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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


  看清了这个大题目,他便没法不注意那些随时发生的小事:新民报社上面为庆祝胜利而放起的大气球,屡次被人们割断了绳子,某某汉奸接到了装着一颗枪弹的信封,在某某地方发现了抗日的传单……这些事都教他兴奋。他知道抗战的艰苦,知道这些小的表现绝不足以吓倒敌人,可是他没法不感觉到兴奋快活,因为这些小事正是那个大题目下的小注解;事情虽小,而与那最大的紧紧的相联,正象每一细小的神经都通脑中枢一样。

  台儿庄的胜利使他的坚定变成为一种信仰。西长安街的大气球又升起来,北平的广播电台与报纸一齐宣传日本的胜利。日本的军事专家还写了许多论文,把这一战役比作但能堡的歼灭战。瑞宣却独自相信国军的胜利。他无法去高声的呼喊,告诉人们不要相信敌人的假消息。他无法来放起一个大气球,扯开我们胜利的旗帜。他只能自己心中高兴,给由冠家传来的广播声音一个轻蔑的微笑。

  真的,即使有机会,他也不会去高呼狂喊,他是北平人。他的声音似乎专为吟咏用的。北平的庄严肃静不允许狂喊乱闹,所以他的声音必须温柔和善,好去配合北平的静穆与雍容。虽然如此,他心中可是觉得憋闷。他极想和谁谈一谈。长顺儿来得正好。长顺年轻,虽然自幼儿就受外婆的严格管教,可是年轻人到底有一股不能被外婆消灭净尽的热气。他喜欢听瑞宣的谈话。假若外婆的话都以“不”字开始——不要多说话!不要管闲事!不要……——瑞宣的话便差不多都以“我们应当”起头儿。外婆的话使他的心缩紧,好象要缩成一个小圆弹子,攥在手心里才好。瑞宣的话不然,它们使他兴奋,心中发热,眼睛放亮。他最喜欢听瑞宣说:“中国一定不会亡!”瑞宣的话有时候很不容易懂,但是懂不懂的,他总是细心的听。他以为即使有一两句不懂,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有“中国不亡”打底儿就行了!

  长顺听了瑞宣的话,也想对别人说;知识和感情都是要往外发泄的东西。他当然不敢和外婆说。外婆已经问过他,干吗常到祁家去。他偷偷的转了转眼珠,扯了个谎:“祁大爷教给我念洋文呢!”外婆以为外国人都说同样的洋文,正如同北平人都说北平话那样。那么,北平城既被日本人占据住,外孙子能说几句洋文,也许有些用处;因此,她就不拦阻外孙到祁家去。

  可是,不久他就露了破绽。他对孙七与小崔显露了他的知识。论知识的水准,他们三个原本都差不多。但是,年岁永远是不平等的。在平日,孙七与小崔每逢说不过长顺的时候,便搬出他俩的年岁来压倒长顺。长顺心中虽然不平,可是没有反抗的好办法。外婆不是常常说,不准和年岁大的人拌嘴吗?现在,他可是说得头头是道,叫孙七与小崔的岁数一点用处也没有了。况且,小崔不过比他大着几岁,长顺简直觉得他几乎应当管小崔叫老弟了。

  不错,马老太太近来已经有些同情孙七与小崔的反日的言论;可是,听到自己的外孙滔滔不绝的发表意见,她马上害怕起来。她看出来:长顺是在祁家学“坏”了!

  她想应当快快的给长顺找个营生,老这么教他到处去摇晃着,一定没有好处。有了正当的营生,她该给外孙娶一房媳妇,拢住他的心。她自己只有这么个外孙,而程家又只有这么一条根,她绝对不能大撒手儿任着长顺的意儿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她最大的责任,无可脱卸!日本人尽管会横行霸道,可是不能拦住外孙子结婚,和生儿养女。假如她自己这辈子须受日本人的气,长顺的儿女也许就能享福过太平日子了。只要程家有了享福的后代,他们也必不能忘了她老婆子的,而她死后也就有了焚香烧纸的人!

  老太太把事情都这么想清楚,心中非常的高兴。她觉得自己的手已抓住了一点什么最可靠的东西,不管年月如何难过,不管日本人怎样厉害,都不能胜过她。她能克服一切困难。她手里仿佛拿到了万年不易的一点什么,从汉朝——她的最远的朝代是汉朝——到如今,再到永远,都不会改变——她的眼睛亮起来,颧骨上居然红润了一小块。

  在瑞宣这方面,他并没料到长顺会把他的话吸收得那么快,而且使长顺的内心里发生了变动。在学校里,他轻易不和学生们谈闲话,即使偶一为之,他也并没感到他的话能收到多大的效果。学校里的教师多,学生们听的话也多,所以学生们的耳朵似乎已变硬,不轻易动他们的感情。长顺没入过中学,除了简单数目的加减,与眼前的几个字,他差不多什么也不知道。因此,他的感情极容易激动,就象一个粗人受人家几句煽惑便马上敢去动武打架那样。有一天,他扭捏了半天,而后说出一句话来:“祁先生!我从军去好不好?”

