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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禽格丽德的一家(2)


  “玛莉夫人,请您自己去看看吧!”他说道。“诺列贝克现在吹起了新鲜的风呀!”

  她究竟什么时候到他的公馆里来的,没有人把这记载下来。不过人们在诺列贝克教堂的蜡烛台上可以读到,这东西是诺列贝克公馆的巴列·杜尔和玛莉·格鲁布赠送的。

  巴列·杜尔有结实的身材。他喝起酒来像一块吸水的海绵,是一只永远盛不满的桶。他打起鼾来像一窝猪。他的脸上是又红又肿。

  “他像猪一样粗笨!”巴列·杜尔夫人——格鲁布先生的女儿——说。

  她很快就对这种生活厌烦起来,但这在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好处。

  有一天餐桌已经铺好了,菜也凉了,巴列·杜尔正在猎取狐狸,而夫人也不见了。巴列·杜尔到了半夜才回来,但杜尔夫人半夜既没有回来,天明时也没有回来。她不喜欢诺列贝克,因此她既不打招呼,也不告辞,就骑着马走了。

  天气是阴沉而潮湿的。风吹得很冷。一群惊叫的黑鸟从她头上飞过去——它们并不是像她那样无家可归的。

  她先向南方走去,接近德国的边界。她用几个金戒指和几个宝石换了一点钱,于是她又向东走,接着她又回转到西边来。她没有一个什么目的地,她的心情非常坏,对什么人都生气,连对善良的上帝都是这样。不久她的身体也坏下来,她几乎连脚都移不动了。当她倒在草丛上,田凫从那里飞出来。这鸟儿像平时一样尖声地叫着:“你这个贼子!你这个贼子!”她从来没有偷过邻人的东西,但是她小时候曾经叫人为她取过树上和草丛里的鸟蛋和小雀子。她现在想起了这件事情。

  她从她躺着的地方可以看到海滩上的沙丘;那儿有渔人住着。但是她却没有气力走过去,因为她已经病了。白色的大海鸥在她头上飞,并且在狂叫,像在她家里花园上空飞的白嘴鸦、乌鸦和穴乌一样。鸟儿在她上面飞得很低,后来她把它们想象成为漆黑的东西,但这时她面前也已经是一片黑夜了。

  当她再把眼睛睁开的时候,她已经被人扶起来了。一个粗壮的男子已经把她托在怀中。她向他满脸胡子的脸上望去:他有一只眼上长了一个疤,因此他的眉毛好像是分成了两半。可怜的她——他把她抱到船上去。船长对他的这种行为结结实实地责备了一番。

  第二天船就开了,玛莉·格鲁布并没有上岸;她跟船一起走了。但是她会不会一定回来呢?会的,但是在什么时候呢,怎样回来呢?

  牧师也可以把这件事的前后经过讲出来,而且这也不是他编造的一个故事。这整个奇怪的故事,他是从一本可靠的旧书里来的。我们可以把它取出来亲自读一下。

  丹麦的历史学家路得维格·荷尔堡写了许多值得读的书和有趣的剧本;从这些书中我们可以知道他的时代和人民。他在他的信件中提到过玛莉·格鲁布和他在什么地方和怎样遇见她。这是值得一听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家禽格丽德,她坐在那个漂亮的鸡屋里,感到那么愉快和舒服。

  船带着玛莉·格鲁布开走了,我们讲到此地为止。

  许多年、许多年过去了。

  鼠疫在哥本哈根流行着,那是一七一一年的事情。丹麦的皇后回到她德国的娘家去;国王离开这王国的首都。任何人,只要有机会,都赶快走开。甚至那些得到膳宿免费的学生,也在想办法离开这个城市。他们之中有一位——最后的一位——还住在勒根生附近的所谓波尔其专科学校里。他现在也要走了。这是清晨两点钟的事情。他背着一个背包动身——里面装的书籍和稿纸要比衣服多得多。

