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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 贫民窟里的报馆


  我在上次和诸君谈过,我们在香港的报馆因为试办的经费是由几个书呆子勉强凑借而成的,为数很有限,所以是设在贫民窟里。但是说来好笑,我正在香港贫民窟里筹办报馆的时候,香港有一家报纸登出一段很肯定的新闻,说我被广西的当局请到南宁去,担任广西省政府的高等顾问,同时兼任南宁《民国日报》总主笔和广西大学教授,每月收入在六百元以上云云。你看这多么阔!不但“顾问”,而且是“高等”;不但兼了“总主笔”,而且还兼着“大学教授”!一身兼这样的要职三个,依我们所知道的一般情形看来,每月收入仅仅在六百元以上,似乎还未免过于菲薄吧。但是在我这样的一个穷小子看来,确觉得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而且老实说,确也有些垂涎欲滴!因为我自从结束苦学生的生活,在社会里混了十多年以来,从来没有赚过这样大的薪水。自从在十年前因《生活》周刊业务发达,我不得不摆脱其他一切兼职——要附带声明的是这里没有什么“高”,没有什么“总”,也没有什么“大”,只是有着夜校教员之类的苦工——用全副精神来办这个刊物,计算起来,每月收入总数还少去十块大洋,十年来一直是这样。我有大家族的重累,有小家庭的负担,人口日增,死病无常,只靠着一些版税的收入贴补贴补;因为出国视察借了一笔款子,有好几本著作的版税已不是我自己的,除把版税抵消一部分,还欠着朋友们几千块钱,一时无法偿还;不久以前一个弟弟死了,办丧事要举债,最近有一个庶母死了,办丧事又要举债——好了,不噜苏了,在这样严重的国难里面几乎人人都有“家难”的时代,我知道诸君里面有着同样痛苦或更厉害的痛苦的一定不少,我不该多说关于个人的诉苦的话,我只是说像我们这样的穷小子,“每月收入在六百元以上”并不是用不着,但是我们为保全在社会上的事业的信用,我们绝不能无条件地拿钱,而且我们知道仅仅孜孜于各在个人的圈子里谋解决,也得不到根本的解决。

  话越说越远,我不得不请诸君原谅,现在再回转头来谈谈在香港贫民窟里办报的事情吧。我在香港只是在贫民窟里办报,从未到过广西,所以谁做了广西政府的“高等顾问”等等,我不得而知,所知道的只是在香港的贫民窟里所办的那个报馆。

  香港的市面和大多数的居民是在山麓,这是诸君所知道的。在这里你要看看豪华区域和贫苦区域的对比,比在任何处来得便当,因为你只要跑到山上的高处俯瞰一下,便看得见好像汪洋一大片的所谓西营盘和它的附近地方,都是些狭隘龌龊的街巷和破烂不堪的房屋,像蚁窟似的呈现在你的眼前。但是除了这样整批的贫民窟之外,在热闹的市面,于广阔的热闹街道的中间,也夹有贫民窟,这可说是零星的贫民窟。我们的报馆一面要迁就热闹市面的附近,一面又出不起那昂贵的屋租,所以便选定了一个零星贫民窟里的一条小街上的一所小屋——就是也许已为诸君所耳熟的利源东街二十号。

  这一条短短的小街虽在贫民窟里,虽然汽车货车不许进去,地势却很好,夹在最热闹的德辅道和皇后大道的中间,和印刷所也很近。这屋子号称三层楼,似乎和“高等顾问”有同样阔绰的姿态,但是每层只有一个长方形的小房间,房间的后面有一个很小的厨房,前面临街有一个窄得只够立一个人的露台。至于屋子材料的窳陋,那是贫民窟房屋的本色,不足为怪。天花板当然是没有的,你仰头一望,便看得见屋顶的瓦片。上楼是由最下层的铺面旁边一个窄小的楼梯走上去的。你上去的时候,如不凑巧有一个人刚从上面下来,你只得紧紧地把身体贴在墙上,让他唯我独尊地先下来;这好像在苏州狭隘的街上两辆黄包车相碰着,有着那样拥挤不堪的滑稽相。屋子当然是脏得不堪,但是因为包括铺面的关系,每月却要租一百块钱。我承蒙一位能说广东话的热心朋友陪着到经租帐房那里去,往返商量了好几趟,在大热天的炎日下出了好几次大汗,总算很幸运地把每月屋租减到九十块钱。

  这样脏得不堪的屋子,当然需要一番彻底的粉刷,否则我实在不好意思请同事们踏进去;并不是嫌不好看,要努力办事不得不顾到相当的健康环境。可是那里的粉墙经过粉刷了五次,才有白的颜色显露出来。漆匠大叫倒霉,因为他接受这桩生意的时候,并未曾想到要粉刷到五次才看得见白色。我不好意思难为他,答应他等到完全弄好之后,加他一些小费。那个窄小的楼梯,是跑二楼和三楼必经之路,楼梯上的木板因年久失修,原来平面的竟变成了凹面的了,有的还向下斜,好像山坡似的,于是不得不修的修,换的换,这也是和房东办了许多交涉而勉强得到的。

  谈起来似乎琐屑,在当时却也很费经营,那是小便的地方。在那贫民窟的屋子里,一般人的习惯,厨房里倒水的小沟(楼上也有,由水管通到下面去),同时就是小便的所在,所以厨房和楼下的屋后小弄,便是臭气薰蒸的区域。报馆里办事的人比较的多,需要小便的人无法使它减少,如沿用一般人的办法,大家恐怕要薰得头痛,无法办公了。说的话已多,这事怎样解决,只得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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