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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民”的外交


  (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六日)

  常常听见国人说:如何才是“大国民”的态度?现在我们要在对于惨劫后的日本的态度上和对于苏俄的承认问题上,寻求这句话的例证。

  日本是我们的近邻,种族上、文化上、利害关系上都有密切的关系。只因日本的民族,在东方的“鲁卫之邦”里是一个神智较为敏捷,精力较为活泼的民族,他的地理的关系,又与帝国主义的压迫接触较早,在势不得不首先站起来以谋自卫。不幸,这个孤立的东方民族,采取了“以毒攻毒”的政策,用帝国主义的手段与国际帝国主义者,在东方被压迫的区域内,争取并驾齐驱的地位,他下力量便不知不觉的集注在中国身上,这样子种下了中国和日本两民族间的恶感。这种恶感使中国人认定日本是中国惟一的仇敌,使中国人忽视了在中国横行的帝国主义的策源地,并不在日本的事实。

  这一次天灾地变,使日本遭空前未有的惨劫。在我们自诩为“大国民”的中国人,自不忍隔岸观火,自不应在这种人间惨劫中,想到以前民族间的仇恨。就从利害关系上想,今后的日本,至少在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中已经不是一个强者了,而且天灾之后,日本的政治上发生变动亦不是意外的事,这亦足为中、日两国接近的媒介。假使我们看到这一点,不但在这几天内要打几通热烈的同情的电报,从今以后,恐怕要改变从前排日仇日的态度。我们不欢迎从前的日本打出帝国主义的旗子,来替我们东方的鱼肉民族张一张威风,亦能在我们身上与欧美的帝国主义者机会均平的分一杯羹,我们却欢迎这一位不能再打帝国主义的旗子的日本,投入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里,作一先驱。

  苏俄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大本营,是我们被压迫民族的好朋友。此次加拉罕代表东来,备受我国社会各方面的欢迎,足以证明我们国民已经认识了苏俄是我们的好友。既然认识了他是我们的好友邦么,中、俄交涉的根本问题,即在缔结中、俄两国的亲交,中、俄亲交的第一步表示,就在承认苏俄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经解决,其他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了。

  我们应该把承认苏俄这件事,作为纯粹友谊的表示,不该把他作为商卖式的外交交换品。只有力能承认苏俄的政府,才能接受并保有苏俄退还中国的权利。但是,这件事如何是那“替人家看守大门”的、“维持国际现有之地位”被国际帝国主义压迫的地位的外交家所能做得到的呢?

  国人近来常说国民外交,我们要从对日对俄的外交态度上看一看,我们的国民外交是不是“大国民”的外交?

  没有国民的政府,那有国民的外交?这一点亦望大家注意!

  署名:S.C

  《努力周报》第70期

  1923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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