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六年闰八月(3)

元祐六年闰八月(3)

　　壬午，诏：“今后左右厢诸监使臣，并依旧河南、北监牧司敕令提点官奏举。”

　　是日，夏人以十五万众入寇，围麟州及神木等寨，诸将不敢与战，蕃、汉居民为所杀掠，焚荡庐舍，驱虏畜产甚众。

　　先是，知太原府范纯仁闻熙河分画之议久未决，恐边臣不守大信，致夷狄猜阻，乃奏疏言：“伏见陛下临御以来，怀柔西戎，恩德备至，至于册封赐地皆出宸断，遂使累年之间，戎马不能犯寨，蕃、汉生灵全活无数，好生之德格乎皇天。故使百谷屡登，四海丰乐，此帝王之盛事，太平之大本也。近日传闻熙河边臣分画地界，吝惜向来久废寨地，以为要害，未欲给赐，致其偃蹇不从，以至未能罢兵，边事难了。窃恐蓄疑败谋，事久生变，万一奸人间谍，复致猖狂。容之则亏损国威，讨之则前车未远。连兵不解，劳费无期。若或饥馑相因，兵民乏食，则虽有智谋之臣，未易为计。如此则功亏一篑，并弃前恩。伏望陛下深留圣念，特务远图，不舍易而为难，不以小而妨大，检会元约，朝旨特赐允从，遵孟子乐天之言，稽虞舜舞干之德，则天下幸甚。臣受恩至重，职与边臣，过计深忧，不能缄默，惟陛下矜怜，曲加采纳。”

　　又言：“司马光为陛下陈弃寨之策，及后来换易生口，并降赐封册，臣实皆与其议。昧者尚多不以为然，至朝廷力行，浮议方息。今与西夏君臣体分已定，惟有分画地界，所较不多。若去城寨二十里内，虽夷狄无厌，亦可以理开谕，必肯依从。以臣愚虑，但恐边将贪功生事，不乐罢兵，将去城寨二十里外，圣恩已许给赐，或向来用兵之时，不曾保据之地，指为要害，却欲筑城占守，则亏朝廷大信，误国家前谋，不可不察。议者或谓夷狄无厌，与之，必将更有邀求。窃以祖宗朝兵势国力，尚因德明归顺，赐以数州，元昊称臣，加国主之号。盖欲安民息战，不以小利玩兵。后来彼国果自服从，亦何尝更有干犯，而况今日所损利害绝小？惟圣明深虑。昔樊哙欲以十万横行匈奴中，季布指为面谩。武夫边将之言多若此类，上误先朝不少，今可为鉴。”

　　又言：“臣近入札子，为夏国分画地界未定，恐边将靳地失信，复致用兵。所陈利害颇明，必已上达天听。近日伏睹枢密院指挥及诸路关报，西人频有点兵侵犯汉境，或闻边将多亦乘此希功先动，恐至秋凉再为边患。臣是以夙夜过忧，不能缄默。臣伏见陛下始与司马光等议定大计，今乃为边将贪鄙之论沮害远图。前舍四处已成之寨，换易生口，以示轻地爱人之德。今乃传闻复留两堡从来不守之地，再起事端，以招缠兵致寇之患，昧圣君舞干之化，进市道苟得之谋，则其是非轻重不待详陈。盖今日靳地之边臣，多昔年生事之党类，朝廷若不早悟，必恐复继前车，将致圣恩无由下通，天威不以义动，生灵受弊，后害难量。臣之区区，实在于此。日近坤成节，夏人进贡在庭，若有所请，不至乖悖。伏望圣慈，特赐欵纳，或令押伴宣谕，所有地界早令分画，或边臣未能宣达，朝廷诏旨有所不尽，特许奏陈，候朝廷相度指挥。然后严戒边臣分画地界，并依已行诏旨，不得亏失大信，别起事端，则息民偃革指日可期，天下幸甚。臣前来所上札子，更乞检会看详，特垂收采。自真庙朝与契丹讲和，怀抚有道，两国情通，小人不敢生事间谍，今将百年，生灵安帖，自古和戎，所未曾有。今来西夏虽是小国，亦未可轻。况自兴兵以来，恩信未孚，动生疑阻。加以边将惯得厚赏，乐于生事邀功，多是先自引惹，却称西人侵犯，造起边患，朝廷不知，致使夷狄之情无由通达。此风不除，难得安静。伏望朝廷常加审察。”累奏不报。及是，即引罪自劾，乞赐谴黜。又累奏，乃移河南。（十一月九日，移河南。十二月十八日，降中大夫。范纯仁行状云：“熙河分画地界，边将以两不耕地为控扼而不与，以故持久不决。公因上言：‘臣与司马光陈弃砦之策，为陛下议地大计，以示轻地爱人之德。今将蓄疑败谋，复留两堡之地，将再起事端，以招后患。希诏边臣速令分画，悉依已行诏旨。’三上章，并乞录示边臣。夏人犯麟、府、神木砦无所得而去，朝廷犹诘责将吏。公一无所辨，累上书待罪。上曰：‘无所得而去，何罪之有。’公请不已，曰：‘非将吏失律，乃臣之罪也。人君赏罚必信，不可为老臣屈。’乃不得已，降公一官，移河南府。”绍圣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枢密院奏当考。）

