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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自讼》


  延安雅风运动,曾在一些部门出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谢老在自己负责的单位里,抵制了这一错误,保护了不少好同志。他总是从实际出发,从思想教育出发,不是从整人出发。他强调指出:由于不正之风,产生不正之果,看清不正之果,更能认清不正之风。不论批评别人或反省自己都不是给人看,而是为了检讨本部门工作及每个同志的工作与思想,发扬其成绩,纠正其错误,巩固党内的团结,创造正确作风。他严于解剖别人,更严于解剖自己。

  一九四三年四月的一天,伍修权夫妇来看谢老,王定国要留他们俩吃午饭,于是他们有机会在一起畅谈一场。他们回顾了当年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时期,为了联合抗日,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实行“团结、斗争”的方针,使革命形势有利于我们的党的工作的开展。他们认为,在当前的延安,同样应该采取这个方针,而不能只搞斗争,不搞团结。谢老说:“毛泽东同志讲得有理、有利、有节,刘少奇同志将斗理、斗力、斗法,这都是团结中的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规律。”他还饶有风趣的说:“团结中的斗争要大方,要有充分的道理。小脾气眼办不成大事,道理不高出人一层,不能叫人心折。”伍修权很赞成他的看法。于是,谢老又将自己的一个想法讲给伍修权听。他说:通过这次大整风,我想来个“总检讨”。今年满六十岁了,六十年是怎么走过来的,走的怎么样,应该检讨一下子。他为自己的“总检讨”想了个题目,叫《六个自讼》。

  林老生日时,谢老写了一首贺寿诗。诗中说:

  节厉孤松直,心空万马雄。
  人生贵有志,吾道不终穷。

  他向林老又谈了《六十自讼》的想法。林伯渠给他的和诗中写道:

  崎岖犹健在,风雨定攸同。
  耐事心更热,知变道不穷。

  一天,他俩去看毛主席,谢老向毛主席谈了自己在整风运动中的收获和看法。毛主席说他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不久,谢老和林老到几十里外的川口去休养。这里是延安县政府的所在地,地处两山之间的小川道,虽然缺少树木,但也还寂静。一连八孔石面土窑洞,整齐、宽敞、明亮。他俩各居一室。谢老就在这里写作着他的《六十自讼》。他想起一句古话:“俯而读,仰而思”,即“上半夜想自己,下半夜想别人”。经过几个月的反复酝酿,于五一劳动节这天,完成了《六十自讼》的文稿。他追溯了自己所经历的六十个春秋的艰苦岁月,自谦地感到:“站在今天的我,来检查我过去的六十年,很荣幸,也很惭愧。”荣幸的是生在中国的历史大转折点,由一个自由民主派的人走到无产阶级革命,做了最前进的共产党党员,受到党的熏陶,难道这不是人生幸事吗?而惭愧的是,革命要求自己贡献一切,要求自己尽一切可能,而贡献的却太渺小,没有出色的建树。所以,在这“行年五十当知四十九年之非”之鉴,而自己却“行年六十,也应该设法弥补五十九年以前的缺点,能够对党有较多的贡献。”这就是谢老六十年的“总检讨”,也是他参加延安整风运动的实际收获。他期望每个人都能得到这样的实际效果,而不是“为反省而反省”,更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些是他最为反感和极力抵制的。他在后来回忆起整风运动的情景时说,司马光说过:“生平所为皆可对人言”。他认为反省是自己内心的事,人家不知道的,不是为着反出来给人看,而是反出来改正自己。这与指出一件事实要人‘招供’不同,那是承认,不是反省。因此,他严肃指出:“强迫人反省,强迫人作普遍的反省,是不适当的。”

