革上所必要的力量来。一八六一年Majkov发布他对于青年的宣言书,指出推翻专制,解决土地问题的绝对的必要。一八六二年土地与自由会(Zemlja i Volja)成立。这会的目的,是在求政治的自由,改造联邦,均分土地这几件事。

  其时波兰革命已经发生,政府有了口实,可以大行反动的新政策。但在俄国此时,已没有什么迫害方法,能止住革命运动了。国内有知识的人,因为要避专制的毒害,多逃往外国,往瑞士的尤多;在那地方遇着西欧社会主义运动与文学的影响,受了一种新激刺,俄国革命运动愈加旺盛了。但他们还未得到一面旗帜,在这旗底下,大家可以聚集——Pyotr Lavrov便是为他们竖起这样一面旗帜的人。

  Lavrov是俄国哲学家中最有科学思想的人。他不像前代人物,看重神学或玄学上的思索,他以为哲学的目的,是在研究事实,与从事实得来的推论。所以他专心研究历史社会学的哲学,和社会伦理的组织。他所想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便是个人的人格。Marx学说的枢轴,是经济的进化与生产力的发达;Lavrov学说的中心,是个人的进步与发展。照他的哲学说来,一切进步,全靠个人的物质上,知力上,道德上的发达;又因行用正当的社会组织,实现信实与公道才能成就。Lavrov所说的社会的幸福,实不过是造成这社会或这国家的个人的幸福;所以各人都有权利,可以变更现在社会的组织。有知识的精粹人民,从思想上得到确信,才真是历史的创造者;其余的因袭的奴隶,对于古来习俗传说,不加考察,一味盲从,都是历史以外的人物。

  他们或者也有教化,有知识;但他们只用这知识来拥护现在的制度,并不仔细批判,只以为古来传下来的便都是好的,所以还只可称“有教化的野蛮人”,或是“高等文化的野蛮人”。Lavrov计算这种历史以外的人物,是主治的一班人;他们固执的不肯讲论法理,又竭力保守他们从历史的因袭上得来的特权。其余是穷苦的劳动者;他们为生存竞争所迫,每日仅够作工,没有工夫去思想考察。他们是文明的牺牲,是人类的“罪羊”。所以这是有思想的少数人的义务,应当去启发他们,明白他们不幸的原因;使他们能协力来改造历史,向进化的路走去,使个人的自觉与社会的共存(Solidarity),同时并进。

  他在《历史论集》(Lettres Historiques)中说道——

  “我们将到了这时期了,那时人类的理想,可以实现;个人本能的倾向,也可以使得与公众的幸福相调和。只有将人类组织成一个和合的大团体,用公益公理互相系住,这样才能造成个人的幸福。”

  那时人能战胜生存竞争,战胜动物世界,能够将批判思想压服自然;这乃是真的进步的根基。但要做这事,孤立的思想家,没有什么力量;他必须依托着在那里作工受苦的民众才可。凡是有知识的少数人孤立存在的时候,文化必然消灭。试引古代文化为证,其时民众居于奴隶的地位,不懂得文化的内面的意义,所以并无要护持文化的意思;所谓超人的一个等级译者案谓贵族,自己掘了一道沟,同民众隔开,造成他自己的灭亡。

  反过来说,便是凡有关心个人的发展与公众的幸福的人,都应该从他们的Pisgah山顶译者案《旧约》里摩西登高望乐土的地方下来,走进平民的大平原里,握着漂流人民的手,引导他们到乳蜜随处流着的乐土。凡是一种高等的文化,倘欲存在,必须以民治为基本;因为倘没有民众的帮助,文化必将灭亡,或遇着侵略的异族,野心的军阀,也不免立时颠覆了。

  Lavrov有名的《历史论集》在一八六八年付刊,在革命运动上,造成极大影响。这部书将从前有知识的人蒙蒙胧胧的感着的思想,总结起来;对于“怎么好”这问题下了一个极明白确实的解答。Lavrov说,有知识的人对劳动阶级应有一种义务,因为他们全仗劳动者而生存,他们自己并不生产什么物质的财富。所以他们若仍然很傲慢高贵的同民众远隔,那时他们非但自私,在社会的意义上,简直已是无价值;他们就是自己宣告了对社会的破产,对于社会的债务无力偿还了。他们对于供给物质安乐的民众的债务,只有一法可以报答,便是投身于平民中间,顺应了他们现时的需要,永久的权利,与所有的力量,去启发他们。

  有知识的人,不可迟疑犹豫,应该提倡民主主义,打倒那武功政治,建设起一个根据公理的新社会,新秩序。Lavrov说,现存的社会秩序,是极端的不道德。什么是“不道德”呢?对于这问题,Lavrov立下明决的答语:“凡阻碍个人的物质及精神的进步的发达者”,都是不道德。只有根据公理的社会,使人人为公众的幸福进步的发达起见,通力合作,纵使不能全灭人生的不幸,也竭力设法减少;这样的社会,才是合理的道德的。所以Lavrov是个人主义者,又同时是社会主义者。他的学说,可以与Benoit Malon所创的La Socialisme Integral相比。Lavrov同Malon一样,将Kant的“纯粹义务”说,与唯物论派的自利说,一齐打消。他完全承认Malon的主张:“利他主义是我们新道德的根本;这道德既非神学的,也非玄学的,只是社会的罢了。”总而言之,Lavrov所要求的,不在部分的改良,乃是社会的急剧的变革。实行这个变革,至必要时,激烈的手段,也可以采用。

  以上所说,是Lavrov从“智识阶级的破产”说引申出来的学说;他便将此来答俄国有知识的人的疑问。但对于这个“怎么好”的问题,Mikhail Bakunin所提出的答案,又是不同。Lavrov是Malon派的社会主义者,Bakunin是无政府主义者;因此两方的意见便有点差异。Bakunin少年时候,很喜欢Hegel的哲学;这虽然也以自由说为根本,可是将他圈禁在精神的范围以内。在实际上,Hegel便为了国家,将个人牺牲了;因为他是承认国家万能的。他的学说到了俄国,无异于一种辩护专制的文章;所以Bakunin依据了Hegel哲学,觉得尼古拉一世的政治,还有理由。

  便是德国人所创的最激烈的主义,内中也终脱不了崇拜强力的气味;我们顺便说及,也是一件极有趣味的事。Bakunin本系“北派”,就是十二月党的一派;但那时他还不十分热心这事,不很与闻,所以事发之后,他独逃脱了多数同党的“悲壮光荣的运命”。可是俄国人人心中所有的爱自由的心,终于醒了。他弃去了Hegel的正宗学说,加入新哲学派;这派名叫“Hegel左党”,对于祖师的专制政治与宗教的理想主义,都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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