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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者(1)


  大碗居前的露店每天坐满了车夫和小贩。尤其在早晚和晌午三个时辰,连窗户外也没有一个空座。绍慈也不知到哪里去。他注意个个往来的人,可是人都不注意他。在窗户底下,他喝着豆粥抽着烟,眼睛不住地看着往来的行人,好像在侦察什么案情一样。

  他原是武清的警察,因为办事认真,局长把他荐到这城来试当一名便衣警察。看他清秀的脸庞,合度的身材,和听他温雅的言辞,就知道他过去的身世。有人说他是世家子弟,因为某种事故流落在北方,不得已才去当警察。站岗的生活,他已度过八九年,在这期间,把他本来的面目改变了不少。便衣警察是他的新任务,对于应做的侦察事情自然都要学习。

  大碗居里头靠近窗户的座,与外头绍慈所占的只隔一片纸窗。那里对坐着男女二人,一面吃,一面谈,几乎忘记了他们在什么地方。因为街道上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绍慈就转过来偷听窗户里头的谈话。他听见那男子说:“世雄简直没当你是人。你原先为什么跟他在一起?”那女子说:“说来话长。我们是旧式婚姻,你不知道么?”他说:“我一向不知道你们的事,只听世雄说他见过你一件男子所送的东西,知道你曾有过爱人,但你始终没说出是谁。”

  这谈话引起了绍慈的注意。从那二位的声音听来,他觉得像是在什么地方曾经认识的人。他从纸上的小玻璃往里偷看一下。原来那男子是离武清不远一个小镇的大悲院的住持契默和尚。那女子却是县立小学的教员。契默穿的是平常的蓝布长袍,头上没戴什么,虽露光头,却也显不出是个出家人的模样。大概他一进城便当还俗吧。那女教员头上梳着琶琶头,灰布袍子,虽不入时,倒还优雅。绍慈在县城当差的时候常见着她,知道她的名字叫陈邦秀。她也常见绍慈在街上站岗,但没有打过交涉,也不知道他的名字。

  绍慈含着烟卷,听他们说下去。只听邦秀接着说:“不错,我是藏着些男子所给的东西,不过他不是我的爱人。”她说时,微叹了一下。契默还往下问。她说:“那人已经不在了。他是我小时候的朋友,不,宁可说是我的恩人。今天已经讲开,我索性就把原委告诉你。

  “我原是一个孤女,原籍广东,哪一县可记不清了。在我七岁那年,被我的伯父卖给一个人家。女主人是个鸦片鬼,她睡的时候要我捶腿搔背,醒时又要我打烟泡,做点心,一不如意便是一顿毒打。那样的生活过了三四年。我在那家,既不晓得寻死,也不能够求生,真是痛苦极了。有一天,她又把我虐待到不堪的地步,幸亏前院同居有位方少爷,乘着她鸦片吸足在床上沉睡的时候,把我带到他老师陈老师那里。我们一直就到轮船上,因为那时陈老师正要上京当小京官,陈老师本来知道我的来历,任从方少爷怎样请求,他总觉得不妥当,不敢应许我跟着他走。幸而船上敲了锣,送客的人都纷纷下船,方少爷忙把一个小包递给我,杂在人丛中下了船。陈老师不得已才把我留在船上,说到香港再打电报教人来带我回去。一到香港就接到方家来电请陈老师收留我。

  “陈老师、陈师母和我三个人到北京不久,就接到方老爷来信说加倍赔了人家的钱,还把我的身契寄了来。我感激到万分,很尽心地伺候他们。他们俩年纪很大,还没子女,觉得我很不错,就把我的身契烧掉,认我做女儿。我进了几年学堂,在家又有人教导,所以学业进步得很快。可惜我高小还没毕业,武昌就起了革命。我们全家匆匆出京,回到广东,知道那位方老爷在高州当知县,因为办事公正,当地的劣绅地痞很恨恶他。在革命风潮膨胀时,他们便树起反正旗,借着扑杀满洲奴的名义,把方老爷当牛待遇,用绳穿着他的鼻子,身上挂着贪官污吏的罪状,领着一家大小,游遍满城的街市,然后把他们害死。”

  绍慈听到这里,眼眶一红,不觉泪珠乱滴。他一向是很心慈,每听见或看见可怜的事情,常要掉泪。他尽力约束他的情感,还镇定地听下去。

  契默像没理会那惨事,还接下去问:“那方少爷也被害了么?”

