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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八 道路的记忆二


  我是从民国十一年才进燕京大学去教书,至二十年退出,在这个期间我的住处没有变动,但是学校却搬了家,最初是在崇文门内盔甲厂,乃是北京内城的东南隅,和我所住的西北城正成一条对角线,随后迁到西郊的海甸,却离西直门很远,现今公共汽车计有十站,大约总有十几里吧。但是当初在城里的时候,这条对角线本来也不算近,以前往北大去曾经试验步行过,共总要花一个钟头,车子则只要三十分钟,若是往燕大去车子要奔跑一个钟头,那么是北大的二倍了。

  我在那边上课的时间都是排在下午,可以让我在上午北大上完课之后再行前去,中午叫工友去叫一盘炒面,外带两个“窝果儿”即是氽鸡子来,只要用两三角钱就可以吃饱,但是也有时来不及吃,只可在东安市场买两个鸡蛋糕的卷子,冬天放下车帘一路大吃,等得到来也就可以吃完了。从北大走去,那条对角线恰是一半,其路线则由汉花园往南往东,或者取道北河沿,或者由翠花胡同出王府大街,反正总要走过东安市场所在的东安门的。

  说起东安门来也有复辟时记忆留着,那朝西北的门洞边上有着枪弹的痕迹,即是张勋公馆的辫子兵所打出来的,不过现在东安门久已拆除,所以这些遗迹已全然不见了。自东安市场以至王府井大街,再往东便是东单牌楼了,那是最为繁盛的地方,买什么东西都很方便,那时虽然不再走过前门,可是每星期总要几回走过东单,就更觉得便利了。东单牌楼往南走不多远,就得往东去,或在苏州胡同拐弯再转至五老胡同,或者更往南一点进船板胡同钓饵胡同,出去便是沟沿头,它的南端与盔甲厂相接。说也奇怪,这北京东南的地方在我却是似曾相识,因为在五年前复辟的时候,我们至东城避难,而这家旅馆乃是恰在船板胡同的陋巷里。

  我们在那里躲了几天,有时溜出去买英文报看,买日本点心吃,所以在附近的几条胡同里也徘徊过,如今却又从这里经过,觉得很有意思。我利用来东城的机会,时常照顾的是八宝胡同的青林堂日本点心铺,东单的祥泰义食料铺,买些法国的蒲桃酒和苦艾酒等。傍晚下课回来,一直要走一个多钟头,路实在长得可以,而且下午功课要四点半钟才了,冬天到了家里要六点钟了,天色已经昏黑,颇有披星带月之感,幸而几年之后学校就搬了家,又是另外一种情形了。

  燕京大学的新校址在西郊篓斗桥地方,据说是明朝米家的花园叫做勺园,不过木石均已无复存留,只有进门后的一座石桥,大概还是旧物吧。现在已改为北京大学,建筑已很有增加,但是大体上似乎还无什么改变。往海甸去的道程已有许多不同吧,就当时的状态来说,有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十月三十日所写的一封通信,登在《语丝》上面,题曰“郊外”,可以看见其时北京的一点情形,今抄录于下:

  “燕大开学已有月余,我每星期须出城两天,海甸这一条路已经有点走熟了。假定上午八时出门,行程如下,即十五分高亮桥,五分慈献寺,十分白祥庵南村,十分叶赫那拉氏坟,五分黄庄,十五分海甸北篓斗桥到。今年北京的秋天特别好,在郊外的秋色更是好看,我在寒风中坐在洋车上远望鼻烟色的西山,近看树林后的古庙以及河边一带微黄的草木,不觉过了二三十分的时光。

  最可喜的是大柳树南村与白祥庵南村之间的一段S字形的马路,望去真与画图相似,总是看不厌。不过这只是说那空旷没有人烟的地方,若是市街,例如西直门外或海甸镇,那是很不愉快的,其中以海甸为尤甚,道路破坏污秽,两旁沟内满是垃圾以及居民所倾倒出来的煤球灰,全是一副没人管理的地方的景象。街上三三五五遇见灰色的人们,学校或商店的门口常贴着一条红纸,写着什么团营连等字样。这种情形以我初出城时为最甚,现在似乎少好一点了,但是还未全去。我每经过总感到一种不愉快,觉得这是占领地的样子,不像是在自己的本国走路,我没有亲见过,但常常冥想欧战时比利时等处或者是这个景象吧。

  海甸的莲花白酒是颇有名的,我曾经买过一瓶,价贵而味仍不甚佳,我不喜欢喝它。我总觉得勃阑地最好,但是近来有什么机制酒税,价钱大涨,很有点买不起了。——城外路上还有一件讨厌的东西,便是那纸烟的大招牌。我并不一定反对吸纸烟,就是竖招牌也未始不可,只要弄得好看一点,至少也要不丑陋,而那些招牌偏偏都是丑陋的。把这些粗恶的招牌立在占领地似的地方,倒也是极适合的罢?”

  那时候正是“三一八”之年,这时冯玉祥的国民军退守南口,张作霖的奉军和直鲁军进占北京,上面所说便是其时的情形,也就是上文说过的履霜坚冰至的时期了。

  我在燕京前后十年,以我的经验来说,似乎在盔甲厂的五年比较更有意思。从全体说起来,自然是到海甸以后,校舍设备功课教员各方面都有改进,一切有个大学的规模了,但我觉得有点散漫,还不如先前简陋的时期,什么都要紧张认真,学生和教员的关系也更为密切。我觉得在燕大初期所认识的学生中间有好些不能忘记的,过于北大出身的人,而这些人又不是怎么有名的,现在姑且举出一个已经身故的人出来,这人便是画家司徒乔。他在民国十四年六月拟开一次展览会,叫我写篇介绍,我是不懂画和诗的,但是写了一篇《司徒乔所作画展览会的小引》在报上发表了,其词曰:

  “司徒君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他性喜作画,据他的朋友说,他作画比吃饭还要紧。他自己说,他所以这样的画,自有他不得不画的苦衷,这便因为他不能闭着眼睛走路。我们在路上看见了什么,回来就想对朋友说说,他也就忍不住要把它画出来。我是全然不懂画的,但他作画的这动机我觉得还能了解,因为这与我们写文章是一致的。司徒君画里的人物大抵是些乞丐,驴夫和老头子,这是因为他眼中的北京是这样,虽然北京此外或者还有别的好东西,大家以为好的物与人。

  有一天,我到他宿舍里去,看见他正在作画,大乞丐小乞丐并排着坐在他的床沿上——大的是瞎了眼的,但听见了声音,赶紧站了起来。我真感觉不安,扰乱了他们正经工作。我又见到一张画好了的老头儿的头部,据说也是一个什么胡同的老乞丐,在他的皱纹和须发里真仿佛藏着四千年的苦辛的历史。我是美术的门外汉,不知道司徒君的画的好坏,只觉得他这种作画的态度是很可佩服的。现在他将于某日在帝王庙展览他的绘画,我很愿意写几句话做个介绍,至于艺术上的成就如何,届时自有识者的批判,恕我不能赞一辞了。”

  那时他的宿舍也就是在盔甲厂附近的一间简陋的民房,后来在西郊建起新的斋舍,十分整齐考究,可是没有那一种自由,他也没有在那里念书了。民国廿三年(一九三四)他外游归来,回到北京来看我,给我用炭画素描画了一幅小像,作我五十岁的纪念,这幅画至今保存,挂在旧苦雨斋的西墙上,我在燕大教书十年,得到这一幅画作纪念,这实在是十分可喜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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