  城上覆着一层粘湿的雾。他所走过的街上没有一个人。许多门上都画着十字,表明屋里不是有鼠疫,就是人死光了。在那条弯弯曲曲的、比较宽阔的屠夫街上——那时从圆塔通到王宫的那条街就叫这个名字——也看不见一个人。一辆货车正在旁边经过。车夫挥着鞭子,马儿连蹦带跳地驰着。车上装着的全是尸体。这位年轻的学生把双手蒙在脸上,闻着他放在一个铜匣子里吸有强烈酒精的一块海绵。

  从街上一个酒馆里飘来一阵嘈杂的歌声和不愉快的笑声。这是通夜喝酒的那些人发出来的。他们想要忘记这种现实:鼠疫就站在他们门口,而且还想要送他们到货车上去陪伴那些尸体呢。这位学生向御河桥那个方向走去。这儿停着一两条小船,其中有一只正要起锚,打算离开这个鼠疫流行的城市。

  “假如上帝要保留我们的生命,而我们又遇见顺风的话,我们就向法尔斯特附近的格龙松得开去。”船主说,同时问这位想一同去的学生叫什么名字。

  “路得维格·荷尔堡。”学生说。那时这个名字跟别的名字没有一点特殊的地方;现在它却是丹麦的一个最骄傲的名字。那时他不过是一个不知名的青年学生罢了。

  船在王宫旁边开过去了。当它来到大海的时候,天还没有亮。一阵轻微的风吹起来了,帆鼓了起来,这位青年学生面对着风坐着,同时也慢慢地睡过去了,而这并不是一件太聪明的事情。

  第三天早晨,船已经停在法尔斯特面前了。

  “你能不能介绍这里一个什么人给我,使我可以住得经济一点?”荷尔堡问船长。

  “我想你最好跟波尔胡斯的那个摆渡的女人住在一起,”他说。“如果你想客气一点,你可以把她称为苏伦·苏伦生·莫勒尔妈妈!不过,如果你对她太客气了,她很可能变得非常粗暴的!她的丈夫因为犯罪已经被关起来了。她亲自撑那条渡船。她的拳头可不小呢!”

  学生提起了背包,径直向摆渡人的屋子走去。门并没有锁。他把门闩一掀,就走进一个铺有方砖地的房间里去。这里最主要的家具是一条宽包了皮的板凳,凳子上系着一只白母鸡,旁边围着一群小鸡。它们把一碗水盆踩翻了,弄得水流到一地。这里什么人也没有,隔壁房子里也没有人,只有一个躺在摇篮里的婴孩。渡船开回的时候,里面只装着一个人——是男是女还不大容易说。这人穿着一件宽大的大衣,头上还戴着一顶像兜囊的帽子。渡船靠岸了。

  从船上下来的是一个女人;她走进这房间里来。当她直起腰来的时候,外表显得很堂皇,在她乌黑的眉毛下面长有一双骄傲的眼睛。这就是那个摆渡的女人苏伦妈妈。白嘴鸦、乌鸦和穴乌愿意为她取另外一个名字,使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她。

  她老是显出一种不快的神情,而且似乎不大喜欢讲话。不过她总算讲了足够的话语,得出一个结论:她答应在哥本哈根的情况没有好转以前,让这学生和她长期住下去,并且可以搭伙食。

  经常有一两个正直的公民从附近村镇里来拜访这个渡口的房子。刀具制造匠佛兰得和收税人西魏尔特常常来,他们在这渡口的房子里喝一杯啤酒,同时和这学生聊聊闲天。学生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他懂得他的所谓“本行”——他能读希腊文和拉丁文,同时懂得许多深奥的东西。

  “一个人懂得的东西越少,他的负担就越小!”苏伦妈妈说。

  “你的生活真够辛苦!”荷尔堡有一天说。这时她正用咸水洗衣服,同时她还要把一个树根劈碎,当做柴烧。

  “这不关你的事!”她回答说。

  “你从小就要这样辛苦操作吗?”

