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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上梁山(5)


  叔永来信也说:

  足下此次试验之结果,乃完全失败;盖足下所作,白话则诚白话矣,韵则有韵矣,然却不可谓之诗。盖诗词之为物,除有韵之外,必须有和谐之音调,审美之辞句,非如宝玉所云“押韵就好”也。……(七月二十四夜)

  对于这一点,我当时颇不心服,曾有信替自己辩护,说我这首诗,当作一首Satire(嘲讽诗)看,并不算是失败,但这种“戏台里喝彩”,实在大可不必。我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自己好笑。

  但这一首游戏的白话诗,本身虽没有多大价值,在我个人做白话诗的历史上,可是很重要的。因为梅、任诸君的批评竟逼得我不能不努力试做白话诗了。觐庄的信上曾说:

  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叔永的信上也说:

  要之,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不能用之于诗。这样看来,白话文学在小说词曲演说的几方面,已得梅、任两君的承认了,勤庄不承认白话可作诗与文,苏永不承认白话可用来作诗。觐庄所谓“文”,自然是指《古文辞类纂》一类的书里所谓“文”(近来有人叫做“美文”)。在这一点上,我毫不狐疑,因为我在几年前曾做过许多白话的议论文,我深信白话文是不难成立的。现在我们的争点,只在“白话是否可以做诗”的一个问题了。白话文学的作战,十仗之中,已胜了七八仗。现在只剩一座诗的壁垒,还须用全力去抢夺。待到白话征服这个诗国时,白话文学的胜利就可说是十足的了,所以我当时打定主意,要作先锋去打这座未投降的壁垒:就是要用全力去试做白话诗。

  叔永的长信上还有几句话使我更感觉这种试验的必要。他说:

  如凡白话皆可为诗,则吾国之京调高腔,何一非诗?……乌乎适之,吾人今日言文学革命,乃诚见今日文学有不可不改革之处,非特文言白话之争而已。……以足下高才有为,何为舍大道不由,而必旁逸斜出,植美卉于荆棘之中哉?……今日假定足下之文学革命成功,将令吾国作诗皆京调高腔,而陶谢李杜之流永不复见于神州,则足下之功又何如哉,心所谓危,不敢不告。……足下若见听,则请从他方面讲文学革命,勿徒以白话诗为事矣。……(七月二十四夜)

  这段话使我感觉他们都有一个根本上的误解。梅、任诸君都赞成“文学革命”,他们都“诚见今日文学有不可不改革之处”。但他们赞成的文学革命,只是一种空荡荡的目的,没有具体的计划,也没有下手的途径。等到我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方案(用白话做一切文学的工具),他们又都不赞成了。他们都说,文学革命决不是“文言白话之争而已”。他们都说,文学革命应该有“他方面”,应该走“大道”。究竟那“他方面”是什么方面呢?究竟那“大道”是什么道呢?他们又都说不出来了;他们只知道决不是白话!

  我也知道光有白话算不得新文学,我也知道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是我认定了:无论如何,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那已产生的白话小说词曲,都可证明白话是最配做中国活文学的工具的。我们必须先把这个工具抬高起来,使他成为公认的中国文学工具,使他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全死的老工具。有了新工具,我们方才谈得到新思想和新精神等等其他方面。

  这是我的方案。现在反对的几位朋友已承认白话可以作小说戏曲了。他们还不承认白话可以作诗。这种怀疑,不仅是对于白话诗的局部怀疑,实在还是对于白话文学的根本怀疑。在他们的心里,诗与文是正宗,小说戏曲还是旁门小道。他们不承认白话诗文,其实他们是不承认白话可作中国文学的唯一工具。所以我决心要用白话来征服诗的壁垒,这不但是试验白话诗是否可能,这就是要证明白话可以做中国文学的一切门类的唯一工具。

  白话可以作诗,本来是毫无可疑的。杜甫、白居易、寒山、拾得、邵雍、王安石、陆游的白话诗都可以举来作证。词曲里的白话更多了。但何以我的朋友们还不能承认白话诗的可能呢?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白话诗确是不多,在那无数的古文诗里,这儿那儿的几首白话诗在数量上确是很少的。第二是因为旧日的诗人词人只有偶然用白话做诗词的,没有用全力做白话诗词的,更没有自觉的做白话诗词的。所以现在这个问题还不能光靠历史材料的证明,还须等待我们用实地试验来证明。

  所以我答叔永的信上说:

  总之,白话未尝不可以入诗,但白话诗尚不多见耳。古之所少有,今日岂必不可多作乎?……

  白话之能不能作诗,此一问题全待吾辈解决。解决之法,不在乞怜古人,谓古之所无,今必不可有;而在吾辈实地试验。一次“完全失败”,何妨再来?若一次失败,便“期期以为不可”,此岂“科学的精神”所许乎?……

  高腔京调未尝不可成为第一流文学。……适以为但有第一流文人肯用高腔京调著作,便可使京调高腔成第一流文学。病在文人胆小不敢用之耳。元人作曲可以取仕宦,下之亦可谋生,故名士如高则诚、关汉卿之流皆肯作曲作杂剧。今之高腔京调皆不文不学之戏子为之,宜其不能佳矣。此则高腔京调之不幸也。……

  足下亦知今日受人崇拜之莎士比亚,即当时唱京调高腔者乎?……与莎氏并世之倍根著《论集》(Essays),有拉丁文英文两种本子;书既出世,倍根自言,其他日不朽之名当赖拉丁文一本;而英文本则以供一般普通俗人之传诵耳,不足轻重也。此可见当时之英文的文学,其地位皆与今日京腔高调不相上下。……吾绝对不认“京腔高调”与“陶谢李杜”为势不两立之物。今且用足下之文字以述吾梦想中之文学革命之目的,曰:

  (1)文学革命的手段,要令国中之陶、谢、李、杜敢用白话京调高腔作诗。要令国中之陶、谢、李、杜皆用白话京调高腔作诗。

  (2)文学革命的目的,要令中国有许多白话京调高腔的陶、谢、李、杜,要令白话京调高腔之中产出几许陶、谢、李、杜。

  (3)今日决用不着陶、谢、李、杜的陶、谢、李、杜。何也?时代不同也。

  (4)吾辈生于今日,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的《五经》、两汉、六朝、八家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的《水浒》、《西游》文字。与其作似陶似谢似李似杜的诗,不如作不似陶不似谢不似李不似杜的白话诗。与其作一个“真诗”,走“大道”,学这个,学那个的陈伯严、郑苏盦,不如作一个实地试验,“旁逸斜出”,“舍大道而弗由”的胡适。

  此四者,乃适梦想中文学革命之宣言书也。

  嗟夫,叔永,吾岂好立异以为高哉?徒以“心所谓是,不敢不为”。吾志决矣。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吾之《去国集》乃是吾绝笔的文言韵文也。……(七月二十六日)这是我第一次宣言不做文言的诗词。过了几天,我再答叔永道:

  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字者,文学之器也。我私心以为文言决不足为吾国将来文学之利器。施耐庵、曹雪芹诸人已实地证明作小说之利器在于白话。今尚需人实地试验白话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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