　　初，刑部有劫杀人狱，侍郎彭汝砺引例，乞加贷配。执政不以汝砺所言为是，降特旨皆杀之。汝砺执不可，其一状云：“臣看详刑部自祖宗以来法与例兼行。强盗杀人不分首从，在法皆死。强盗一次及盗杀人，其非为首及元不曾商量杀人，后来徒中杀人，或杀人不曾见、不曾闻、不曾知，或曾有悔戒之言，在例皆贷，前后甚多。再详刘俭旧不曾为强盗，后来受杨宗结架，劫刘宝家财物到本人家，等人出来。刘俭为行得脚困，于本处地上睡著。财主刘谭开门出来，其杨宗刺伤刘谭，随入堂前行抢，刺伤刘清、刘宝。其杨宗把刘清等控缚，时刘俭方睡觉入堂前，刘俭叫道：‘不要伤他人。’皆应前项一次强盗不为首，及不曾商量杀人，后来徒中杀人，及杀时不见不闻不知，及曾有悔戒之言，合行贷放等例。刑部一次具因依，取指挥，奉圣旨依断。后来又详具因依，申都省，乞更详酌指挥及刑部官至都堂巡白。臣亦与同部范纯礼至宰相处巡白，皆不听。臣辞已尽，臣力已竭，无所可以关说。缘今来刑部虽已付开封府施行，缘须御史台审察，欲望圣慈深加哀恤，特赐指挥，下御史台取索前后公案及体例，仔细看详，取旨施行，庶几尽古人钦恤之慈，全二圣好生之德，上存祖宗之故事，下安有司之分守。或朝廷以臣所论不当，虽坐流窜不辞。”

　　其二状云：“臣检会近闻开封府奏，军人张全为杀死阿苏，合处死者。臣伏念祖宗恩德博厚，法令宽简，其风化入人也深。故有司详阅案牍，上下皆以矜恤为事。每有一事可疑，议论反复，至于三，至于四，其言未尝不从厚。至于大辟，必其无可奈何，然后敢行。其明谨用刑，前代盖未有也。今朝廷一日万机，不及细务，其原察情实必不能如有司之深尽，其间阅视案牍必不能如有司之详，其检用条例必不能如有司之熟。今有司皆以为不可杀，朝廷必以为可杀，是朝廷敢于杀人，不敢于生之也。朝廷好恶，有司以为表；其所行，有司以为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今朝廷议刑欲重，则有司皆将以深入为事，其弊可立待。夫朝廷所行，则有司便据以为例。昔者强盗不与谋者贷，今杀之；强盗杀人而不与闻知者贷，今杀之。自此杀人不可胜数矣，于二圣好生之德其为累不浅，此不可不谨。臣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大仁普施，兼并天地，虽一草木、蝼蚁，犹欲爱全保惜，况于人民哉！伏望陛下苟有可生，亦何所吝！执政怒，降旨责罚刑部官吏，而释汝砺不问。汝砺言愚陋，不习刑名之学，贪恩冒昧，动即颠谬。臣窃详元祐公式令诸奉制书，及事已经奏而理有不便者，速具利害奏闻。臣以许万等刑名系于生死，虽已得旨，犹不敢决，是致再具状申尚书省，乞更赐详酌指挥。其议论多自臣始，今来郎官人吏皆被责罚，臣独蒙免，实所未安，欲乞明正典刑，以惩不恪。臣见兼权吏部侍郎，更不敢供职，见居家听候指挥。”