  “你可以从我的手上看出来!”她说,同时把她一双细小而坚硬、指甲都磨光了的手伸出来。“你有学问,可以看得出来。”

  在圣诞节的时候,雪花开始狂暴地飞舞起来。寒气袭来了,风吹得很厉害,就像它带有硫酸,要把把人的脸孔洗一番似的。苏伦妈妈一点也不在乎。她把她的大衣裹在身上,把帽子拉得很低。一到下午,屋子里很早就黑了。她在火上加了些木柴和泥炭,于是她就坐下来补她的袜子——这件工作没有别人可做。在晚上她和这个学生讲的话比白天要多一些:她谈论着关于她丈夫的事情。

  “他在无意中打死了得拉格尔的一个船主;因了这件事他得带着链子在霍尔门做三年苦工。他是一个普通的水手。因此法律对他必须执行它的任务。”

  “法律对于位置高的人也同样发生效力。”荷尔堡说。

  “你以为是这样吗?”苏伦妈妈说,她的眼睛死死盯着火炉里的火。不过她马上又开始了:“你听到过开·路克的故事吗?他叫人拆毁了一个教堂。牧师马德斯在讲台对于这件事大为不满,于是他就叫人用链子把马德斯套起来,同时组织一个法庭,判了他砍头的罪——而且马上就执行了。这并不是意外,但开·路克却逍遥法外!”

  “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他有权这样办!”荷尔堡说,“现在我们已经离开那个时代了!”

  “你只有叫傻子相信这话!”苏伦妈妈说。

  她站起身来,向里屋走去,她的孩子“小丫头”就睡在里面,她拍了她几下,又把她盖好。然后她就替这位学生铺好床。他有皮褥子,但他比她还怕冷,虽然他是在挪威出生的。

  新年的早晨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时节。冰冻一直没有融解,而且仍然冻得很厉害;积雪都冻硬了,人们可以在它上面走路。镇上做礼拜的钟敲起来了,学生荷尔堡穿上他的毛大衣,向城里走去。

  白嘴鸦、乌鸦和穴乌在摆渡人的房子上乱飞乱叫;它们的声音弄得人几乎听不见钟声。苏伦妈妈站在门外,用她的黄铜壶盛满了雪,因为她要在火上融化出一点饮水来。她抬头把这群鸟儿望了一下,她有她自己的想法。

  学生荷尔堡走进教堂里去。他去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要经过城门旁边收税人西魏尔特的房子。他被请进去喝了一杯带糖浆和姜汁的热啤酒。他们在谈话中提到了苏伦妈妈,不过收税人所知道的关于她的事情并不太多;的确也没有很多人知道。他说,她并不是法尔斯特的人;她有个时候曾经拥有一点财产;她的男人是一个普通水手,脾气很坏,曾经把得拉格尔的船主打死了。

  “他喜欢打自己的老婆,但是她仍然维护他!”

  “这种待遇我可受不了!”收税人的妻子说。“我也是出身于上流人家的呀,我父亲是皇家的织袜人!”

  “因此你才跟一个政府的官吏结婚。”荷尔堡说,同时对她和收税人行了一个礼。

  这是“神圣三王节”之夜,苏伦妈妈为荷尔堡点燃了主显节烛;就是说三支油烛,是她自己浇的。

  “每个人敬一根蜡烛!”荷尔堡说。

  “每个人?”这女人说,同时把眼睛死死地盯着他。

  “东方的每一个圣者!”荷尔堡说。

  “原来是这个意思!”她说。于是她就沉默了很久。

  不过在这神圣三王节的晚上,关于她的事情,他知道得比以前多一点。

  “你对于你所嫁的这个人怀着一颗感情浓厚的心,”荷尔堡说,“但是人们却说,他没有一天对你好过。”

  “这是我自己的事,跟谁也没有关系!”她回答说,“在我小的时候,他的拳头可能对我有好处。现在无疑地是因为有罪才被打!我知道,他曾经是对我多么好过。”于是她站起来。“当我躺在荒地上病倒的时候,谁也不愿意来理我——大概只有白嘴鸦和乌鸦来啄我,他把我抱在怀里,他因为带着像我这样一件东西到船上去,还受到了责骂呢。我是不大生病的,因此我很快就好了。每个人有自己的脾气,苏伦也有他自己的脾气;一个人不能凭头络来判断一匹马呀!比起国王的那些所谓最豪华和最高贵的臣民来,我跟他生活在一起要舒服得多。我曾经和国王的异母兄弟古尔登罗夫总督结过婚。后来我又嫁给巴列·杜尔!都是半斤八两,各人有各人的一套,我也有我的一套。说来话长,不过你现在已经知道了!”

