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八年五月

元祐八年五月(1)

　　五月丁丑朔。

　　戊寅，监察御史黄庆基言：“朝廷仁爱斯民，救患恤灾，使无失所之叹者，在加意于赈济。故比岁淮甸旱，仓廪不足以给民，至以上供纲运米赒之，前年浙西水，本路岁计不足，至使江西、湖北运米以济之，所费无虑数百万。然而不惜重费以济一时，不若修举良法以垂惠于万世。盖义仓者，良法也，始自隋长孙平建议，曰：‘古者三年耕，有一年之积；九年耕，有三年之储。虽有水旱，人无菜色，皆由劝导有方，蓄积先储。’故历世行之以为利焉。元丰间，先帝复行其法，以为隋、唐取于民太重，虑民不堪其求，于是纳苗米一石者，输义仓米五升，可谓至薄矣。夫乐岁粒米狼戾，虽多取之不为虐，又况纳苗米一石，止输五升，固非重敛也。蓄积稍丰，或有水旱，则所至仓廪自足以济民矣。臣去岁道过太平州，见饥民甚众，而无流亡沟壑者，盖犹有当日义仓所积之米，足以赈济故也。又闻苏、湖之民，虽蒙朝廷运米以济之，然饥者朝不及夕，往往不得沾上之惠，而殍踣者多矣。乃知义仓诚天下之良法。今其条制具在，望自今岁复行。”诏令户部详度。

　　知越州蔡卞知润州。（卞及服、古，并政目二日事。）知庐州朱服知寿州。（服知庐州，在六年八月十六日。）秘书少监王古兼国子祭酒。

　　己卯，新除吏部尚书李清臣为资政殿学士、知真定府。以权给事中姚勔论清臣不当召用故也。（政目无此。六月十八日又召。）

　　庚辰，承议郎、签书颍州节度判官事赵令畤为光禄寺丞。（政目五月四日事。黄庆基云在十五日。）

　　辛巳，王崇极为引进使。（政目初五日事，当考。）

　　癸未，苏轼同吕希哲、吴安诗、丰稷、赵彦若、范祖禹、顾临上言：“臣等猥以空疏，备员讲读。圣明天纵，学问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无穷，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为。窃谓人臣之纳忠，譬如医者之用药，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若已经效于世间，不必皆从于己出。伏见唐宰相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辨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时。德宗以苛刻为能，而贽谏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德宗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德宗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至于用人听言之法，治边驭将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数。可谓进苦口之药石，针害身之膏肓。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臣等每退自西阁，即私相告言，以陛下圣明，必喜贽议论，但使圣贤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时。昔冯唐论颇、牧之贤，则汉文为之太息；魏相条晁、董之对，则孝宣以致中兴。若陛下能自得师，莫若近取诸贽。夫六经、三史、诸子百家，非无可观，皆足为治。但圣言幽远，末学支离，譬如山海之崇深，难以一二为推择。如贽之论，开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臣等欲取其奏议稍加校正，缮写进呈。愿陛下置之坐隅，如见贽面；反复熟读，如与贽言。必能发圣性之高明，成治功于岁月。臣等不胜区区之意。”

　　甲申，尚书左丞梁焘表称疾病，乞守藩，诏不允。焘再请补外，诏断来章，及与宽假将治。（御集在十六日。）

　　诏南郊合祭，依元祐七年例。（政目八日事。合取四月丁巳诏详考之，今姑两存。）

　　左宣德郎蔡肇校勘黄本。（明年六月十三日出。）御史中丞李之纯复中大夫。国子司业赵挺之为京东路转运副使。（十五日黄庆基云云。）司封员外郎丁骘知宿州。（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为封外。）驾部员外郎胡宗炎提点京西刑狱。比部郎中孙亚夫为两浙转运副使。（自蔡肇至孙亚夫，皆从政目。惟亚夫，实录有之。）