　　又言：“臣比蒙恩差充皇帝贺北朝生辰使，既已受命，今臣以议刑不当，已奏乞明正典刑，以惩不恪，乞照会改差官前去。”

　　又言：“中书省奏上件申请，未有体例。臣检会式令在前，窃以谓天下之事虽圣人不能无失也，失而能救之，虽失而非失也。故命令之出，尚书省勘会，中书省取旨，门下省封驳。若有不便，有司得论，盖非妄也。刑莫重于杀人，今杀人有疑而不得议，其为失大矣。夫在下者肯与在上者辨，甚难；在上者能致在下者之言，亦难。今朝廷操是非，擅祸福，以临有司，盖甚可畏，使其有所辨也。至或威之以责罚，其谁敢有言哉？今日有司守法，至于特旨，即非有司所当与决可否。今杀人固大矣，使事有大于杀人者，而有失焉，有司其可以不请乎？今杀强盗一名而已，使杀人多而有误焉，有司其可以不请乎？”

　　又言：“刑部近准户部左曹关，准敕断罚官吏。臣已具状奏，乞加贬逐，除东南一差遣去讫。缘逐项申禀各有情理因依，及前后条例须致逐项开析。除许万已得朝旨贷配，更不须开析外，其张全、刘俭虽有逐项罪犯，然各有可悯情理，今略具始末，即知有司所申禀者，非妄也。张全母阿开，自小为父所弃，阿开不得侍养。父死后，方得母同居不分。阿苏将母阿开亲去马仆射家作衣飰，被人非说，以为羞辱。及阿苏斗唆母要分离，全存住不得，自投河及自缢不死，后因此杀死阿苏。比之故杀人，其情不同。又后来事未败露，能自言杀人情由及自叫收捉，与兴化军施满谋杀贷配例略同。刘俭受杨宗结架，初不曾计谋杀人，逐贼到门外，人少不敢行威力，只在中门外等被伤主出来。其刘俭为病脚，因去彼睡著不至。被伤主开门，是刘谭、杨宗入中门杀伤人。刘俭睡觉走入中门，口称道‘不要伤他人’其被伤主亦闻此语。自来强盗不见被伤主人，各有例贷配。”汝砺前后凡五六奏，不听，仍诏汝砺疾速赴部供职。

　　癸未，（闰八月二十七日。）汝砺又言：“臣累奏乞特加贬逐，不敢赴部供职，诏令疾速赴部供职。臣不肖，既自失厥职，更以愚诚上渎至三至四，栗然震惧，寝食并废。臣伏念人臣之视其君，其尊则天地也，其亲则父母也。万物无所逃于覆载，人子不可一日去其亲。若夫愚懦不得其官，鄙固或病厥事，则下不敢自安，上亦无所用矣。再念臣罪戾余生，加以病疾，冒恩就职，必不克济。惟皇帝、太皇太后天地父母，哀而怜之，投诸宂散，使得自省，改畀贤才，典司邦宪，庶能奉法守，以称二圣好生之德。臣虽屏废，盖犹有补。臣终不敢赴部供职，见居家听候指挥。伏乞检会累奏施行。”贴黄称：“臣顷以罪戾出知徐州，后蒙恩赐还，戴天履地，未报万一。复此失职，理当自劾，使臣稍可以处，何敢至于三四，不恭为罪。臣且自知将致人言，复污邦宪，惟祈矜恤，即赐允从。”后六日，诏汝砺改礼部侍郎。（九月四日改礼侍，今并书。曾肇志汝砺墓云：“自礼部徙刑部，会有具狱，执政以为可杀，汝砺以为当贷，而执政以特旨杀之。汝砺执不下，执政怒，舍汝砺而罚其属。汝砺言，奉制书而有不便，许论奏，法也，且非属罪，自劾请去，章四上。御史亦助之言，遂并属免罚。汝砺犹未出，再徙礼部，赐告其家。”御史助言，并其属免罚，当考详增入。刘挚谓汝砺、纯礼坏法惠奸，盖犹指此事。八月甲子可考。）

