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五年四月

元祐五年四月(1)

　　夏四月丁酉，诏龙图阁直学士邓温伯兼侍读、提举醴泉观，其新除翰林学士承旨告缴纳。温伯告命既出，言者论驳不已，故有是诏。王岩叟又封还词头，奏曰：“臣昨封还温伯除翰林承旨词头，伏奉指挥，令以次舍人撰词。臣以所言无取，两乞罢职，未蒙俞允。今日别承温伯改除侍读词头，臣不敢辄行。缘臣本论人才之邪正，不争名职之高下。伏以陛下富于春秋，方以进学为急，正当选择正人，日侍经帷，以辅养圣德之时，而进佞邪以置左右，正人惧焉。书曰：‘昔在文、武，其侍御仆从，罔匪正人。’荀卿曰：‘君子居必择乡，游必择士，盖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夫仆御之官，微贱者也，朝夕左右，给役事而已，恐其一言或邪，遂误君德，犹必用正人，况劝讲之臣乎？庶士犹知近中正而防邪僻，况万乘之主乎？温伯奸邪，事迹猥多，不能徧举，举一事陛下亲所见者，以为明验。垂帘之初，陛下下诏求直言，欲以知天下之事，而温伯草诏，阴合奸臣之意，阳承陛下之旨，名为求言之诏，实乃禁言之书，使天下无一人敢应诏者。逮司马光具以此意陈于陛下，别作诏文，于是天下之情始得以上达。奸邪如此，岂可令侍言帝幄，豫亲近之列乎？臣粗知爱君，何敢奉诏？伏望收还新命，俾易善藩，庶不累日新之德，获允至公之论。”贴黄称：“元丰八年五月五日，下诏求直言，乃是两宫盛德之举，惟温伯与蔡确协谋蔽塞，颠倒其说，将求言之诏，阴藏六事，为距言之文。若非司马光极口论列，乞行别草诏书，陛下何由得知欺罔？天下之人何由晓达圣意？奸臣为害如此，已见明迹，今若置之经筵，日承顾问，深恐佞邪惑乱聪明，上累君德。臣辄节录温伯元行诏本，及司马光论列乞别草诏书奏状，望赐省览，庶见奸臣邪心未易防察，不可一日令在左右。”诏以温伯知南京。既而复从初命。（郑雍新、旧传并云：雍封邓温伯侍读除命，复除承旨，雍乃草制。按：丁酉诏云“其新除承旨告缴纳”，则承旨告已尝行出矣。当是时，在西掖者三人：郑雍、颜复、王岩叟也。初缴还承旨词头，必送以次舍人，不知复及雍孰为之。今令缴纳者，即此告也。雍若先曾草制，则后必不更草，岂今所缴纳者，或颜复所为？辛丑再除，雍实为之，然颜复时已病，不当直。按：辛丑诏云依三月十四日除命，复为承旨，自不须别出告，既不别出告，而传称雍遂命词头，所不可晓。盖岩叟缴还词头，即送雍，雍命词讫，更除侍读，雍已论列，因用雍前所撰告命给付，而传误云尔也。岩叟系年录记此事颇详，今从之。雍四月十日迁中大夫，旧录有之，新录削去，不知雍以何事迁也。当颜复五月六日自西掖改章制、侍讲、祭酒，翼日遂卒，或除温伯时，复已病，不必当制也。据王岩叟五月十八日自西掖改龙制、都丞，苏辙云：“言温伯者皆美迁。”按岩叟尝以章制为都丞矣，岂以迁龙制为美乎？当考。）

　　三省言：自春以来，时雨未足，民间诸般欠负，恐未能偿。诏：“府界、诸路监司，应雨泽未足处人户合催理系官欠负，权住理纳，候丰熟日依旧。”

　　枢密院言：“转员马军指挥使已下至副兵马使，人数溢额，转迁不行。”诏权置下名军使一百七十人、副兵马使一百七十五人。

　　诏：“大理寺合行火限，官员出局，实时洒熄。夜宿行遣文书，聚于宿官一处，专切提举。如不洒熄及至遗漏，并依尚书省诸房法。”初，元丰七年，尚书诸房不以时熄火及遗漏者，罪当徒。至是，以元丰库接大理廨垣，而本寺未有火禁，故降是诏。（新本削去。）

