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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 前途


  我们这次不幸被捕的几个朋友,承蒙许多亲友和同志们的热诚慰问,奔走援救,实在觉得非常的感愧。我每看到许多好友们,无论曾经见过面没有,有的冒着大雨大雪,有的不顾长途跋涉,充满着满腔的热烈情绪来探望我们;每读到许多读者好友们的函电纷驰,横溢着满纸的义愤和系念来安慰我们:未尝不深深地感到深情厚意,永不能忘。我们报答之道,只有更努力于救国运动,更努力于为大众谋福利的工作。

  当然,救国运动决不是少数人所干得好的,必须大家都来干;为大众谋福利的工作千头万绪,也不是少数人所能干得完的。我们一方面固然要各就自己的能力,对于救国的整个动向,对于国家建设工作的整个的计划,尽其相当的贡献;一方面还要各就自己的能力,在这整个的救国动向和整个的国家建设计划之下,努力于自己所能干的局部的工作。

  根据这个观点,我一方面愿竭尽我的棉薄,追随许多救国的同志们,共同努力于整个动向和整个计划的商讨和遵守;一方面愿在这整个动向和计划之下,努力于我十几年来所辛勤从事的文化事业。我深信一个人的工作的效率,同他的特长和经验有着密切的关系:如能善用他的特长和经验,比较地容易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抛弃了他自己的特长和经验而另外去干别的事情——与原有的特长和经验不相干的事情——那在个人是自暴自弃,在国家和社会也是一种损失。这当然不是无条件地反对改业。有些人觉察到自己的能力更适宜于某种新的事业或职务,于是抛弃原有的事业或职务,这是对的。我们各人都该求得最大的贡献。所谓“最大的贡献”,我的意思并不是指什么夸大狂的心理,不是说要和什么别人比大小,却是说自己对自己比。你自己能善用自己的能力和适于发展自己能力的环境,这样的贡献,比不能善用自己的能力和适于发展自己能力的环境,当然是要大些;你如能尽量善用自己的能力和适于发展自己能力的环境,那在你便是最大的贡献了。各人的能力虽有大小,但是依这样的意义说起来,无论何人,除了有害人群的事业外(倘若这可称为事业),各人都可有各人的最大的贡献。竭智尽力求得这种“最大的贡献”:这是人人对于自己对于社会应负的责任。

  我常常督促自己担负起这个责任,常常提醒自己不要忘却这个责任。我曾经告诉过诸君,我在小学里就想要做个新闻记者,二十年来虽因处境的困苦艰难,在求学和就业方面往往不得不“走曲线”,但是平日的修养训练,以及十几年来所聚精会神的工作,都和新闻事业脱离不了关系,——虽则其间办周刊的时间较长,办日报的时间较短。我在二十年前想要做个新闻记者,在今日要做的还是个新闻记者——不过意识要比二十年前明确些,要在“新闻记者”这个名词上面,加上“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一个形容词。我所仅有的一点微薄的能力,只是提着这枝秃笔和黑暗势力作坚苦的抗斗,为民族和大众的光明前途尽一部分的推动工作。我要肩着这枝秃笔,挥洒我的热血,倾献我的精诚,追随为民族解放和大众自由而冲锋陷阵的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我写到这里,要写几句结束这《二十年的经历》的话了。这篇文共有五十一节,第六节以前是曾在《生活星期刊》上发表过的,第七节以后是在苏州高等法院看守分所里写的。自廿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起动笔,至廿六年一月廿二日写完。写这一节的时候,正是在一月廿二日这天的下午,很静寂地坐在看守所的餐室里一个方桌的一旁,在这方桌的右边坐着章先生,对面坐着沙先生,都在和我一样地拿着笔很快地写着,右边坐着王先生,很静默地看着他的书。

  在我写着这节文字的时候,我们在苏州过着监狱生活已经四十九天了(被捕到现在整整两个月了),检察官来侦查过了四次,每次问的话都差不多。我们几时能离开这个监狱生活,或竟要再关下去,在我写的时候都还不得而知。但是这本书,我这时却想先把它结束一下付排,关于我们的消息,让我在最后付排的《弁言》里报告吧。

  (民国廿六年一月廿二日下午五点,脱稿于江苏高等法院看守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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