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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现实的教训


  我半天教书,半天编辑。最初除主持月刊外,是编辑丛书,这在前面已经谈过了。前后大概替职教社编译了半打以上的丛书,都由商务出版。我自问对于职业教育并没有什么心得,这几本书只是我在职务上不得不交的卷子罢了!可是在这段时期里有一件事颇有一谈的价值的,那是参加职业指导运动。当时刘湛恩先生带着博士衔头从美国回来,他在哥伦比亚大学里研究过职业教育,职教社请他来帮忙,组织了一个职业指导股,由他来担任主任,由我用着副主任的名义襄助进行。我们共同发起了职业指导运动,接洽各校(中学)举行职业指导运动周。在这一周里叫学生填注我们特备的职业指导表,按日请专家演讲。最后由我们和青年作个别谈话。在职业指导的原理方面,由职教社同人如黄任之,杨卫玉,刘湛恩,以及客串庄泽宣诸先生等担任,我自己也夹在里面凑热闹。关于专门的各部门,如各专业的指导,便就各地请各该业的专家参加。因这件事,我和杨卫玉先生还跑了好几省的地方,在各处都接洽若干中学举行职业指导运动周。我所感到兴趣的是乘着这个机会和各地的青年谈话,并到各处观察观察社会的情形。最后我还和庄泽宣先生各人根据在各处提倡职业指导的实况,编著了两本书,加入职业教育丛书里面去。可是说来也许有些奇怪,我愈研究职业指导,愈在实际方面帮着职业指导呐喊,愈使我深刻地感觉到在现状下职业指导的效用很有限,愈使我想跳出职业指导的工作!这里面的理由说来也很简单。职业指导和教育指导是分不开的,在中国的现状下,进小学校还要经过竞争考试;中学以上的学校,你要学什么,不见得就有你所要进的学校,就是有,好的不易考,坏的不愿进;此外还有经济问题也不是空言指导所能解决的。职业指导和现实社会的职业状况当然更是分不开。在中国的现状下,谁都看出职业界是一团糟,有许多地方用人并不根据真正的材能,只靠背后的势力怎样,或是位置私人;有许多地方受着不景气的影响,虽想用人而不敢用;结果除少数例外,往往不免所用非所学,甚至于出了学校便须立即加入失业的队伍里去!在这样的状况下,我虽不敢说职业指导一点没有用处,但是不得不承认所受的限制实在太多太大了!

  说句好笑的话,我在这时期里参加了职业指导运动,对于青年究竟有着什么实际的效果,我实在不敢说,可是对于我自己确有着很重要的“指导”作用!什么“指导”作用呢?使我从这里面感到惭愧,感到苦闷,感到我的思想应该由原来的“牛角尖”里面转出来!换句话说,这现实的教训使我的思想不得不转变!

  我一方面在意识上虽有这样的觉悟,一方面对于我的职业指导的职务——我当时的一部分职务——仍然是很认真地干着。但是这个“干”只是“职务”上的事情,只是“毋忝职守”的“道德”在后面推动着,并不能唤起我的兴会淋漓的精神,并不能使我的全部身心陶醉在这事业里面。

  但是能使我干得兴会淋漓,能使我的全部身心陶醉在里面的事业,竟渐渐地到来,虽则只是渐渐地到来。这是什么呢?这是民国十四年十月间创办的《生活》周刊!

  我不能掠人之美,《生活》周刊并不是由我创办的。当时职教社原有一种月刊叫做《教育与职业》,专发表或讨论关于职业教育的种种问题,但是该社同人觉得月刊要每月一次,在时间上相隔得比较的久一些,只宜于发表理论或有系统的长篇事实;为传布职业教育的消息起见,有创办一种周刊的必要:这是最初创办《生活》周刊的意旨。这和以后的《生活》周刊的内容虽差得远,但最初创办时的意旨确是不过这样。这时它的意旨既是这样,所以大部分的篇幅都是登载各报上搜集下来关于职业教育的消息。除这种消息外,头上有一短篇数百字的评论,随着有一两篇一两千字的论文。《生活》这两个字的名称是杨卫玉先生想出的,第一位的主笔公推新由美国学银行学回国的王志莘先生担任。主笔的每月薪水只是四十元,在王先生当时也不过是一种兼职,他原是职教社的一位老同事,初回国后时间略闲,所以来帮帮忙。其余同人轮流帮着做做文章,我在最初也不过轮流帮助做些文章的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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