　　户部言，乞于请官物条内，添入充官用之物，过限具因依报所属，别出凭由帖旁。从之。旧无限或阅岁不请，难于检察故也。（新削。）

　　戊戌，熙河兰岷路经略司言：“乞委城寨使臣同召募少壮堪耕战之人，刺充弓箭手。每员招及三百人，著业及一年，减磨勘一年；百人，减半。仍委知、通提举，每及六百人，各与减一年磨勘；三百人，减半。”从之。

　　己亥，提点京东东路刑狱刘赓为刑部郎中。

　　昭宣使、和州刺史、内侍押班赵世长为本省右班副都知。

　　枢密院言：“军人差发往川峡路屯驻者，内有曾犯徒经断并逃亡捕获，或无家属，若配军并降到人，并隔下权移本州或邻近以次州禁军指挥、管辖、差使，候军回却归旧指挥收管。”从之。（新本削去。）

　　庚子，诏李伟差遣候过涨水检举取旨。从范祖禹三月辛未驳奏也。（辛未，三月六日。此据苏辙九月末奏增入。）

　　辛丑，诏邓温伯依三月十四日命，除翰林学士承旨，其四月二日提举醴泉观兼侍读除命勿行。

　　始，太皇太后谕执政，令以温伯知南京，既而曰：“且记取，便与迁。”及退，尚书右丞许将谓同列曰：“帘中语殊未婉顺，盍再将上。”中书侍郎傅尧俞和之，吕大防以为然。时郑雍闻王岩叟再封还词头，亦上疏乞辨邪正，曰：“朝廷顿除温伯为学士承旨，而众言交攻，一旦改命，乃使日侍天子左右，得以纳说。臣不知以温伯为邪而退之，或以为无过而用之也？”于是执政并雍疏进呈，卒从初命，而有是诏。雍前所撰承旨告犹在閤门，乃促温伯拜受。（新、旧录于此始载王岩叟封还温伯词头，诏送以次舍人，又不载以次舍人为谁，今移封还词头事见三月十四日，仍取刘安世言章备载之，余人更须搜讨编入。王岩叟纪年录云：郑雍疏，盖文过之辞。语郑穆曰：“此疏同进呈，必害事。”已而果然。）

　　左谏议大夫刘安世言：“臣伏见朝廷除温伯为翰林学士承旨，初则中书舍人缴还词头，继又给事中两次封驳。臣窃谓至公之朝，必无遂非之理，迁延累日，未敢论列。比闻传报，前命复下，搢绅相顾，莫不失色。何者？陛下即位以来，未尝沮抑公论，今两省给舍举职如此，盖是公议以为失当，朝廷略不听纳，持之益坚，臣再三思之，不得其说。及观告词，乃知陛下以攀附之故，遂加恩宠，臣独疑其不然，须至辩正。前代创业之主，经纶草昧，乃有豪杰之士，用为佐命之臣，谓之攀附可也。继体之君，或由储贰，或自藩邸，春宫、王府，咸备僚属，以其有保傅之恩、调护之效，谓之攀附亦可也。恭惟陛下初自妙龄，未遑出阁，诞膺天命，遽登宸极，中间温伯惟曾暂掌笺记，何尝得望清光？而遂以攀附加之，循名考实，显为非据。况温伯奸邪反复，天下所知，阴假王言，内交蔡确，此实有罪，苟逭典刑，更蒙误恩，尤骇物听。伏冀陛下审察清议，斥远佞人，收还诏除，以慰众望。”