　　乙酉，翰林学士兼侍讲范祖禹言：近令讲读官同将汉、唐正史内可以进读事迹进呈，按讲筵故事，讲官讲经，读官读史，若令同进读汉、唐史书，即是讲官兼读官之职，乞专令读官钞节进读。从之。

　　丁亥，诏礼官罢议合祭。（政目十一日事，合取四月丁巳诏详考之，今姑两存。）

　　罢广南东、西路铸折二钱。（实录十一日事，政目乃无此。）

　　己丑，录京畿囚。（政目十一日事。）

　　辛卯，监察御史董敦逸、黄庆基皆罢，敦逸为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庆基为福建路转运判官。坐言尚书右丞苏辙、礼部尚书苏轼不当也。（新录既于十五日载二人罢御史，除运判，且略载吕大防、苏辙对上语矣，十六日又详载之，显是重复。今削去略语，但存二人除目。政目二人除运判在初四日。）

　　壬辰，三省同进呈董敦逸四状，言苏辙；黄庆基三状，言苏轼。吕大防奏曰：“敦逸言辙，应三省同签文字，皆以为辙之罪。”庆基言轼曰：

　　法者天下之平也，虽天子之尊不敢以喜怒而轻重，况于人臣乎？为人臣者苟欲废法以私恣喜怒，则上窃国柄，下贻民患，其祸非小也。按礼部尚书苏轼，天资凶险，不顾义理，言伪而辨，行僻而坚，故名足以惑众，智足以饰非，所谓小人之雄而君子之贼者也。陛下擢之于罪废之中，寘之于侍从之列，出守大藩，固宜奉法循理，而乃专以喜怒之私，轻废朝廷之制。昨知颍州日，违法令都厅置簿拘收赏钱，不依条例，妄行费用。及失入丁真配罪，见系京西路提刑司按发取勘干系官吏。轼已移扬州，又入为兵部尚书矣，乃敢蓦越申陈，致朝廷徇其所请，将监司按发公事，指挥不得取勘，致令迁延该赦。考轼之意，特欲姑息小人，盖庇旧吏，以沮坏法令而已。轼前知杭州日，有百姓颜益、颜章，以受纳官不肯领绢，率众人论诉，非有大过也，轼不遵法令，判令刺配。虽尝自劾，蒙朝廷放罪。而轼之所喜，虽监司按发公事，乃妄陈横议，令不得取勘；轼之所怒，虽所犯止于杖罪，乃判令刺配。此何道也？书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有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国。盖言威福之柄，惟人君可以专之也。轼为人臣，乃欲恣喜怒而出入人罪，原其不遵法令之意，盖有轻蔑朝廷之心，其不忠之罪大矣。

　　轼自进用以来，援引党与，分布权要，附丽者力与荐扬，违迕者公行排斥。昨荐王巩，既除宗正寺丞，又通判扬州，竟以不持行检败。近者荐林豫，自东排岸，不问资序，遂差知通利军。前者除张耒为著作郎，（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近者除晁补之为著作佐郎，（七年十月二十六日。）皆轼力为援引，遂至于此。至如秦观，亦轼之门人也，素号獧薄，昨除秘书省正字，既用言者罢矣，犹不失为校对黄本书籍。是以奔竞之士，趋走其门者如市，惟知有轼，而不知有朝廷也。为人臣而招权植党，至于如此，其患岂小哉？近者高丽人使乞赐书籍，此乃祖宗朝故事，且屡尝赐书与之矣，轼乃拒违诏旨，极言不可。及都省批送礼部，令吏人上簿，固非重责也，轼乃盖庇吏人，力陈强辨，期必胜而后止。夫都省总领六曹，自有上下之分，岂有论事不当，尚敢力争？原其凌轹都省之意，乃有轻视朝廷之心，其不忠之罪，又可见矣。

