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中国抗战也是要保卫一种文化方式(2)

中国抗战也是要保卫一种文化方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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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日本历史，那真有天壤之别！

　　日本历史，在政治组织上，一直是极权统治；在学术上，是愚民政策；在教育上，是军事化训练；其抱负则是帝国主义的思想。

　　日本历史上的极权独裁政治，是它国内外观察家，有目共睹的。日本历史权威乔治·森荪爵士（Sir George Sansom）曾说：“约自1615年起，日本即在寡头政治统治之下。统治的方法，多与现在极权国家所用者相同。它的特征是：统治者自选干部；压制某些阶级，使其无所作为；限制个人自由；厉行节约；多方垄断；各种检查；秘密警察；及‘个人为国家而存在’的教条。至1868年，这一政权虽被推翻，但继起而代的，并不是一个受大众欢迎的政府，而是一个强大的官僚集团……因而奠定了日本极权主义特质永恒不变的基础。”

　　曾于1940年9月，起草并签署轴心国联盟条约的前日本驻罗马大使白鸟（Shiratori），对日本历史的评论，比森荪爵士更为露骨。他说：“过去三千年中，日本民族成长的基本原则，就是极权主义。”

　　因此，日本之所以甘心加入轴心国，而且把这种做法，视为它一贯的国策，是有其历史背景，并非偶然的。

　　其二，是关于日本愚民政策的诸多记载。也就是在学术上，对传统与权威的无条件接受。日本学者，对某些神话、传说，是不容许存有怀疑态度的。譬如日本皇室与贵族衣钵相传的神圣性，太阳女神，纪元前660年2月11日为日本帝国开国日，或称为大神传下镜子、宝石、宝剑三件圣宝的帝国的创建日。

　　日本帝国大学教授Telsujiro Inoue在他的一部代表作中，大胆的表示了他对伊势神宫（Ise）中三件圣宝的看法。他认为上述传统的说法，有待研究。这（Inoue）博士这一点轻微的存疑，闯下了数年遭受迫害的大祸。他被逐出帝国大学，在暴众的围攻下，打得一目失明。但是没有一位学人，敢于挺身而出，为他的遭遇，或为他的科学怀疑精神，加以辩护。

　　自然，在学术独裁与暴力把持的气氛下，不但危险思想要受到查禁，所有其他思想，也都被认为是有危险的成分。

　　其三，是上述历史传统，说明了日本所以迅速发展成为一等武力强国的原因，揭穿了历史上最大的迷惑：何以在所有非欧洲国家中，唯有日本能吸取西方文明，在军事上独占鳌头？而中国、印度、波斯（伊朗）、高丽、越南、暹逻，又何以不能？日本之所以能迅速军事化，乃是因为它的统治阶级——大名和武士——是在军国主义传统的教育、训练中熏陶出来的。而统治阶级的所作所为，又是全国上下，积极效法的榜样。

　　因此，日本在短短数十年间，培育成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傲视一切非欧洲国家，自亦不是偶然的事了。

　　其四，是上述历史传统，也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扩张的一贯政策。五百年来，日本的国策与理想，不外是向大陆扩张与征服世界。

　　三百五十多年前（1590）日本中古时代的英雄丰臣秀吉（Hideyoshi），曾致书中、韩、菲、印、琉球，说明他征服世界的计划，即将付诸实施。现在我将他致高丽国王书信的译文，引述一部分如下：

　　日本帝国大将丰臣秀吉，致高丽国王陛下……秀吉虽出身寒门，然家母孕育秀吉之夜，曾梦日入怀中。相士释梦，预言秀吉命中注定，世界各地，阳光照射之处，均将为我统治……天意所示如此，逆我者皆已灭亡。我军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今我日本帝国，已臻和平繁荣之境……然我不以于出生之地，安度余年为足，而欲越山跨海，进军中国，使其人民为我所化，国土为我所有，千年万世，永享我帝国护佑之恩……故当我进军中国之时，希国王陛下，率军来归，共图大业……

　　高丽对该书，并未给予满意的答复，于是秀吉遂在1592年初，派遣三十万五千大军，渡海经高丽侵略中国。此一师出无名的战争，历时七年之久。后因秀吉死亡，始告结束。

　　战争爆发之初，秀吉的预定计划是这样的：1592年5月底前，征服高丽。同年底以前，占领中国首都北京。这样，到1594年，新日本大帝国将在北京建都，日皇在北京登基，而秀吉本人则在宁波设根据地，进而向印度及其他亚洲国家扩张。

　　秀吉的计划虽未能实现，但二百五十年来，他却变成了日本民族的偶像。数十年来，亚洲大陆与太平洋地区所发生的一切，与近数月来，所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秀吉精神复活的确证。

　　今天，这个独裁的、愚民的、黩武的、疯狂式帝国主义的日本，正是我们面临的大敌。我们已经和这个劲敌浴血抗战了五年。而今天代表全人类五分之四的同盟诸国，也正在和这一帝国主义者及其他轴心国家，进行全面的殊死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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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背景，而产生了两种根本上对立的生活方式。今天，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和平方式，正面临着日本独裁、压迫、黩武主义方式的严重威胁。

　　中国对日抗战的第一个理由是，我们不仅反对日本帝国作风的重振，不仅反对日本在中国领土上推行其君主政体，而更是反对它雄霸亚洲和征服世界的野心所谓“神圣的使命”。

　　中国对日抗战的第二个理由是，我们中国人把怀疑看做一种美德，把批评看做一种权利。因此我们不愿意让一个“视一切思想均有危险性”的民族所统治。

　　中国对日抗战的第三个理由是，中国人民一向爱好和平，厌弃战争。因此我们不愿意在一个黩武好战、梦想征服世界的民族奴役之下苟生。

　　（本文为1942年3月23日胡适在华盛顿纳德立克俱乐部的演讲，张为麟译成中文，胡适纪念馆出版。又收入《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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