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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知识阶级(1)


  ──十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劳动大学讲

  我到上海约二十多天,这回来上海并无什么意义,只是跑来跑去偶然到上海就是了。

  我没有什么学问和思想,可以贡献给诸君。但这次易先生要我来讲几句话;因为我去年亲见易先生在北京和军阀官僚怎样奋斗,而且我也参与其间,所以他要我来,我是不得不来的。

  我不会讲演,也想不出什么可讲的,讲演近于做八股,是极难的,要有讲演的天才才好,在我是不会的。终于想不出什么,只能随便一谈。刚才谈起中国情形,说到“知识阶级”四字,我想对于知识阶级发表一点个人的意见,只是我并不是站在引导者的地位,要诸君都相信我的话。我自己走路都走不清楚,如何能引导诸君?

  “知识阶级”一辞,是爱罗先珂(V.Eroshenko)七、八年前讲演“知识阶级及其使命”时提出的,他骂俄国的知识阶级,也骂中国的知识阶级,中国人于是也骂起知识阶级来了。后来便要打倒知识阶级,再利害一点,甚至于要杀知识阶级了,知识就仿佛是罪恶。

  但是,一方面虽有人骂知识阶级,一方面却又有人以此自豪,这种情形是中国所特有的。所谓俄国的知识阶级,其实与中国的不同,俄国当革命以前,社会上还欢迎知识阶级。为什么要欢迎呢?因为他确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诉大众。他为什么能把平民的苦痛说出来?因为他与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几年前有一位中国大学教授,他很奇怪,为什么有人要描写一个车夫的事情,这就因为大学教授一向住在高大的洋房里,不明白平民的生活。欧洲的著作家往往是平民出身,(欧洲人虽出身穷苦,而也做文章;这因为他们的文字容易写,中国的文字却不容易写了。)所以也同样的感受到平民的苦痛,当然能痛痛快快写出来为平民说话。因此,平民以为知识阶级对于自身是有益的,于是赞成他,到处都欢迎他。但是他们既受此荣誉,地位就增高了,而同时却把平民忘记了,变成一种特别的阶级。那时他们自以为了不得,到阔人家里去宴会,钱也多了,房子、东西都要好的,终于与平民远远的离开了。他享受了高贵的生活,就记不起从前一切的贫苦生活了。──所以请诸位不要拍手,拍了手把我的地位一提高,我就要忘记了说话的。他不但不同情于平民或许还要压迫平民,以致变成了平民的敌人。现在贵族阶级不能存在,贵族的知识阶级当然也不能站住了。这是知识阶级缺点之一。

  还有,知识阶级不可免避的运命,在革命时代是注重实行的、动的。思想还在其次,直白地说:或者倒有害。至少我个人的意见如此的。唐朝奸臣李林甫,有一次看兵操练很勇敢,就有人对着他称赞。他说:“兵,好是好,可是无思想。”这话很不差。因为,兵之所以勇敢,就在没有思想,要是有了思想,就会没有勇气了。现在倘叫我去当兵,要我去革命,我一定不去,因为明白了利害是非,就难于实行了。有知识的人 ,讲讲柏拉图(Plato),讲讲苏格拉底(Socrates),是不会有危险的。讲柏拉图可以讲一年,讲苏格拉底可以讲三年,他很可以安安稳稳地活下去,但要他去干危险的事情,那就很费踟踌。譬如中国人,凡是做文章,总说“有利然而又有弊”,这最足以代表知识阶级的思想。其实无论什么都是有弊的,就是吃饭也是有弊的;它能滋养我们这方面是有利的,但是一方面使我们消化器官疲乏,那就不好而有弊了。假使做事要面面顾到,那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了。

  还有,知识阶级对于别人的行动,往往以为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先前俄国皇帝杀革命党,他们反对皇帝;后来革命党杀皇族,他们也起来反对。问他怎么才好呢?他们也没办法。所以在皇帝时代他们吃苦,在革命时代他们也吃苦,这实在是他们本身的缺点。

  所以我想,知识阶级能否存在还是个问题。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能使能力分散。在动物界有很明显的例子:猴子的社会是最专制的,猴王说一声走,猴子都走了。在原始时代,酋长的命令是不能反对的,无怀疑的;在那时,酋长带领着群众,并吞衰小的部落。于是部落渐渐的大了,团体也大了,一个人就不能支配了。因为各个人思想发达了,各人的思想不一,民族的思想就不能统一,于是命令不行,团体的力量减小,而渐趋灭亡。在古时,野蛮民族常侵略文明很发达的民族,在历史上是常见的。现在,知识阶级在国内的弊病,正与古时一样。

  英国罗素(Russel)法国罗曼罗兰(R.Rolland)反对欧战,大家以为他们了不起。其实,幸而他们的话没有实行,否则,德国早已打进英国和法国了;因为德国如不能同时实行非战,是没有办法的。俄国托尔斯泰(Tolstoi)的无抵抗主义之所以不能实行,也是这个原因。他不主张以恶报恶的,他的意思是:皇帝叫我们去当兵,我们不去当兵。叫警察去捉,他不去;叫刽子手去杀,他不去杀。大家都不听皇帝的命令,他也没有兴趣;那末做皇帝也无聊起来,天下也就太平了。然而,如果一部分的人偏听皇帝的话,那就不行。

  【注释】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上海国立劳动大学《劳大周刊》第五期,是鲁迅在该校讲演的记录稿。由黄河清记录,发表前经过鲁迅校阅。文末注明:“十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在江湾劳动大学”,但据鲁迅日记,演讲时间应为十月二十五日下午。

  上海国立劳动大学,以国民党西山会议派为背景,标榜无政府主义的一所半工半读学校,分农学院、工学院、社会科学院三部。一九二七年创办,一九三三年停办。

   易先生:即易培基(1880─1937),字寅村,湖南长沙人。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两次担任短时期的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他支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运动,该校复校后曾兼任校长。一九二七年任上海国立劳动大学校长。

   “知识阶级及其使命”:俄国作家爱罗先珂在北京的一次讲演的题目。记录稿最初连载于一九二二年三月六日、七日《晨报副刊》,题为《知识阶级的使命》。

   指东南大学教授吴宓。参看《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李林甫疑为许敬宗之误。唐代刘餗《隋唐嘉话》卷中:“太宗之征辽,作飞梯临其城。有应募为梯首,城中矢石如雨,而竞为先登。英公指谓中书舍人许敬宗曰:‘此人岂不大健?’敬宗曰:‘健即大健,要是不解思量。’”

   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古希腊哲学家。

   罗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反对英国参战,因而被解除剑桥大学教职;之后又因反对征兵,被判监禁四个月。

   罗曼罗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曾发表《站在斗争之上》等文,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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