　　轼在先朝，恣为歌诗，谤讪朝政，有司推治，实迹具存。众皆以为罪在必死，独先帝怜之，止从轻典，送黄州安置。先帝之于轼，可谓有再造之恩矣，虽天地父母，无以过之。轼不能感戴厚恩，而乃内怀怨望，二圣陛下临御之初，以轼为中书舍人，轼因行制诰，公然指斥先帝时事，略无忌惮，传播四方，士大夫读之，有识者为之痛心，有志者为之扼腕。考轼之意，特欲刺讥先帝，以摅平昔之愤尔。轼行李之纯除河北都转运使诰曰：“乃者役钱贷息之弊，民兵马政之劳，萃于北方。”又云：“河溢为灾，老幼奔走，流离道路，十年于此矣。呜呼！其孰能为朕劳来安集，使复其旧乎？”夫宣王承厉王之后，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安集之，故见于鸿雁之诗。先帝时，北方安得有老幼奔走，流离道路之事？谓缘役钱、贷息、民兵、马政，以致天灾，必待陛下然后能遣使以劳来安集，是以先帝方何代乎？乃以厉王之乱相拟也。轼行苏颂除刑部尚书诰云：“乃者法病于烦，官失其守，盗贼多有，狱市纷然。”夫先帝明慎用刑，哀矜庶狱，始复大理寺、刑部详定及三省点检狱案之制，安得法病于烦，官失其守？至于盗贼多有，狱市纷然，惟汉武帝时暴征远戍，于是盗贼竞起，至遣直指之使以督捕之。此乃可谓纷扰，先帝时何尝闻有此也？轼为此言，是以先帝方何代乎？乃以武帝之暴相拟也。轼行刘谊知韶州诰云：“尔昔为使者，亲见民病，尽言而不讳，阨穷而不悯，安知有今日之报乎？”夫刘谊得罪于先帝，自以职在奉行法度，有所不至，当公论之，而乃张皇上书，用此罢江西提举，安得为尽言乎？至于“安知有今日之报”，此语尤不忍闻。陛下奉承宗庙，当有以显扬先帝之鸿业休德，岂欲报先帝得罪之人乎？轼行唐义问除河北转运使诰云：“朕修赋役之法，黜聚敛之吏，去薄从忠，务以养民。”夫先帝立法，岂不欲养民邪？先帝用人，岂不欲去刻薄而从忠厚邪？今以为务以养民，是指先帝之不能养民也。今以为黜聚敛之吏，是指先帝用聚敛之吏也。轼行贬吕惠卿诰云：“苟有蠹国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夫先帝立法，乃欲与天下同利，岂有先帝之圣神英睿、冠绝百王如此，而乃肯从蠹国害民之谋乎？轼所行制诰皆在舍人院，愿陛下试取而观之，盖有声述不尽者。

　　臣请以常人论之。对人之子，詈人之父，犹且义不胜诛，况轼职代王言，而实诋先帝，按之以法，当如何哉？陛下奉承先帝之宗庙，岁时荐享，未尝不怀怵惕霜露之感。今乃使讥刺先帝之人，列于侍从，寘在朝廷，臣恐先帝之威灵在天，亦当垂愤怒也。使轼当今日，得保首领，已为幸矣，今乃骤迁之，亟用之，唯恐不及，臣恐天下之人亦有以议陛下也。昔杨恽以“田彼南山，芜秽不治”之语，讥刺汉朝，宣帝尚戮于市。窃以讥刺朝廷其罪小，至于讥刺宗庙，则其恶不可容矣。陛下以轼为有大功而不敢治，则轼自擢用以来，未闻有毫发之功也。以轼为有厚德而不可贬，则轼之行己，贪污、积恶，靡所不有。至如结托常州宜兴知县李去盈，强买姓曹人抵当田产，致其人上下论诉进状者凡八年，方与断还。其秽恶之迹，则未敢上渎圣聪，不可谓有德者也。自轼进用，人望其改过自新，而乃恣为喜怒，自擅威福，援引朋党，紊乱纪纲，公行制诰，指斥先朝。原其不敬宗庙之意，乃有轻视陛下之心。然而累年于兹，人不敢言者，以辙身为执政，朋党亲戚，布在要路，权势熏灼内外，能立致人于祸患，故畏惮而不敢言尔。臣虽至愚，非不知言发则祸至，然而义激于中，不能自止，故力为陛下言之。望赐英断，上以释先帝之谤议，次以正今日之典刑。仍令中书省削去轼所行诰辞言涉刺讥者，以示人臣大不恭之戒。又言曰：