  谢老对于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者,从理论到实践,给予深刻的批判和无情的嘲讽。他认为,这种人常常连普通人情都不懂,人情是属于感性的,但理性必须由感性洗炼而得,离开当前的感性的理性是没有的,否则,那就是教条,害死人的。他嘲讽这种人,就象《儒林外史》上强迫女儿死节的王老先生,他那“一阵伤心起来”是合于感性的理性透露,然而“他终被一种传统的所谓理性蒙住,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来”。他指出,有的人故装着道学面孔,来抹煞人情之常,其实“凡是之不尽人情者,鲜不为大奸忒。”他批评说,一搞肃反,就杀自己人,由党内斗争走向党外斗争。但一按平常道理,谁都可以知道的,他谈到教条主义的危害时说:有些人动不动抓一顶教条大帽子压在人的头上,使人不敢说,也压在自己的头上,不再去想。这个害,不少同志还没感觉到,因此对这些人说的话,我们应该勇于怀疑,要弄得很清楚,才能当真的信。要倾听怀疑的话,从那里发现东西。有的人开口“思想”,闭口“立场”,而不能举出任何实际的东西,加以分析,结果“永远说不通,也永远搞不好。”

  谢老早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即提出了“安”的问题。他曾说:边区人民不怕苦,只求安一点。但是,这个“安”不容易,“都安”,更不容易。只有大家都感到切身碰到的事情很合理,才算都“安”。而这必须要求执行上要“铢两悉称”,能剂于平,要求执行的人要全无偏倚,考虑周到。他在整风运动的后期,讲到经验教训时说:对于某些人,经验不一定能教训人,能把经验融化,才能取得教训。他还特别强调指出,通过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懂得做一个真正的人要勇敢,敢于在某一时期提出人所不敢说的话。他认为,高明与幼稚是错综复杂的,不是很有距离的。不高明,便幼稚;此事高明,彼事幼稚;一时高明,长时幼稚。这是我们常遇到的现象。而且,认错是不易的,要有勇,要无歪心。他还认为,在一个高潮时,能冷静考虑,不为所速,很不易。然而必能把握此,才能不闹乱子,鲜后悔。其实,要做到这点,也并不难,只要能运用常理推测,就可以正确对待的。大凡过“左”或过右,事后推究,都是不合乎一般情理之常。往往运动一起,必然“左”倾,而且会把特务估计过大,所以就指出防止逼供信,要分清是非轻重。他还沉痛地追忆了湘鄂西肃反时滥杀同志的情景。

  谢老完成《六十自讼》文稿后的一天,就是他的六十寿辰。这天,边区政府和参议会联合举行了庆祝茶会。在祝寿会上讲话的有李鼎铭、李卓然、续范亭、徐特立、罗迈(李维汉)、柳湜、李丹生等。茶会上,大家热烈地谈论着《六十自讼》的深刻意义和对人们的启示。

  林老也送来一首六十寿诗:

  不分农历与新历,花甲欣逢属四三。
  羞称作家乡特笔,是真寿者自宜男。
  看花眼似隔云雾,止水心如老一龛。
  我欲问公何能尔,四三决定已深谙。

  林老这首诗被传到在敌区重庆工作的董必武那里。董老看到后,忽然想起谢老已经六十岁了!这时,谢老生日已过去两个月了。为了表达一片心意,董老从千里之外给谢老寄来一首补寿诗:

  曾读林公贺寿词,我来补祝又嫌迟。
  传家绝业诗千首,报国多方笔一枝。
  屡有文章警海内,从无渣滓扰襟期。
  流年算已周花甲,好学深思老不疲。

  《六十自讼》洋溢着真挚的感情,包含着丰富的经验,贯彻全篇的灵魂就是延安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几十年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表明,凡是继承与发扬实事求是的延安精神时,我们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否则,我们的事业就饱受危难。谢老不但在延安时是延安精神的力行者,传播者,而是终生如此,不改初衷,把实事求是精神贯彻到各个方面,孜孜不息,死而后已。后来者可以为我们有这样一位大兴延安作风的老前辈、一位实事求是的楷模而自豪,因为他值得后来者仿效、发扬,而这种仿效和发扬,足以把我们的革命事业卓有成效地推向光辉灿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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