  瑞宣半天没能回出话来。他没料到自己的闲话会在这个青年的心中发生了这么大的效果。他忽然发现了一个事实:知识不多的人反倒容易有深厚的情感,而这情感的泉源是我们的古远的文化。一个人可以很容易获得一些知识,而性情的深厚却不是一会儿工夫培养得出的。上海与台儿庄的那些无名的英雄,他想起来,岂不多数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乡下人么?他们也许写不上来“国家”两个字,可是他们都视死如归的为国家牺牲了性命!同时,他也想到,有知识的人,象他自己,反倒前怕狼后怕虎的不敢勇往直前;知识好象是情感的障碍。他正这样的思索,长顺又说了话:“我想明白了:就是日本人不勒令家家安收音机,我还可以天天有生意作,那又算得了什么呢?国要是亡了,几张留声机片还能救了我的命吗?我很舍不得外婆,可是事情摆在这儿,我能老为外婆活着吗?人家那些打仗的,谁又没有家,没有老人呢?人家要肯为国家卖命,我就也应当去打仗!是不是?祁先生!”

  瑞宣还是回不出话来。在他的理智上,他知道每一个中国人都该为保存自己的祖坟与文化而去战斗。可是,在感情上,因为他是中国人,所以他老先去想每个人的困难。他想:长顺若是抛下他的老外婆,而去从军,外婆将怎么办呢?同时,他又不能拦阻长顺,正如同他不能拦阻老三逃出北平那样。

  “祁先生,你看我去当步兵好,还是炮兵好?”长顺呜呜囔囔的又发了问。“我愿意作炮兵!你看,对准了敌人的大队,忽隆一炮,一死一大片,有多么好呢!”他说得是那么天真,那么热诚,连他的呜囔的声音似乎都很悦耳。

  瑞宣不能再楞着。笑了一笑,他说:“再等一等,等咱们都详细的想过了再谈吧!”他的话是那么没有力量,没有决断,没有意义,他的口中好象有许多锯末子似的。

  长顺走了以后,瑞宣开始低声的责备自己:“你呀,瑞宣,永远成不了事!你的心不狠,永远不肯教别人受委屈吃亏,可是你今天眼前的敌人却比毒蛇猛兽还狠毒着多少倍!为一个老太婆的可怜,你就不肯教一个有志的青年去从军!”

  责备完了自己,他想起来:这是没有用处的,长顺必定不久就会再来问他的。他怎么回答呢?

  §三十七

  大赤包变成全城的妓女的总干娘。高亦陀是她的最得力的“太监”。高先生原是卖草药出身,也不知怎的到过日本一趟,由东洋回来,他便挂牌行医了。他很谨慎的保守他的出身的秘密,可是一遇到病人,他还没忘了卖草药时候的胡吹乱侃;他的话比他的道高明着许多。嘴以外,他仗着“行头”鲜明,他永远在出门的时候穿起过分漂亮的衣服鞋袜,为是十足的卖弄“卖像儿”;在江湖上,“卖像儿”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古老的文化本来就很复杂,再加上一些外来的新文化,便更复杂得有点莫名其妙,于是生活的道路上,就象下过大雨以后出来许多小径那样,随便那个小径都通到吃饭的处所。在我们老的文化里,我们有很多医治病痛的经验,这些经验的保留者与实行者便可以算作医生。赶到科学的医术由西方传来,我们又知道了以阿司匹灵代替万应锭,以兜安氏药膏代替冻疮膏子药;中国人是喜欢保留古方而又不肯轻易拒绝新玩艺儿的。因此,在这种时候要行医,顶好是说中西兼用,旧药新方,正如同中菜西吃,外加叫条子与高声猜拳那样。高亦陀先生便是这种可新可旧,不新不旧,在文化交界的三不管地带,找饭吃的代表。

  他的生意可惜并不甚好。他不便去省察自己的本事与学问,因为那样一来,他便会完全失去自信,而必不可免的摘下“学贯中西”的牌匾。他只能怨自己的运气不大好,同时又因嫉妒而轻视别的医生;他会批评西医不明白中国医道,中医又不懂科学,而一概是杀人的庸医。

  大赤包约他帮忙,他不能不感激知遇之恩。假若他的术贯中西的医道使他感到抓住了时代的需要,去作妓女检查所的秘书就更是天造地设的机遇。他会说几句眼前的日本语,他知道如何去逢迎日本人,他的服装打扮足以“唬”得住妓女,他有一张善于词令的嘴。从各方面看,他都觉得胜任愉快,而可以大展经纶。他本来有一口儿大烟瘾,可是因为收入不怎么丰,所以不便天天有规律的吸食。现在,他看出来他的正规收入虽然还不算很多,可是为大赤包设法从妓女身上榨取油水的时候,他会,也应当,从中得些好处的。于是,他也就马上决定天天吸两口儿烟,一来是日本人喜欢中国的瘾士,二来是常和妓女们来往,会抽口儿烟自然是极得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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