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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诗歌(1)


  一

  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著的In Ghostly Japan中,有一篇讲日本诗歌的文,说道——

  “诗歌在日本同空气一样的普遍。无论什么人都感着,都能读能作。不但如此,到处还耳朵里都听见,眼睛里都看见。耳里听见,便是凡有工作的地方,就有歌声。田野的耕作,街市的劳动,都合着歌的节奏一同做。倘说歌是蝉的一生的表现,我们也仿佛可以说歌是这国民的一生的表现。眼里看见,便是装饰的一种;用支那或日本文字写的刻的东西,到处都能看见:各种家具上几乎无一不是诗歌。日本或有无花木的小村,却决没有一个小村,眼里看不见诗歌;有穷苦的人家,就是请求或是情愿出钱也得不到一杯好茶的地方,但我相信决难寻到一家里面没有一个人能作歌的人家。”

  芳贺矢一著的《国民性十论》第四章里,也有一节说——

  “在全世界上,同日本这样,国民全体都有诗人气的国,恐怕没有了。无论什么人都有歌心(Utagokoro),现在日本作歌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每年宫内省即内务府进呈的应募的歌总有几万首。不作歌的,也作俳句。无论怎样偏僻乡村里,也有俳句的宗匠。菜店鱼店不必说了,便是开当铺的,放债的人也来出手。到处神社里的扁额上,都列着小诗人的名字。因为诗短易作,所以就是作的不好,大家也不妨试作几首,在看花游山的时候,可以助兴。”

  这诗歌的空气的普遍,确是日本的一种特色。推究他的原因,大约只是两端。第一,是风土人情的关系。日本国民天生有一种艺术的感受性,对于天物之美,别能领会,引起优美的感情。如用形色表现,便成种种美术及工业的作品,多极幽雅纤丽;如用言语表现,便成种种诗歌。就在平常家庭装饰,一花一石,或食用事物,一名一字,也有一种风趣,这是极普通易见的事。第二,是言语的关系。日本语原是复音的言语,但用“假名”写了,即规定了一字一音,子母各一合并而成,联读起来,很是质朴,却又和谐。每字都用母音结尾,每音又别无长短的区别,所以叶韵及平仄的规则,无从成立,只要顺了自然的节调,将二三及三四两类字音排列起来,便是诗歌的体式了。

  日本诗歌的规则,但有“音数的限制”一条;这个音数又以五七调为基本,所以极为简单。从前有人疑心这是从汉诗五七言变化而出的,但英国亚斯顿(W.G.Aston)著《日本文学史》,以为没有凭据,中根淑在《歌谣字数考》里更决定说是由于日本语的性质而来的了。以上所谓原因,第一种是诗思的深广,第二种是诗体的简易;二者相合,便造成上面所说的诗歌普遍的事实。

  二

  日本各种的诗歌,普通只称作歌(Uta);明治初年兴了新体诗,虽然颇与古代的长歌相似,却别定名曰诗。现在所说,只在这诗的范围以内。日本古时虽有长歌旋头歌片歌连歌诸种形式,流行于后世的只有短歌及俳句川柳这三种了。

  长歌用五七的音数,重叠下去,末后用五七七结束,没有一定的句数;短歌只用五七五七七,总共五句三十一音合成,所以加一短字,以示区别。旋头歌用五七七的两行,合作一首;这十九音的一行,分立起来,便是片歌,但古代多用于问答,独立的时候很少,所以还是旋头歌的联句罢了。连歌便是短歌的联句,大抵以百句五十句或三十六句为一篇。以上各种歌形,从前虽然通行,后来都已衰歇,所以短歌便成了日本唯一的歌,称作和歌(Waka或Yamatouta即大和歌),或单称作歌。

  短诗形的兴盛,在日本文学上,是极有意义的事。日本语很是质朴和谐,做成诗歌,每每优美有余,刚健不足;篇幅长了,便不免有单调的地方,所以自然以短为贵。旋头歌只用得三十八音,但两排对立,终不及短歌的遒劲,也就不能流行。后起的十七字诗——俳句川柳——比短歌更短,他的流行也就更广了。

  诗形既短,内容不能不简略,但思想也就不得不求含蓄。三十一音的短诗,不能同中国一样的一音一义,成三十一个有意义的字;这三十一音大抵只能当得十个汉字,如俳句的十七音,不过六七个汉字罢了。用十个以内的字,要抒情叙景,倘是直说,开口便完,所以不能不讲文学上的经济;正如世间评论希腊的著作,“将最好的字放在最好的地位”,只将要点捉住,利用联想,暗示这种情景。小泉氏论中有一节说道——

  “日本诗歌的美术上的普通原则,正与日本绘画的原则符合。作短诗的人,用了精选的少数单语,正同画师的少数笔画一样,能够构成小诗,引起人的一种感情气分。诗人或画师,能够达这目的,全凭着暗示的力量。……倘作短歌,想求言词的完备,便不免失败。诗歌的目的,并不在满足人的想像力,单在去刺激他,使他自己活动。所以‘说尽’(Ittakiri)这一句话,便是批评毫无余蕴的拙作的字样。最好的短诗,能令人感到言外之意,直沁到心里去,正如寺钟的一击,使缕缕的幽玄的余韵,在听者心中永续的波动。”

  有人说这含蓄一端,系受汉字的影响,其实是不然的。日本虽然间用汉字,也是训读居多,至于诗歌里边,几乎没有音读的汉字。而且汉字与日本语,只是音的单复的不同,意义上并无什么差别:譬如中国的“莺”,就是日本语的Uguisu,音数不同,却同是指一只黄莺;在单音的“莺”字里面,不见得比复音的Uguisu含蓄更多的意义。若说诗歌上的运用,Uguisu一语占了一句的大部分,不能多加许多属词,所以有读者想象的余地;不比五言中的一个莺字,尚可加上四个字去,易有说尽的弊病。总之这含蓄是在着想措词上面,与音的多少并不相干。日本诗歌的思想上,或者受着各种外来的影响;至于那短小的诗形与含蓄的表现法,全然由于言语的特性,自然成就,与汉字没有什么关系。

  若说日本与中国的诗异同如何,那可以说是异多而同少。这个原因,大抵便在形式的关系上。第一,日本的诗歌只有一两行,没有若干韵的长篇,可以叙整段的事,所以如《长恨歌》这类的诗,全然没有;但他虽不适于叙事,若要描写一地的景色,一时的情调,却很擅长。第二,一首歌中用字不多,所以务求简洁精炼,容不下故典词藻夹在中间,如《长恨歌》里的“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这样的句子,也决没有。绝句中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略像一首咏冬季的俳句,可是孤独等字连续的用,有了说尽的嫌忌。“漠漠水田飞白鹭”,可以算得极相近了,差不多是一幅完全的俳句的意境。

  但在中国这七个字算不得一首诗,因为意境虽好,七个单音太迫促了,不能将这印象深深印入人的脑里,又展发开去,造成一个如画的诗境,所以只当作一首里的一部分,仿佛大幅山水画的一角小景,作为点缀的东西。日本的歌,譬如用同一的意境,却将水田白鹭作中心,暗示一种情景,成为完全独立的短诗:这是从言语与诗形上来的特色,与中国大不相同的地方。凡是诗歌,皆不易译,日本的尤甚:如将他译成两句五言或一句七言,固然如鸠摩罗什说同嚼饭哺人一样;就是只用散文说明大意,也正如将荔枝榨了汁吃,香味已变,但此外别无适当的方法,所以我们引用的歌,只能暂用此法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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