　　又言：“温伯资禀奸邪，贪附权利。熙宁中，王安石、吕惠卿势均力敌，更相倾陷，温伯始终反复，出入两党，巧斗侧媚，情态万状。元丰间，蔡确用事，悉心附托，召自成都，置之翰苑。及陛下纂承天极，褒赏辅弼，温伯草王珪麻制，则曰‘豫定议于禁涂’；为确命词，则曰‘尤嘉定议之功’。臣闻太皇太后之立孙，神宗皇帝之与子，上当天意，下符人望，圣心先定，不假外谋，考经稽古，无一不合，确实何力，敢贪天功？就如奸人之言，出于大臣之策，亦当先推上相，方及次辅。而温伯阴受邪说，稍绌王珪，乃于确制特为溢美，重轻颠倒，欺惑天下。盖小人之深计，将徼幸于异日，温伯预闻其事，故欲以此为张本。原心定罪，宜蒙显戮，苟逃诛窜，已出大恩，岂可尘污玉堂，奉承玉旨？况中书舍人缴纳词头，给事中再曾封驳，成命之下，则御史全台、两省谏官并曾论列，物情骇动，未见如今日之甚者。以此卜之，则公议所弃，不可不去也。伏望圣慈察君子小人消长之机，为宗庙社稷永远之虑，早出臣奏，付外施行。”

　　又言：“臣两曾论奏邓温伯差除不当，至今未奉指挥。臣闻朝廷之务，莫先于用人。君子进，则治之本也，小人用，则乱之阶也。王者深居九重，不能尽知臣下之邪正，是以设谏官、御史之职，俾司耳目之任，而采中外之公议，是非可否，惟众之从。故蔽贤之言，不能害君子，党奸之论，无以助小人。明君无所用心，而贤不肖自辨。知人则哲，其道不过如此。今温伯奸邪反复，惟利是嗜，交结蔡确，臣节不忠，自闻诏除，甚骇物听，台谏论列，乞寝成命，今已累日，未听俞音，事系消长，不避诛谴。伏望陛下以言官累奏付外施行，勿以奸人先定之语，而废天下至公之论。”

　　又言：

　　臣前日以职事进对，因及治乱安危之大计，伏蒙圣慈特赐开纳，感激忭蹈，莫能自胜。最后论列温伯差除不当，陛下谕臣曰：“卿等须体朝廷之意，天下事岂可尽由台谏？亦当出自宸衷。”臣虽已具义理开陈，退而深思，犹有未尽，辄布悃愊，上渎天听，惟陛下不惮烦而试听之。

　　臣尝读国语，以谓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典，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三代之前，上则公卿大夫，朝夕得以纳忠，下则百工庶民，犹执艺事以谏。故忠言嘉谋日闻于上，而天下之情无幽不烛，无远不通，所为必成，所举必当者，谏诤之效也。后世之事，不务献纳于君，而多为自全之谋，正论远猷，鲜有入告，于是设员置职，而责之以谏矣。进言者益少，而听言者不知，此天下之治所以终愧于先王之盛时也。

　　神宗皇帝考古揆今，更新官制，以朝廷者政事之所自出，乃用有唐六典之法，置舍人于中书省，凡诏令之未安，法度之未便，皆得抗之，庶协厥中；万一差失，则设给事中于门下省，委之封驳；犹恐人之谋虑不能尽善，则又命谏官论议，御史纠弹，上下维持，纪纲详密。诚使此地卒皆得人，交修职业，而朝廷不治者未之有也。

　　今天下方制万里，获睹陛下之清光者，亿兆之中，仅有一二，就获睹之中，得接言议者，又千万无一焉。自二圣临御以来，群臣无非次之对，上则六七执政，下则四五言官而已。陛下所与谋议者，其寡少如此，臣若更不以体朝廷为事，知公议之不可，而不以告于陛下，则黎民疾苦，万物阙失，邪正之消长，中外之情伪，何以尽达于圣听乎？

