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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转变


  《生活》周刊所以能发展到后来的规模,其中固然有着好多的因素,但是可以尽量运用本刊自身在经济上的收入,——尽量运用这收入于自身事业的扩充与充实——,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关于这一点,我在上次已经略为谈过了。所以能办到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感谢职教社在经济上的不干涉。但是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我尤其不得不感谢职教社的,是《生活》周刊经我接办了以后,不但由我全权主持,而且随我个人思想的进展而进展,职教社一点也不加以干涉。当时的《生活》周刊还是附属于职教社的,职教社如要加以干涉,在权力上是完全可以做的,我的唯一办法只有以去就争的一途,争不过,只有滚蛋而已。但是职教社诸先生对我始终信任,始终宽容,始终不加以丝毫的干涉。就这一点说,《生活》周刊对于社会如果不无一些贡献的话,我不敢居功,我应该归功于职教社当局的诸先生。

  《生活》周刊初期的内容偏重于个人的修养问题,这还不出于教育的范围;同时并注意于职业修养的商讨,这也还算不出于职业指导或职业教育的范围。在这个最初的倾向之下,这周刊附属于职教社,还算是过得去的。也许是由于我的个性的倾向和一般读者的要求,《生活》周刊渐渐转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对于黑暗势力不免要迎面痛击;虽则我们自始就不注重于个人,只重于严厉评论已公开的事实,但是事实是人做出来的,而且往往是有势力的人做出来的;因严厉评论事实而开罪和事实有关的个人,这是难于避免的。职教社的主要职责是在提倡职业教育,本来是无须卷入这种漩涡里面去的,虽职教社诸先生待我仍然很好,我自己却开始感到不安了。不但如此,《生活》周刊既一天天和社会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社会的改造到了现阶段又决不能从个人主义做出发点;如和整个社会的改造脱离关系而斤斤较量个人的问题,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于是《生活》周刊应着时代的要求,渐渐注意于社会的问题和政治的问题,渐渐由个人出发点而转到集体的出发点了。我个人是在且做且学,且学且做,做到这里,学到这里,除在前进的书报上求锁钥外,无时不皇皇然请益于师友,商讨于同志,后半期的《生活》周刊的新的进展也渐渐开始了。研究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多少是含着冲锋性的,职教社显然也无须卷入这种漩涡里面去,我的不安更加甚了。幸而职教社诸先生深知这个周刊在社会上确有它的效用,不妨让它分道扬镳向前干去,允许它独立,由生活周刊社的同人组成合作社,继续努力。在这种地方,我们不得不敬佩职教社诸先生眼光的远大,识见的超卓,态度的光明。

  生活周刊社以及由它所脱胎的文化机关,都是合作社的性质;关于这一点,我在《萍踪寄语》初集里面也曾经略有说明,在这里不想重述了。回想我和几位“患难同事”开始为文化事业努力到现在,我们的确只是以有机会为社会干些有意义的事为快慰,从没有想要从这里面取得什么个人的私利。我所以要顺便提出这一点,是因为社会上有些人的观念,看到什么事业办得似乎有些像样,便想到办的人一定发了什么财!有些人甚至看得眼红,或更有其他不可告人的卑鄙心理,硬说你已成了“资本家”,或诬蔑你括了多少钱!他们不管在我们的合作社里,社员最大的股款不得过二千元,到了二千元就根本没有任何利息可拿,五百元以上的股本所得的利息(倘若有的话),比二百五十元以下的股本所得的要少一倍。这是可以造成什么“资本家”或括钱的机关吗?我和一班共同努力于文化事业的朋友们,苦干了十几年,大家还是靠薪水糊口养家。我们并不觉得什么不满意,我们的兴趣都在文化事业的本身。像我这样苦干了十几年,所以能得到许多朋友们不顾艰难地共同努力,所以能够始终得到许多共同努力的朋友们的信任,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我始终未曾为着自己打算,始终未曾梦想替自己括一些什么。不但我这样,凡是和我共同努力于文化事业的朋友们都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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