　　甲申，诏淮南路转运司根治马守珍交通赵君锡、王巩事状以闻。从右正言姚勔论奏也。（勔论奏在八月二十八日，已载全书。实录于闰月二十八日乃书其大略，并下淮南运司根治指挥，今别删修，仍存实录于后，或移勔全章入此，削八月二十八日所书。十月六日，巩特冲替。右正言姚勔言：“朝奉郎王巩昨为扬州通判日，以本州人吏马守珍为腹心，其后踰违发觉，朝廷下本路体量。是时，巩令御史中丞赵君锡以踏逐为名，收马守珍充御史台人吏。守珍即乞假往扬州为巩营救。窃以御史台者，朝廷纪纲根本，纠正官邪之地，而君锡身居侍从，任中执法，以弹劾为职，不思正心奉上，而与王巩交通为奸，潜结内外，以欺朝廷，不加惩创，何以杜私枉之门。”诏淮南路转运司根治以闻。）

　　都水监言：“请诸路沿河堤堰物料听相度紧慢多寡移那支用。”从之。

　　京东、西路提刑司言：“诸路州军公库器皿什物等，若不系年额钱物置到，除遇造曲时月，或物价乘贱阙钱支用，委非假托侵使，听典质应副，知州限任内抽收了当外，其余即不得于民间及抵当库质当钱物。如有违犯，其干系官吏，依编敕以官文书质当钱物法科罪。”从之。（新削。）

　　秘书监王钦臣乞差真靖大师陈景元校黄本道书，每月支钱五千缗。诏从之，仍令秘书省具道书目录付陈景元，据目录于道藏取索，先校定成本，供秘书省委本省官对校。

　　给事中范祖禹言：“臣窃惟祖宗置三馆、秘阁，以待天下贤材，公卿侍从皆由此出，不专为聚书。设校理、校勘之职，亦非专为校书也。六经之书不可不尊，孔氏之道不可不明。至于诸子百家、神仙、道释，盖以备篇籍，广异闻，以示藏书之富，无所不有，本非有益治道也。嘉祐中，增置编校之官，缮写黄本，自此书籍益广，充牣四馆，朽蠹相仍，居中者固未能周览而徧校也。今又使道士陈景元校道书，臣窃所未谕。议者必曰：‘汉成帝时，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今使道士校道书，亦其比也。’臣窃以为不然。汉之时，以竹简写书，在天下者至少，非秘府不能备。非如后世以纸传写，流布天下，所在皆有也。刘向总校群书，非一人之力所能独了，故又用任宏等三人。然兵书、数术、方技皆为有用，非异端之学也。任宏等非异教之人也。今馆阁群聚天下贤材，宜有殚见洽闻之士，博极群书，乃使陈景元先取道藏之书，校定成本，供秘书省委本省官校对，书皆取正于景元，不亦轻朝廷之体，羞朝廷之士乎？又道书，除老子、庄、列已立学官，其余多虚诞不经，儒者所不道。天下名山宫观自有道藏，馆阁所藏惟备数可矣，不必使方外之士雠校，以崇长异学也。汉武帝时，董仲舒对策，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武帝感其言，遂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今馆阁之书，下至稗官小说、街谈巷语、道听涂说之所造者，无所不有。既使景元校道书，则他日僧校释书，医官校医书，阴阳卜相之人校技术，其余各委本色，皆可用此为例，岂祖宗设馆阁之意哉！夫圣王作事，必防其微，命出于上，不可不谨。昔熙宁中，王韶开拓熙河，王安石使其门僧智缘随韶，诱说木征，时人号为‘安抚大师’。今馆职之外，已置校黄本官，又于黄本之外，有校书道士，天下之人必谓之‘编校大师’。事虽至微，实损国体，秘书省所请，乞更不施行。”（祖禹自注，此疏以闰八月八日上。今附月末，其从违当考。）

　　诏罢少府监造皇后礼冠首饰。（御集：闰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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