　　昔唐太宗之朝，三日不谏，则责侍臣。盖高卑之势，既已辽绝，上下之情，常若不通，虚己招来，犹或不至，倘示厌薄，人谁尽忠？书称尧之德，则曰：“稽于众，舍己从人。”语舜之功，则曰：“明四目，达四聪。”序禹之所以兴，则曰：“益赞于禹，禹拜昌言。”述汤之所以王，则曰：“用人惟己，改过不吝。”惟其谏而能听，听而能改，此尧、舜、禹、汤之所以为圣人也。伏望陛下开广聪明，延纳忠臣，言或逆耳，则求诸道，语或逊志，则知其恶，任贤勿贰，去邪勿疑，使怀奸者无隙可乘，履正者乐告以善。陛下广览兼听，日新圣德，与尧、舜、禹、汤并驱争先，不其伟欤！臣待罪谏垣，曾乏善状，惟是尽诚无隐，庶几报塞大恩，更愿陛下察其爱君之心，恕其狂妄之罪，少赐采择，不胜幸甚。又言：“臣近四次论奏邓温伯差除不当，至今未奉指挥。臣不敢远引前古，上烦天听，止以祖宗故事，更为陛下开陈，庶几愚忠或蒙采纳。臣伏观太祖以和㠓贵家子，能业文，甚宠待之，欲召入翰林，谓近臣曰：‘㠓眸子眊眊然，胸中必不正，不可以居近侍。’其命遂寝。景德二年，枢密院言次补禁军列校，王继英奏曰：‘藩邸给事之人尚在外职者，皆聚议腾谤，谓臣蒙蔽不言于上，致其留滞。’真宗曰：‘此等皆不自省循，苟求侥幸，本以因缘际会，倘加升擢，必须有名，方塞舆议。先朝时，有一散从官李荣，在藩日曾预给使，后十余年，但隶名尚食局。尝随流辈豫选，先帝见而询之，乃知荣也，止迁队长，岁余渐擢为小校，盖国家爵位不可轻授也。’臣每看至此，辄废书叹息，何者？祖宗不吝官禄，惟以待天下之贤，苟非其人，未尝轻假名器，岂特畏天下之议而已？盖将诒谋于后世也。且藩邸之吏，预执事之勤，虽军校之微，犹不欲无名与之，况玉堂禁近，事更有大于此者乎？祖宗之朝，尤重学士，每欲命人，必审其才器之邪正，盖将求贤以自辅，非专取其文艺而已。如和㠓者，固未有过恶之迹，但观其眸，疑非端士，遂不复用，则选抡之意，岂欲以小人在侧耶？今温伯奸邪反复，皆有显状，早入安石、惠卿之党，盗取荣宠，晚附蔡确，轻用王言，贪天之功，侥幸异日，非特和㠓之比也。但以暂掌笺记，遂窃攀附之名，俾长禁林，奉承密旨，又非小校之类也。臣窃谓太祖虽爱和㠓之才，恐非正人，乃辍翰苑之命；陛下知温伯之奸邪，而置于论思之地。太宗、真宗于合推恩之人，犹不轻授；陛下未尝出合，温伯本非宫僚，今乃无名假宠如此，臣窃为陛下惜之，陛下亦当为祖宗惜之也。况词头初下，中书舍人已尝缴纳；成命既降，给事中再具封还；朝廷皆不听从，然后御史全台、两省谏官相继论列。苟粗合于公议，岂至如此纷纭？伏望陛下上体三圣之心，下为万世之法，因温伯之辞免，收还新命，使小人之道不能寖长，以消朝廷异时之患，天下幸甚！”

