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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呜呼!自吾之生,而乾嘉学者已零落略尽,然十三岁肄业于广州之学海堂,堂则前总督阮元所创,以朴学教于吾乡者也。其规模矩矱,一循百年之旧。十六七岁游京师,亦获交当时耆宿数人,守先辈遗风不替者。中间涉览诸大师著述,参以所闻见,盖当时“学者社会”之状况,可仿佛一二焉。

  大抵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盖清学祖顾炎武,而炎武精神传于后者在其《日知录》。其自述曰:“所著《日知录》三十余卷,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亭林文集·与友人论门人书》)又曰:“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觅,仅得十余条,……”(同《与人书》十)其成之难而视之重也如此。推原札记之性质,本非著书,不过储著书之资料,然清儒最戒轻率著书,非得有极满意之资料,不肯泐为定本,故往往有终其身在预备资料中者。又当时第一流学者所著书,恒不欲有一字余于己所心得之外。著专书或专篇,其范围必较广泛,则不免于所心得外摭拾冗词以相凑附。此非诸师所乐,故宁以札记体存之而已。

  夫吾固屡言之矣,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此法此精神,果用何种程序始能表现耶?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凡今世一切科学之成立,皆循此步骤,而清考证家之每立一说,亦必循此步骤也。

  既已如此,则试思每一步骤进行中,所需资料几何,精力几何,非用极绵密之札记安能致者?训诂学之模范的名著,共推王引之《经传释词》,俞樾《古书疑义举例》。苟一察其内容,即可知其实先有数千条之札记,后乃组织而成书。又不惟专书为然耳,即在札记本身中,其精到者,亦必先之以初稿之札记,——例如钱大昕发明古书轻唇音,试读《十驾斋养新录》本条,即知其必先有百数十条之初稿札记,乃能产出。——故顾氏谓一年仅能得十余条,非虚言也。

  由此观之,则札记实为治此学者所最必要,而欲知清儒治学次第及其得力处,固当于此求之。

  札记之书则夥矣,其最可观者,《日知录》外,则有阎若璩之《潜邱札记》,钱大昕之《十驾斋养新录》,臧琳之《经义杂记》,卢文弨之《钟山札记》、《龙城札记》,孙志祖之《读书脞录》,王鸣盛之《蛾术编》,汪中之《知新记》,洪亮吉之《晓读书斋四录》,赵翼之《陔余丛考》,王念孙之《读书杂志》,王引之之《经义述闻》,何焯之《义门读书记》,臧庸之《拜经日记》,梁玉绳之《瞥记》,俞正燮之《癸巳类稿》、《癸巳存稿》,宋翔凤之《过庭录》,陈澧之《东塾读书记》等。其他不可殚举。各家札记,精粗之程度不同,即同一书中,每条价值亦有差别。有纯属原料性质者(对于一事项初下注意的观察者),有渐成为粗制品者(胪列比较而附以自己意见者),有已成精制品者(意见经反复引证后认为定说者),而原料与粗制品,皆足为后人精制所取资,此其所以可贵也。

  要之当时学者喜用札记,实一种困知勉行工夫,其所以能绵密深入而有创获者,颇恃此,而今亡矣。

  清儒既不喜效宋明人聚徒讲学,又非如今之欧美有种种学会学校为聚集讲习之所,则其交换知识之机会,自不免缺乏。其赖以补之者,则函札也。后辈之谒先辈,率以问学书为贽。——有著述者则媵以著述。——先辈视其可教者,必报书,释其疑滞而奖进之。平辈亦然。每得一义,辄驰书其共学之友相商榷,答者未尝不尽其词。凡著一书成,必经挚友数辈严勘得失,乃以问世,而其勘也皆以函札。此类函札,皆精心结撰,其实即著述也。此种风气,他时代亦间有之,而清为独盛。

  其为文也朴实说理,言无枝叶,而旨壹归于雅正。语录文体,所不喜也,而亦不以奇古为尚。顾炎武之论文曰:“孔子言:‘其旨远,其辞文。’又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曾子曰:‘出辞气,斯远鄙倍。’今讲学先生从语录入者,多不善修辞。”又曰:“时有今古,非文有今古,今之不能为二汉,犹二汉之不能为《尚书》、《左氏》,乃剿取《史》、《汉》中文法以为古,甚者猎其一二字句用之于文,殊为不称,……舍今日恒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文人所以自盖其俚浅也。”(《日知录》十九)

  清学皆宗炎武,文亦宗之。其所奉为信条者,一曰不俗,二曰不古,三曰不枝。盖此种文体于学术上之说明,最为宜矣,然因此与当时所谓“古文家”者每不相容。

  美文,清儒所最不擅长也。诸经师中,殆无一人能为诗者。——集中多皆有诗,然真无足观。——其能为词者,仅一张惠言。能为骈体文者,有孔广森、汪中、凌廷堪、洪亮吉、孙星衍、董祐诚,其文仍力洗浮艳,如其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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