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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姓名的问题


  在《青光》的姓名问题号上见到《仲贤的话》,才知道在上海城内有一个和我同姓名而且似乎同籍贯的“儒医”。承仲贤先生指出,又代为声明,这是我要感谢他的。但是我的姓名之与别人相混,却并不是自这位儒医始,所以我就想到写这一篇小文。

  这是“五四”那一年的春天,我从东京的书店接到一本寄给北大法科周作仁君的Nicholson的《经济学》卷一,价十……元,就在我的账里扣去了。我自己不会读这类的书,又恐怕需用的人在那里焦急的等着,所以不把他寄回去,却写信给法科的周君,叫他到我这里来取书。岂知等了一个多月,杳无消息,于是又登广告访求,这才得到了一纸回书,说因为某种理由,不要这书,而其责任则全在书店方面。没有别的法子,只好把《经济学》寄回去,说明其中的曲折,前后三个月才把这件纠葛弄清楚。这是我因为姓名和人家同音的缘故,肩了一回“水浸木梢”的故事;幸而那位周君不久往外省去了,在他未回北京以前,我大约可以安心没有代收《经济学》的差使了。

  “五四”以后,教育完全停顿,学校有不能开学的形势。这时候忽然有故乡的友人写信给我的朋友,问我什么时候离京,现住上海何处;他把从报上剪下的一节纪事附寄作为凭据,说上海的什么拳术会在某处开会,会长周启明演说云云。我的不会打拳,那朋友也是知道的,但是中国习惯,做会长的反不必一定要会打拳,所以他就疑心我做了拳术会长而且居然演说起来了。

  我写了一封回信,声明我并未出京,但是在故乡里相信我还在做拳术会长的人大约也还不少。现在我又成为“活人无算”的儒医,或者因此有人同仲贤先生一样要疑心我“精通医理”。在我既不懂医,更不是儒,凭空得到这样的一个头衔,实在不免惶恐,不过只要这于我实际上没有什么妨害,譬如他的医书不错寄到我这里来,我的信件不错寄到他那里去,那就不成问题,尽可任其自然,各做各人的事。

  因为姓名相同,要求别人改名,固然是不可能,便是自己改名,也似乎并非必要。倘若依年岁来讲,恐怕非由我让步不可,因为我这名号实在不过用了二十二年,要比别人的更为后起,(虽然只是推想如此,)但是我也用惯了,懒于更动了。——然而也有例外,倘若我忽发奇想,读起医书来,而且“悬壶”于北京城内,成了一个正式的儒医,那时为对于同业的道义的关系上当然非别取一个名字不可了。

  (十一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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