　　治天下者必先于正朝廷，正朝廷必先于破朋党，自非明足以察微、公足以兼听、睿足以独断者，未有不为奸邪所蔽也。当有唐之世，王叔文、韦执谊、柳宗元之徒，结为朋党，渎乱纪纲，一时名士莫不归之，几坏天下。赖宪宗刚明，立行斥逐，故小人不得以行其志。文宗时，牛僧孺、李宗闵、杨虞卿之徒，更相傅会，上则蔽人君之耳目，下则擅朝廷之威柄，文宗至临朝兴叹，然终不能去也。观宪宗之所以治，文宗之所以乱，可为治世之鉴戒矣，不谓今日亲见此弊！

　　臣近言礼部尚书苏轼，已历疏其所为矣。窃见门下侍郎苏辙，怀邪徇私，援引党与，怙势曲法，务与其兄相为肘腋，以紊乱朝政。轼则外许人差遣而公荐之，辙则内为之应而引用之。附会者立与进用，违忤者公行排斥，上不畏国法，下不顾公义。臣请疏其显然之迹：按轼与吕陶交结至厚，昨者荐陶自代，遂除为起居舍人。近日中书舍人陈轩缘馆伴高丽人使请赐书籍事，轼恶轩之不附己也，遂公奏于朝，力加排诋，意欲使轩补外，乃迁陶为中书舍人。（陶迁中书舍人，在后六月八日。）夫词掖近臣，乃陛下之侍从，轼犹敢公然排斥不附己之人，而阴欲进其党与，其擅威福之罪大矣。轼知颍州日，赵令畤为本州签判，轼与之往还甚密，每赴赵令畤筵会，则坐于堂上，入于卧内，惟两分而已，其家妇女列侍左右，士论极以为丑。轼乃公荐于朝，称其才美。访闻苏辙见议除令畤差遣，其肆欺罔之罪大矣。（五月四日令畤光禄丞。）国子司业赵挺之为御史日，屡言轼不公事迹，轼居礼部，统辖国子监，日务攟摭太学中事，凡所判状，多不依学制，意欲沮抑挺之使之补外。访闻苏辙见议除挺之为转运副使，以同列商议未合，故未敢进呈。其挟私怨而忘公议，乃至于此。太府寺丞文勋以篆字游于轼之门，初不以公正吏才称也，轼既援引，辙遂除为福建路转运判官。（在正月十九日。）夫监司按察一路，寄委不轻，岂可以非才而授其职？徇私情而弃国法，乃至于此！冯如晦为夔州路转运使日，按发公事不当，见系御史台推治未结绝间，辙以川人，遂除馆职，差知梓州。近断敕方下，如晦虽以法夺官，而差遣与职，竟不动也，可谓循法用人乎？其恣横乃至于此！赵卨帅鄜延日，欲弃熙河而不敢献议，乃以书抵大臣。是时辙为中丞，得其书，即为论列。赖谏官刘唐老疏其交通诬罔之迹，谋遂不行。陛下虽不加罪，而亦略无愧耻。欺罔乃至于此！

