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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七 五四之前


  关于北大里的人物的事情,讲的已经不算少了,现在来讲一点学校那时的一点情形吧。其时我才从地方中学出来,一下子就进到最高学府,不知道如何是好,也只好照着中学的规矩,敷衍做去。点名划到,还是中学的那一套,但是教课,中学是有教科书的,现在却要用讲义,这须得自己来编,那便是很繁重的工作了。课程上规定,我所担任的欧洲文学史是三单位,希腊罗马文学史三单位,计一星期只要上六小时的课,可是事先却须得预备六小时用的讲义,这大约需要写稿纸至少二十张,再加上看参考书的时间,实在是够忙的了。于是在白天里把草稿起好,到晚上等鲁迅修正字句之后,第二天再来誊正并起草,如是继续下去,在六天里总可以完成所需要的稿件,交到学校里油印备用。

  这样经过一年的光阴,计草成希腊文学要略一卷,罗马一卷,欧洲中古至十八世纪一卷,合成一册《欧洲文学史》,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一种杂凑而成的书,材料全由英文本各国文学史,文人传记,作品批评,杂和做成,完全不成东西,不过在那时候也凑合着用了。但是这里也有一种特色,便是人地名都不音译,只用罗马字拼写,书名亦写原文,在讲解时加以解说,所以是用横行排印,虽然用的还是文言。

  后来商务印书馆要出一套大学的教本,想把这本文学史充数,我也把编好了的十九世纪文学史整理好,预备加进去,可是拿到他们专家审订的意见来一看,我就只好敬谢不敏了。因为他说书中年月有误,那可能是由于我所根据的和他的权威不合,但是主张著作名称悉应改用英文,这种英语正统的看法在那些绅士学者的社会虽是当然,但与原书的主旨正是相反,所以在绅士丛书中间只得少陪了。

  曾见《欧洲分期文学史》中一册“十四世纪”,是英国圣兹伯利所编,他在例言里边说,因为编写这册书的缘故,重新将十四世纪的作品读了一遍,一切悉依原文,自己说明只有爱尔兰古文不懂,所以用了译文。我看了只能叫声惭愧,编文学史的工作不是我们搞得来的,要讲一国一时期的文学照理非得把那些作品都看一遍不可,我们平凡人哪里来这许多精力和时间?我的那册文学史在供应了时代的需要以后,任其绝版,那倒是很好的事吧。

  北大那时还于文科之外,还早熟的设立研究所,于六年(一九一七)十二月开始,凡分哲学,中文及英文三门,由教员拟定题目,分教员公同研究及学生研究两种。我于甲种中选择了“改良文字问题”,同人有钱玄同马裕藻刘文典三人,却是一直也没有开过研究会,乙种则参加了“文章”类第五的小说组,同人有胡适刘复二人,规定每月二次,于第二第四的星期五举行开会,照例须有一个人讲演。

  我们的小说组于十二月十四日开始,一共有十次的集会,研究员只有中文系二年级的崔龙文和英文系三年级的袁振英两人。我记得讲演仅有胡刘二君各讲了一回,是什么题目也已忘记了,只仿佛记得刘半农所讲是什么“下等小说”,到了四月十九日这次轮到应该我讲了,我遂写了一篇《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在那里敷衍的应用。大意是说它学西洋学得好,能够彻底的去模仿外国,随后就可以蜕化出自己的东西来,随后讲到中国,便大发其牢骚,现在虽已是过时,不妨抄在这里,以供参考:

  “中国讲新小说也二十多年了,算起来却毫无成绩,这是什么理由呢?据我说来,就只在中国人不肯模仿,不会模仿。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旧派小说还出几种,新文学的小说就一本也没有。创作一面姑且不论也罢,即如翻译,也是如此。除却一二种节译的小仲马《茶花女遗事》,托尔斯泰《心狱》外,别无世界名著。其次司各得,迭更司还多,接下去便是高能达利,哈葛得,白髭拜(Boothby),无名氏诸作。

  这宗著作,固然没有什么可模仿,也决没人去模仿它,因为译者本来也不是佩服他的长处所以译它,所以译这本书者便因为它有我的长处,因为他像我的缘故。所以司各得小说之可译可读者,就因为他像史汉的缘故,正与将赫胥黎《天演论》比周秦诸子同一道理。大家都存着这样一个心思,所以凡事都改革不完成,不肯自己去学别人,只愿别人来像我,即使勉强去学,也仍是打定老主意,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了一点,更上下古今扯作一团,来作他的传奇主义的《聊斋》,自然主义的《子不语》,这是不肯模仿不会模仿的必然的结果了。”

  我说这番话,完全是针对那时上海的小说界而说的,当时除风行一时的“鸳鸯蝴蝶派”而外,就是刘半农所说的下等小说和“黑幕”派,所指的翻译界现象则是林琴南派的说法了。这里反面的发牢骚,就是对于当时小说界的批评,至今觉得很对,但是正面说日本的话,却似乎现在要加以修正了。日本文化的特色固然是在于“创造的模仿”,但是近来却有点过分的模仿西洋,尤其是美国,连言语也生了变化,混杂了许多不必要的“英文”,仿佛成功了一种新的混血日本语,而且听说书法家也传染了美国什么叫做抽象派画家的习气,大幅的涂抹,这不但浪费纸墨,也简直可以说是风雅扫地了。这个缘因大抵是由于资本主义的报馆和文人一同起哄,造成这种混乱情形,或者这是在西方式的所谓自由社会里应有的现象吧。

  北京大学经过改革,两年来逐渐就绪,马神庙的校舍改造成功,称为第二院。在汉花园建筑也于民国七年(一九一八)落成,上下共有五层,本来原拟作为宿舍用的,现在却改为文科,称为第一院,译学馆则称第三院,专办法科,第二院因为房屋较好,作为理科之用,校长办公室也就留在那里,但是以后文化活动的中心却也同文科一起搬到第一院来了。旧日记在民国七年九月项下云:

  “廿七日,晴。下午同半农秣陵往看新筑文科。”据褚保衡编的《北大生活》里大事记说,五年六月借比国仪品公司款二十万元,建造预科宿舍,至七年十月落成,改为文科,就是后来的所谓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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