  “他多半是死了。等到革命风潮稍微平定,我义父和我便去访寻方家人的遗体,但都已被毁灭掉,只得折回省城。方少爷原先给我那包东西是几件他穿过的衣服,预备给我在道上穿的。还有一个小绣花笔袋,带着两支铅笔。因为我小时看见铅笔每觉得很新鲜,所以他送给我玩。衣服我已穿破了,惟独那笔袋和铅笔还留着,那就是世雄所疑惑的‘爱人赠品’。

  “我们住在广州,义父没事情做,义母在民国三年去世了。我那时在师范学校念书。义父因为我已近成年,他自己也渐次老弱,急要给我择婿。我当时虽不愿意,只为厚恩在身,不便说出一个‘不’字。由于辗转的介绍,世雄便成为我的未婚夫。那时他在陆军学校,还没有现在这样荒唐,故此也没觉得他的可恶。在师范学校的末一年,我义父也去世了。那时我感到人海茫茫,举目无亲,所以在毕业礼行过以后,随着便行婚礼。”

  “你们在初时一定过得很美满了。”

  “不过很短很短的时期,以后就越来越不成了。我对于他,他对于我,都是半斤八两,一样地互相敷衍。”

  “那还成么?天天挨着这样虚伪的生活。”

  “他在军队里,蛮性越发发展,有三言两语不对劲,甚至动手动脚,打踢辱骂,无所不至。若不是因为还有更重大的事业没办完的原故,好几次我真想要了结了我自己的生命。幸而他常在军队里,回家的时候不多。但他一回家,我便知道又是打败仗逃回来了。他一向没打胜仗:打惠州,做了逃兵;打韶州,做了逃兵;打南雄,又做了逃兵。他是临财无不得、临功无不居、临阵无不逃的武人。后来,人都知道他的伎俩,军官当不了,在家闲住着好些时候。那时我在党里已有些地位,他央求我介绍他,又很诚恳地要求同志们派他来做现在的事情。”

  “看来他是一个投机家,对于现在的事业也未见得能忠实地做下去。 ”

  “可不是么?只怪同志们都受他欺骗,把这么重要的一个机关交在他手里。我越来越觉得他靠不住,时常晓以大义。所以大吵大闹的戏剧,一个月得演好几回。”

  那和尚沉吟了一会,才说:“我这才明白。可是你们俩不和,对于我们事业的前途,难免不会发生障碍。”

  她说:“请你放心,他那一方面,我不敢保。我呢?私情是私情,公事是公事,决不像他那么不负责任。”

  绍慈听到这里,好像感触了什么,不知不觉间就站了起来。他本坐在长板凳的一头,那一头是另一个人坐着。站起来的时候,他忘记告诉那人预防着,猛然把那人摔倒在地上。他手拿着的茶杯也摔碎了,满头面都浇湿了。绍慈忙把那人扶起,赔了过失,张罗了一刻工夫。等到事情办清以后,在大碗居里头谈话的那两人,已不知去向。

  他虽然很着急,却也无可奈何,仍旧坐下,从口袋里取出那本用了二十多年的小册子,写了好些字在上头。他那本小册子实在不能叫做日记,只能叫做大事记。因为他有时距离好几个月,也不写一个字在上头,有时一写就是好几页。

  在繁剧的公务中,绍慈又度过四五个星期的生活。他总没忘掉那天在大碗居所听见的事情,立定主意要去侦察一下。

  那天一清早他便提着一个小包袱,向着沙锅门那条路走。他走到三里河,正遇着一群羊堵住去路,不由得站在一边等着。羊群过去了一会,来了一个人,抱着一只小羊羔,一面跑,一面骂前头赶羊的伙计走得太快。绍慈想着那小羊羔必定是在道上新产生下来的。它的弱小可怜的声音打动他的恻隐之心,便上前问那人卖不卖,那人因为他给的价很高,也就卖给他,但告诉他没哺过乳的小东西是养不活的,最好是宰来吃。绍慈说他有主意,抱着小羊羔,雇着一辆洋车拉他到大街上,买了一个奶瓶,一个热水壶,和一匣代乳粉。他在车上,心里回忆幼年时代与所认识的那个女孩子玩着一对小兔,他曾说过小羊更好玩。假如现在能够见着她,一同和小羊羔玩,那就快活极了。他很开心,走过好几条街,小羊羔不断地在怀里叫。经过一家饭馆,他进去找一个座坐下,要了一壶开水,把乳粉和好,慢慢地喂它。他自己也觉得有一点饿,便要了几张饼。他正在等着,随手取了一张前几天的报纸来看。在一个不重要的篇幅上,登载着女教员陈邦秀被捕,同党的领袖在逃的新闻,匆忙地吃了东西,他便出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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