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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三 复辟前后二


  当初在绍兴的时候,也曾遇见不少大事件,如辛亥革命,洪宪帝制等,但因处在偏陬,“天高皇帝远”,对于政治事情关心不够,所以似乎影响不很大,过后也就没有什么了。但是在北京情形就很不同,无论大小事情,都是在眼前演出,看得较近较真,影响也就要深远得多,所以复辟一案虽然时间不长,实际的害处也不及帝制的大,可是给人的刺激却大得多,这便是我在北京亲身经历的结果了。

  复辟之变,是由张勋主动,但实在是暗而懦的黎元洪叫他进京的,结果是由段祺瑞利用了做他政治上的资本,这手段可以说是巧妙极了,于是黎元洪被封为武义亲王,只好逃进东交民巷去,段祺瑞却以讨逆军总司令出现,“再造共和”,成为内阁总理,只落得张勋成为“火中取栗”的猴子,也逃到荷兰公使馆里去躲去了。不过在那黎段交恶,督军团与议院对立,事情日益恶化的那时间,情形是够紧张的,我还记得于六月廿六日往北京大学时,走访蔡先生,问他对于时局的看法和意见,他只简单的说道,只要不复辟,我总是不走的。这话的预兆虽然不大好,但是没有料到在五天工夫里边,这件事却终于实现了。

  七月一日是星期日,因为是夏天,鲁迅起来得相当的早,预备往琉璃厂去。给我们做事的会馆长班的儿子进来说道,外边都挂了龙旗了。这本来并不是意外的事,但听到的时候大家感到满身的不愉快。这感情没法子来形容,简单的方法只可打个比喻,前回匈牙利事情逐渐闹大,到了听说连“红衣大主教”也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了,那种感觉多少有点相近,虽然那时所听的是属于外国的事情。当时日记上没有什么记载,但是有一节云:

  “晚饮酒大醉,吃醉鱼干,铭伯先生所送也。”这里可以看出烦闷的情形。鲁迅的有些教育界的朋友最初打算走避,有的想南下,有的想往天津,但是在三四天里军阀中间发现分裂,段祺瑞在马厂誓师,看来复辟消灭只是时间,我们既然没有资力逃难,所以只好在北京坐等了。

  段派李长泰的一师兵渐渐逼近北京,辫子兵并不接战,只是向城里面退,结果是集中于外城的天坛,和内城南河沿的张勋的住宅附近一带。从六日起城内的人开始往来避难,怕的不是巷战的波及,实在还是怕辫子兵的抢劫罢了。会馆在外城的西南,地方很是偏僻,难免觉得不安,便于七日搬到东城,我在日记上只记录着:

  “七日晴。上午有飞机掷弹于富城。十一时同大哥移居崇文门内船板胡同新华饭店。”同日的鲁迅日记则比较详细,文云:

  “七日晴热。上午见飞机。午齐寿山电招,同二弟移寓东城船板胡同新华旅馆,相识者甚多。”以下都是我的日记:

  “九日阴。托齐君打电报至家,报平安。夜店中人警备,云闻枪声。”

  “十二日晴。晨四时半闻枪炮声,下午二时顷止,闻天坛诸处皆下,复辟之事凡十一日半而了矣。出至八宝胡同,拟买点心,值店闭,至崇文门大街亦然,遂返。晚同大哥至义兴局吃饭,以店中居奇也。”义兴局系齐寿山君家所开的店铺,出售粮食,在东裱褙胡同。鲁迅同日日记所记颇详,可供比较参考:

  “十二日晴。晨四时半闻战声甚烈,午后二时许止,事平,但多谣言耳。觅食甚难,晚同王华祝,张仲苏及二弟往义兴局,觅齐寿山,得一餐。”这底下又是根据我的日记:

  “十三日睛。上午同大哥往访铭伯季茀二君,饭后至会馆一转,下午三时后回饭店,途中见中华门匾复挂上,五色旗东城已有,城外未有。晚饮酒,夜甚热。

  十四日晴。上午十时先返寓,大哥随亦来,令齐坤往取铺盖来,途中五色旗已遍矣。改悬竹帘于补树书屋门外,稍觉凉爽。”

  那一天的枪炮声很是猛烈,足足放了十小时,但很奇怪的是,死伤却是意外的稀少,谣言传闻说都是朝天放的,死的若干人可能是由于流弹。东安门三座门在未拆除之前,还留下一点战迹,在它的西面有些弹痕,乃是从南河沿的张公馆向着东南打过来的。烧残的张公馆首先毁去,东安门近年也已拆除,于是这复辟一役的遗迹就什么都已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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