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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 “难兄难弟”的又一个


  我们的“难兄难弟”里面有一个胖弟弟——王博士。这个胖弟弟的样子生得那样胖胖白白,和蔼可亲!他的性情又是那样天真烂漫,笃实敦厚!凡是和我们这个胖弟弟做过朋友的,想都能得到这样的印象吧。

  我第一次和造时见面,比认识乃器的时候迟了一半,是在五年前;但是他来看我的情形,却有些和乃器的相类。那时他正在光华大学做文学院院长,为着要替他所办的《自由言论》半月刊登记的问题,特到生活周刊社来和我商量。后来在蔡孑民先生等所领导的民权保障同盟开大会的时候,才第二次和他见面。此后没有机会碰着,一直到前年年底(一九三五)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开成立大会的时候,他扶病到会,刚巧坐在我的旁边,我们才第三次见面。他对我说,国难严重到这样地步,他虽有病,也不得不勉强来参加。他在会场上还起来说了几句激昂慷慨的话;他说要起来组织救国会,先要有准备进监牢的决心,现在他自己果然进监牢了。

  造时是江西安福县人。在我们这几个“难兄难弟”里面,他得到比较顺利的求学机会,因为他在十五岁的时候,就考进了北平的清华。那时这个学校是官费留美的预备学校,他进了这个学校,由中学而大学,由大学而出洋;出洋后由学士而硕士,由硕士而博士:都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却不是没有逆境,却不是没有需要艰苦奋斗的逆境!那是他参加救国运动的方面。他十六岁在清华求学的时候,因为参加反对巴黎和约,要求罢免卖国贼曹、陆、章,就两次被捕过。第一次因领队到东安市场演讲被捕,第二次参加代表团向徐世昌请愿被捕。所以最近一次的被捕,在他算是第三次了。他回国后担任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等校的政治学教授,并加入《新月》杂志担任撰述。一年后“九一八”国难发生,他又被卷入了救国运动的漩涡!当时他发表了不少关于对日抗战的主张。后来被政府聘为国难会议会员,因反对限制讨论范围,代表平津沪国难会议会员和行政当局交涉无效,拒不出席。同时他发起上海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和各团体救国联合会,以号召民主,主张抗日,援助上海抗战军队为主要任务。不久他又加入蔡先生等所发起的民权保障同盟,被选为上海分部执行委员。结果被禁止教书,不能再做教授了。于是他开始执行律师职务,并从事译著的工作。但是一年后他又加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重振旗鼓,努力于救国运动。最近又第三次被捕了。

  王博士具有演说的天才,尤其是在广大群众的大会场上,他能抓住群众的心理,用明晰有力的话语,有条理的说法,打动他们的心坎。

  王博士屡有做官的机会,但是因为忠实于他自己的主张,不肯随便迁就,宁愿过清苦的生活,行其心之所安,这是很值得敬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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