　　又言：“臣向者累具论列邓温伯差除不当，乞行寝罢，未奉指挥，间臣以疾病在告，不复更进章疏。近日窃闻温伯将受新命，臣虽伏枕危殆，日夕忧懑。何者？陛下即位以来，振起正道，登用贤俊，天下之情，翕然歌颂。今温伯之奸邪反复，中外所知，攘夺太皇太后社稷之功，以归蔡确，此戴天履地之所疾，况臣误被恩擢，列职谏省，岂敢容纵奸慝，以为朝廷异日之患乎？自唐以来，为翰林学士承旨者，鲜有不登宰辅，近日苏颂是也。今温伯既置此位，异日岂敢保其不至执政耶？臣大病之余，三次劳复，自度疾势，恐不得再望清光，若奸人不去朝廷，虽死，目不瞑矣。臣不能自书，谨口授臣男，具录上进，惟陛下哀而听之。”贴黄称：“臣闻温伯差除，本不出于圣意，止由吕大防留身荐引，故有是命。然大防之意，非特欲成就温伯，以自结于群奸而已。盖昨来都司拟定任永寿等酬赏不当，台谏官屡有弹劾，大防切齿恶之，无以泄其愤怒，是以明知温伯之罪，公然提拔，意谓言者必须力争，则欲假此为名，以逐臣等。皆是宰相之阴谋，愿陛下圣明深赐省察。若谓温伯曾掌笺记，欲示恩礼，即乞朝廷优与职名，处之藩镇，则陛下所以待温伯者不为不厚，而小人无寖长之势。惟乞出自圣断，早赐施行。”

　　先是，御史中丞梁焘言：“臣伏见两宫闵雨，至诚恻怛，明饬政令，以召和气。圣德应天之实，无所不至，今属台谏官分责六曹，臣等见根究诸司壅隔稽滞之弊。臣以为治之道，在先正本清源，而三省政事之本，命令之源也。其休戚所系，诚非有司之比，恐不能独无留滞阙失之事也。臣愚欲望圣慈面诏大臣，总持纲要，协辅至公，各诫属官分察滞事，如门下省委给事中，中书省委舍人，尚书省委都司，亲阅簿书，点检结绝，候了日具总目闻奏，庶几大小之政，上下修举，以副宸衷求治之意。”贴黄：“三省合进呈事至多，其间不无留滞，欲乞圣慈指挥：除事干要速及法当取旨外，并令别具条目，拟进施行，即不得与熟事滚同进入。四方申尚书省待报文字不少，法须勘当，类成留滞，欲乞圣慈指挥：将见司申请更不送逐处勘当，并疾速相度行下；即事连他司，或于文法须合取会者，勒令合干人吏暂赍文书赴都司照会，仰都司白执政，请限结绝；其见勘当未了者，立限申都司。诉讼词状准此。”癸卯，诏三省自去年十月一日至今承受到文字，门下省给事中、中书省中书舍人、尚书省左右司郎中亲阅簿书，点检结绝。（新录削去，盖不知梁焘曾有奏请。此亦救旱之一事也，今备载之。）

　　诏：久愆雨泽，开寺观令士庶烧香。（此据御集。）

　　诏给事中郑穆、中书舍人王岩叟、左右谏议刘安世朱光庭同举监察御史二员以闻。

　　岩叟言：“臣伏睹元祐三年六月八日指挥，左右司谏、左右正言、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并用升朝官通判资序实历一年以上人。臣窃以取人之法，虽不可以不循资格，而资格太严，亦为取人之害。自立此制，求士极艰，上下之情，以为公患。今目前所用，皆是旧人，曾未有一人应诏举而用者，则立法太严，其弊已见。苟不就资格之中，稍宽其制，恐非通方避碍之道。臣愚欲乞除去‘实历一年’之文，但取正理通判资序人，庶于乏材之时，宽广进贤之路。”

　　岩叟又尝言：“臣以谓天下之事，度而知之，不如耳闻其说，耳闻其说，不如目睹其真。今四海之大，万里之远，民情之利害，不可以槩言，风俗之美恶，不可以凡举，人才之贤不肖，不可以互知。窃以陛下所赖以察四方之事，达四方之情者，言路得人而已，而专用一方之人，非所以广聪明于天下也。臣窃愿陛下当于言路参用四方之士，天下幸甚！”（岩叟论资格太严，及言路宜参用四方之士，皆不得其时，亦不知从违何如，姑附见此，更须考详。言路专用一方之人，必有年月易寻究者。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刘唐老为右正言；六月四日，司马康为左司谏。或唐老与康俱家洛阳，更详之。王岩叟言已见元年九月末，或当附此。）

　　诏鬼章男苏南结为右班殿直，仍月给茶彩，以能抚帖部族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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