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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1)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九日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讲演)

  我们平常对于日本文化,大抵先存一种意见,说他是“模仿”来的。西洋也有人说,“日本文明是支那的女儿。”这话未始无因,却不尽确当。日本的文化,大约可说是“创造的模拟”。这名称似乎费解;英国人Laurence Binyon著的《亚细亚美术论》中有一节论日本美术的话,说得最好,可以抄来做个说明:

  “照一方面说,可以说日本凡事都从支那来;但照这样说,也就可说西洋各国,凡事都从犹太希腊罗马来。世界上民族,须得有极精微的创造力和感受性,才能有日本这样造就。他们的美术,就是竭力模仿支那作品的时候,也仍旧含有一种本来的情味。他们几百年来,从了支那的规律,却又能造出这许多有生气多独创的作品,就可以见他们具有特殊的本色同独一的柔性(Docility)。如有人说,Ingres的画不过是模仿Raphael的,果然是浅薄的观察;现在倘说,日本的美术不过是模仿支那的,也就一样是浅薄的观察。”《大西洋月刊》一一六之三

  在文学一方面,也是如此。所以从前虽受了中国的影响,但他们的纯文学,却仍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如列代的和歌,平安朝(780—1180)的物语,江户时代(1610—1870)的平民文学——俳句川柳之类,都是极好的例。到了维新以后,西洋思想占了优势,文学也生了一个极大变化。明治四十五年中,差不多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逐层通过;一直到了现在,就已赶上了现代世界的思潮,在“生活的河”中一同游泳。从表面上看,也可说是“模仿”西洋,但这话也不尽然。照上来所说,正是创造的模拟。这并不是说,将西洋新思想和东洋的国粹合起来算是好,凡是思想,愈有人类的世界的倾向便愈好。

  日本新文学便是不求调和,只去模仿的好;——又不只模仿思想形式,却将他的精神,倾注在自己心里,混和了,随后又倾倒出来,模拟而独创的好。譬如有两个人,都看佛经,一个是饱受了人世的忧患的人,看了便受了感化,时常说些人生无常的话;虽然是从佛经上看来,一面却就是他自己实感的话。又一个是富贵的读书人,也看了一样的话,可只是背诵那经上的话。这便是两样模拟的分别,也就是有诚意与无诚意的分别。日本文学界,因为有自觉肯服善,能有诚意的去“模仿”,所以能生出许多独创的著作,造成二十世纪的新文学。

  我们现在略说日本近三十年小说的发达,一面可以证明上文所说的事实;又看他逐渐发达的径路,同中国新小说界的情形来比较,也是一件颇有益有趣味的事。

  一 日本最早的小说,是一种物语类,起于平安时代,去今约有一千年。其中紫式部做的《源氏物语》五十二帖最有名。镰仓十三世纪室町十四五六世纪两时代,是所谓武士文学的时代,这类小说,变成军记,多讲战事。到了江户时代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平民文学渐渐兴盛,小说又大发达起来。今只将他们类举出来,分作下列八种:

  (一)假名草子 是一种志怪之类。
  (二)浮世草子 一种社会小说,井原西鹤最有名。
  (三)实录物 历史演义。
  (四)洒落本 又称蒟蒻本,多记游廓情事。
  (五)读本 又称教训读本。
  (六)滑稽本
  (七)人情本
  (八)草双纸 有赤本黑本青本黄表纸诸称;又或合订,称合卷物。

  这八种都是通俗小说,流行于中等以下的社会。其中虽间有佳作,当得起文学的名称的东西,大多数都是迎合下层社会心理而作,所以千篇一律,少有特色。著作者的位置也狠低,仿佛同画工或是说书的一样,他们也自称戏作者;做书的目的,不过是供娱乐,或当教训。在当时儒教主义时代,原不当他作文学看待。到了明治初年,这种戏作者还是颇多,他们的意见,也还是如此。所以明治五年(1872),政府对于教导职发下三条教则——一体敬神爱国之旨;二明天道人道之义;三奉戴皇上,遵守朝旨;——教他们去行的时候,假名垣鲁文同条野采菊两个人代表了小说家,呈递答文,中有几处,说得狠妙:

  “今以戏作为业者,仅余等二人,及其他二三子而已。此无他,智识日开月进,故贱稗史之妄语,不复重也。……夫剧作者,本非以示识者,但以导化不识者也。倘犹依然株守,非特将陷于迂远,流于暧昧,其弊且将引人于过失。故决议尔后当一变从来之作风,谨本教则三条之趣旨,以从事著作。再余等虽属下劣贱业,唯与歌舞伎作者,稍有差别,乞鉴察为幸。”

  看这两节,当时小说界的情形,可想见了。明治维新以后,到了十七八年,国民的思想,都单注在政治同学术一方面,文学一面还未注意。翻译的外国小说,虽颇流行,多是英国Lytton同Disraeli的政治小说一类。有几个自己著作的,如柴东海散史的《佳人之奇遇》,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末广铁肠的《雪中梅花闲莺》,也都是讲政治的。诗歌一面,有坪内天野高田三人译的《春江奇谈》(Lady of the Lake),坪内逍遥译的《自由太力余波切味》(Julius Caesar),但也都含有政治的气味。

  二 如上所说,明治初年的小说,就只是这两类:

  (一)旧小说 是教训,讽刺,洒落三类;
  (二)新小说 是翻译的,或拟作的政治小说两类。

  当时有几个先觉,觉得不大满足,就发生一种新文学的运动。坪内逍遥首先发起;他根据西洋的学理,做了一部《小说神髓》指示小说的作法,又自己做了一部小说,名叫“一读三叹当世书生气质”,于明治十九年(1886)先后刊行。这两种书的出版,可算是日本新小说史上一件大事,因为以后小说的发达,差不多都从这两部书而起的。

  《小说神髓》分上下两卷;上卷说小说的原理,下卷教创作的法则。他先说明艺术的意义,随后断定小说在艺术中的位置。次述小说的变迁和种类,辨明Novel同Romance的区别;排斥从前的劝善惩恶说,提倡写实主义。他说:

  “小说之主脑,人情也。世态风俗次之。人情者,人间之情态,所谓百八烦恼是也。

  穿人情之奥,著之于书,此小说家之务也。顾写人情而徒写其皮相,亦未得谓之真小说。……故小说家当如心理学者,以学理为基本,假作人物,而对于此假作之人物,亦当视之如世界之生人;若描写其感情,不当以一己之意匠,逞意造作,唯当以旁观态度,如实模写,始为得之。”

  《当世书生气质》就是据这理论而作,描写当时学生生活。虽然文章还沾草双纸的气味,但已是破天荒的著作;表面又题文学士春之家胧也就很增重小说的价值。所以长谷川二叶亭作《浮云》也借他这春之家的名号来发表,可以想见他当时的势力了。

  二叶亭四迷精通俄国文学,翻译绍介,很有功劳。一方面也自创作,《浮云》这一篇,写内海文三失业失恋,烦闷无聊的情状,比《书生气质》更有进步。又创言文一致的体裁,也是一件大事业。但是他志在经世,不以文学家自任,所以著作不多。隔了二十年,才又作了《其面影》同《平凡》两篇,也都是名作。他因为受了俄国文学的影响,所以他的著作,是“人生的艺术派”一流;脱去戏作者的游戏态度,也是他的一大特色,很有影响于后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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