  于是她走出了这个房间。

  她就是玛莉·格鲁布!她的命运之球沿着那么一条奇怪的路在滚动。她没有能活下去再看更多的“神圣三王节”。荷尔堡曾经记载过,她死于一七一六年七月。但有一件事情他却没有记载,因为他不知道:当苏伦妈妈——大家这样叫她——的尸体躺在波尔胡斯的时候,有许多庞大的黑鸟在这地方的上空盘旋。它们都没有叫,好像它们知道葬礼应该是在沉寂中举行似的。

  等她被埋到地底下去了以后,这些鸟儿就不见了。不过在这同一天晚上,在尤兰的那个老农庄的上空,有一大堆白嘴鸦、乌鸦和穴乌出现。它们在一起大叫,好像它们有什么事情要宣布似的:也许就是关于那个常常取它们的蛋和小鸟的农家孩子——他得到了王岛铁勋章——和那位高贵的夫人吧。这个妇人作为一个摆渡的女人在格龙松得结束了她的一生。

  “呱!呱!”它们叫着。

  当那座老公馆被拆掉了的时候,它们整个家族也都是这样叫着。

  “它们仍然在叫,虽然已经再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叫了!”牧师在叙述这段历史的时候说。“这个家族已经灭亡了,公馆已经拆除了。在它的原址上现在是那座漂亮的鸡屋——它有镀金的风信鸡家禽格丽德。她对于这座漂亮的住屋感到非常满意。如果她没有到这儿来,她一定就会到济贫院里去了。”

  鸽子在她头上咕咕地叫,吐绶鸡在她周围咯咯地叫,鸭子在嘎嘎地叫。

  “谁也不认识她!”它们说,“她没有什么亲戚。因为人家可怜她,她才能住在这儿。她既没鸭父亲,也没有鸡母亲,更没有后代!”

  但是她仍然有亲族,虽然她自己不知道。牧师虽然在抽屉里保存着许多稿件,他也不知道。不过有一只老乌鸦却知道,而且也讲出来了。它从它的妈妈和祖母那里听到关于家禽格丽德的母亲和祖母的故事——她的外祖母我们也知道。我们知道,她小时候在吊桥上走过的时候,总是骄傲地向四周望一眼,好像整个的世界和所有的雀窠都是属于她的。我们在沙丘的荒地上看到过她,最后一次是在波尔胡斯看到过她。这家族的最后一人——孙女回来了,回到那个老公馆原来的所在地来了。野鸟在这儿狂叫,但是她却安然地坐在这些驯良的家禽中间——她认识它们,它们也认识她。家禽格丽德再也没有什么要求。她很愿意死去,而且她是那么老,也可以死去。

  “坟墓啊!坟墓啊!”乌鸦叫着。

  家禽格丽德也得到了一座很好的坟墓,而这座坟墓除了这只老乌鸦——如果它还没有死的话——以外,谁也不知道了。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古老的公馆,这个老家族和整个家禽格丽德一家的故事了。

  丹麦伟大的剧作家。见《丹麦人霍尔格》注14。

  1711年哥本哈根发生鼠疫,能逃的人都逃离了哥本哈根,留下的人很少能幸存。

  丹麦哥本哈根南面的一个大岛。

  神圣三王节(Helligtrekonger Aften)是圣诞节第十二天的一个节日,在这一天东方的三个圣者——美尔却(Melchior)、加斯巴尔(Gaspar)和巴尔达札尔(Balthazar)特来送礼物给新生的耶稣。

  王岛铁勋章(Hosebaand af Jern paa Kongens Holm)是爵士最高的勋章。

  原文是“Grav! Grav!”这有双关的意思:照字音则是模仿乌鸦叫的声音;照字义则是“坟墓”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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