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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2)


  二

  旭生先生:

  给我的信旱看见了,但因为琐琐的事情太多,所以到现在才能作答。

  有一个专讲文学思想的月刊,确是极好的事,字数的多少,倒不算什么问题。第一为难的却是撰人,假使还是这几个人,结果即还是一种增大的某周刊或合订的各周刊之类。况且撰人一多,则因为希图保持内容的较为一致起见,即不免有互相牵就之处,很容易变为和平中正,吞吞吐吐的东西,而无聊之状于是乎可掬。现在的各种小周刊,虽然量少力微,却是小集团或单身的短兵战,在黑暗中,时见匕首的闪光,使同类者知道也还有谁还在袭击古老坚固的堡垒,较之看见浩大而灰色的军容,或者反可以会心一笑。在现在,我倒只希望这类的小刊物增加,只要所向的目标小异大同,将来就自然而然的成了联合战线,效力或者也不见得小。但目下倘有我所未知的新的作家起来,那当然又作别论。

  通俗的小日报,自然也紧要的;但此事看去似易,做起来却很难。我们只要将《第一小报》与《群强报》之类一比,即知道实与民意相去太远,要收获失败无疑。民众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而《第一小报》却向他们去讲“常识”,岂非悖谬。教书一久,即与一般社会睽离,无论怎样热心,做起事来总要失败。假如一定要做,就得存学者的良心,有市侩的手段,但这类人才,怕教员中间是未必会有的。我想,现在没奈何,也只好从智识阶级——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此事说起来话太长,姑且从众这样说——

  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而且他们也不是区区文字所能改革的,历史通知过我们,清兵入关,禁缠足,要垂辫,前一事只用文告,到现在还是放不掉,后一事用了别的法,到现在还在拖下来。

  单为在校的青年计,可看的书报实在太缺乏了,我觉得至少还该有一种通俗的科学杂志,要浅显而且有趣的。可惜中国现在的科学家不大做文章,有做的,也过于高深,于是就很枯燥。现在要Brehm的讲动物生活,Fabre的讲昆虫故事似的有趣,并且插许多图画的;但这非有一个大书店担任即不能印。至于作文者,我以为只要科学家肯放低手眼,再看看文艺书,就够了。

  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 ,毁了事情颇不少。学者多劝人踱进研究室,文人说最好是搬入艺术之宫,直到现在都还不大出来,不知道他们在那里面情形怎样。这虽然是自己愿意,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计。我新近才看出这圈套,就是从“青年必读书”事件以来,很收些赞同和嘲骂的信,凡赞同者,都很坦白,并无什么恭维。如果开首称我为什么“学者”“文学家”的,则下面一定是谩骂。我才明白这等称号,乃是他们所公设的巧计,是精神的枷锁,故意将你定为“与众不同”,又借此来束缚你的言动,使你于他们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险性的。不料有许多人,却自囚在什么室什么宫里,岂不可惜。只要掷去了这种尊号,摇身一变,化为泼皮,相骂相打(舆论是以为学者只应该拱手讲讲义的),则世风就会日上,而月刊也办成了。

  先生的信上说:惰性表现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听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 。我以为这两种态度的根柢,怕不可仅以惰性了之,其实乃是卑怯。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救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

  鲁迅。三月二十九日。

  鲁迅先生:

  你看出什么“踱进研究室”,什么“搬入艺术之宫”,全是“一种圈套”,真是一件重要的发现。我实在告诉你说:我近来看见自命gentleman的人就怕极了。看见玄同先生挖苦gentleman的话(见《语丝》第二十期),好像大热时候,吃一盘冰激零,不晓得有多么痛快。总之这些字全是一种圈套,大家总要相戒,不要上他们的当才好。

  我好像觉得通俗的科学杂志并不是那样容易的,但是我对于这个问题完全没有想,所以对于它觉暂且无论什么全不能说。

  我对于通俗的小日报有许多的话要说,但因为限于篇幅,止好暂且不说。等到下一期,我要作一篇小东西,专论这件事,到那时候,还要请你指教才好。

  徐炳昶。三月三十一日。

  【注释】

  《第一小报》:北京出版的小型日报。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日创刊,自创刊日起曾连载译自日文的《常识基础》一书。

  《群强报》:北京出版的小型日报。一九一二年创刊,内容不注重时事新闻,大部分是低级趣味的文字。

  皇帝何在,太妃安否: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清帝溥仪(宣统)于二月十二日被迫退位。按照当时所订优待皇室的条件,他们仍留居故宫;直至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才被冯玉祥驱逐出宫。这里是说溥仪等被逐后,当时还有人在关心他们的命运。

  禁缠足:清顺治二年(1645)、康熙元年(1662)、三年清廷曾先后下过禁止缠足的诏文,但未严格执行,而且在一六六八年重新开禁。关于垂辫,一六四四年清兵入关及定都北京后,即下令剃发垂辫,但因受到各地人民反对及局势未定而中止;次年五月攻占南京后,又下了严厉的剃发令;限于布告之后十日,“尽使(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如“已定地方之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之制度者,杀无赦!”这件事曾引起各地人民广泛的反抗斗争,有许多人被杀。

  Brehm:勃莱姆(1829—1884),德国动物学家。著有《动物生活》等。

  Fabre:法布耳(1828—1915),法国昆虫学家。著有《昆虫记》等。

  指出现于一九二二年前后思想和文艺界的一种情况。曾经参加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胡适等人站到反动势力方面去之后,于一九二二年创办《努力周报》,在它的副刊《读书杂志》上,劝人“踱进研究室”、“整理国故”。同时还有一些人提倡所谓“纯文艺”,主张作家固守“艺术之宫”。这类思潮在当时不同程度地产生过坏的影响。

  中庸:《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据宋代朱熹注:“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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