　　前日臣尝言执政不务协和，凡欲行一事，除一差遣，商量累日，多不能合，甚者几于忿争，极伤国体。盖辙欲进其党与，故众论不肯相从尔。士大夫不顾节义，而竞相结托，以希进身者，由大臣倡率之也。臣愚不知大臣之交结党与，其意何所为也。方今侍从之间为其党者，十有四五矣；省寺之间为其党者，十有六七矣；馆阁之间为其党者，十有八九矣。其余阴相附会者，不可一二言也。轼尝自言陛下称其兄弟孤立。以为必不疑也，是以敢交结党与而无所忌惮。又其党言陛下许轼大用。以为必见信也，是以士大夫莫不争趋其门，以图进取。上下倡和，合为一党，牢不可破。浸淫日久，臣恐其权势愈甚，朋党愈多，则为国家之患，良未已也。陛下可不深虑耶？

　　且人臣事君，惟有忠尔。一言涉于欺罔，则终身不可以诚信委之。按辙荐王巩累数百言，陛下真以为可用也。既而淮南提点刑狱钟浚根究王巩在任日秽恶狼籍，实迹具存，遂谪为监当。而辙亦怡然自若，略不引咎。程之邵，辙之表弟也。昨任夔州路转运判官，按知云安军孙拱事，拱与之邵互论，见系推治未见曲直，乃除之邵为都大提举茶事。（六年十二月六日除之邵。）且事在有司，当原情定罪，岂可以亲戚之故，乃骤移差遣，更获美迁？且为人臣者，不当有己，岂有兄之所喜，则立加进用，兄之所怒，则阴与排斥？忘尽忠体国之诚，而用招权徇私之志，不加斥免，何以控御臣下？至如轼之罪恶，其最大而不可容者，乃忘先帝保全之恩，忽陛下擢用之意，因行制诰，公肆刺讥。以法论之，指斥乘舆，罪在不赦，而况指斥宗庙乎？虽陛下仁圣，欲示兼容，然而轼之情理不顺，其如国法何？其如公议何？此固人神之所共恶也。扬雄曰：“天地无不容也，不容于天地者，其惟不仁不义乎？”陛下试考轼、辙所为，可谓不仁不义者矣，是安可容耶？孔子曰：“恶居下流而讪上者。”盖以其轻肆语言，不知忌惮，则无所不为，故恶之也。陛下试观轼、辙所为，稍失控御，则何所不至！盖既敢讪谤，则是怀无上之心矣，自古奸臣，未见此比。惟其权势熏灼内外，故士大夫各怀顾望，不敢尽言。

　　于是吕大防、苏辙等奏曰：“庆基言轼所撰李之纯等六人诰，文涉讥毁先帝，其间陆师闵诰一道，系范百禄词，非轼所撰。臣窃观先帝圣意，本欲富国强兵，以鞭挞四夷，而一时群臣将顺太过，故事或失当。及太皇太后与皇帝临御，因民所欲，随时救改，盖事理然耳。昔汉武帝好用兵，重敛伤民，昭帝嗣位，博采众议，多行寝罢。明帝尚察，屡兴惨狱，章帝改之以宽厚。并当时天下悦服，未有以为谤毁先帝者也。至于本朝真宗即位，弛逋欠以厚民财，仁宗即位，罢修宫观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时施宜，以补助先朝阙政，亦未闻当时士大夫有以为谤毁先朝者也。近曰元祐以来，言事官有所弹击，多以毁谤先帝为词，非唯中伤正人，兼欲摇动朝廷，意极不善。若不禁止，久远不便。”

　　苏辙又奏曰：“臣昨日取兄轼所撰吕惠卿诰观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兄轼亦岂是讥毁先帝者耶？臣闻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耳。元祐初改，正追述先帝美意而已。”太皇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于泣下。当时大臣数人，其间极有不善，不肯谏止。”吕大防曰：“闻永乐败后，先帝尝曰：‘两府大臣，略无一人能相劝谏。’然则一时过举，非先帝本意明矣。”太皇太后曰：“此事皇帝宜深知。”大防曰：“皇帝圣明，必能照察此事。”于是得旨，敦逸、庆基并与知军差遣。（大防、辙等云云，新录并据龙川略志，但不载与二人知军差遣，今并增入。敦逸、庆基除运判，政目于初四日书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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