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二年二月

元祐二年二月(1)

　　二月丙戌，诏：“内外官司承传宣、内降，或奏请得旨，并即随事申尚书、中书省、枢密院覆奏。若事小，或已得旨，不候覆奏，及须索限即日供奉，许官司施行讫，申尚书省或枢密院，月终类聚，诣实照据。”（新录无此，今从旧录。绍圣元年闰四月十八日戊子并六月八日丁丑可考。）

　　丁亥，礼部尚书韩忠彦为枢密直学士、知定州。（据刘挚奏议，论韩琦定策功有两篇，第一奏无月日，第二奏称“去月十六日”，不知去月指何月也。张舜民志王岩叟墓云：“九月除侍御史，论韩琦定策功，条上十一事。”第一奏凡九事，或墓志以九作十一。又挚奏称“臣等”，则此二奏必与岩叟同上。今以墓志为据，系此奏于九月。挚十一月即执政，不在九月则在十月耳。据王岩叟朝论，则实在十月。）

　　先是，御史中丞刘挚、侍御史王岩叟言：

　　臣等闻有功而不见知，则无以劝天下之忠；有德而不及报，则无以劝天下之义。忠义息心，谁与为国？此自古明王贤主所以不敢一日忘此，虽微必录，虽久必伸，以为天下万世忠义之劝也。

　　伏见故赠尚书令、忠献公韩琦，当仁祖春秋高，储嗣未立，琦位辅相，自任忧责，遗身忘家，触嫌疑而犯忌讳，请建大本，累年之间，其言不可胜纪。又尝挟孔光传进呈，面指汉成帝立弟之子定陶王为太子事，卒能感动仁祖，天心开悟，英宗遂自宗藩立为皇子，曾未踰年，纂绍大统。使琦犹豫畏缩如众人，以全躯保妻子末计，迟回数月之间，安危大策，盖未可知。此琦之功，万世之功也。

　　恭惟英宗皇帝出潜膺箓，乃天之所命，以开佑无疆，顾人臣何功之有哉？而圣人以谓天命必假人以发之，故推功臣下。然则固当考是非，较难易，以核其实，乃可以示天下，信后世也。琦与同时在位者殁既久矣，乃有贪功徼幸之人，出而攘之。元丰三年，故参政王尧臣子同老，上书言其父至和中与三四执政请立皇嗣，大议已尝定矣，愿发明先臣忠烈。书既入，朝廷疑之，有所询考，卒无明证确论有以信天下者。朝廷于是行疑赏于仓猝，诏下之日，公卿士大夫知当时事者，莫不谓朝廷过举。于时史官阿意迎合，又请其事书之，公论为之愤郁。今者，伏遇编修先帝一朝大典，及纂述故事以立传，臣等以谓不可不明辨直书，传信后世，谨疏列九事，以考是非。

　　按：同老缴进家传之文，谓是尧臣议建储日预撰诏草，尝怀之而进，意俟仁祖开允，即宣之以定其事。今诏草非得于禁省，而出于同老，则其有无真伪犹未可知，借令有之，缘尧臣复怀之而退，乃是未尝得请，议已格矣。诏草虽在，何功之有？果有已定之旨，则此诏用之矣，不应怀而归也。然则至和之间，大议未定，此可明言者一也。

　　按元丰诏书褒诸臣之功，曰：“中外缙绅、近臣莫有知者。”臣等窃观英祖即位踰年，范镇作富弼迁官制词云：“往在至和之中，尝司冢宰之任，屡陈计策，请建国储，逮兹缵承，乃出绪论。”则是当时缙绅、近臣非不知弼等有建储之请，而近朝亦非不报其德矣，但不闻大本已有所属也。故弼自为辞官表云：“臣嘉祐中，虽曾泛论建储之事，仁宗尚秘其请，其于陛下如在茫昧杳冥之中，未见形象，安得如韩琦等后来功效之深切著明也。”弼自言止曾泛议，则明是当时所请别无主名，又云“尚秘其请”，则是仁祖未有允意。至和之间，大议未定，此可明言者二也。

　　今攘功者之言曰：“至和三年四月，已有议定。”臣等按：谏官范镇其言五月初乞预建储副，以安国本，比至十月，凡十九疏，言皆感切，不见听用，于是待罪乞郡，又两移书执政，责其不恤国计。若四月已有议定，则何至使镇半年间恳恳如此？安得不略形已定之意，止镇再三之渎？至和之间，大议未定，此可明言者三也。

　　御史中丞包拯言：“方今大务，唯根本一事，而犹豫不决。惟祈圣心开悟，断而行之。”按拯此疏在嘉祐二年闰十二月，则至和之间，大议未定，可明者四也。仁祖末年，一日降出谏官司马光及知江州吕诲请建储章疏，琦屡以光奏进说，恳请甚力，遂定大计。故参知政事欧阳修论光云：“自仁宗至和服药之后，群臣便以皇嗣为言，五六年间，言者虽多，而未有定议。最后，光以谏官极论其事，敷陈激切，感动主听，仁宗遂决不疑。”考修此言，则至和之间，大议未定，可明者五也。

　　按：谏官王陶乞仁宗遣亲信中人就第督英宗即赴宗正寺供职，其疏有云：“前日未经传命时，人人上言早建储嗣，今日与一宗正寺差遣，人人观望陛下风旨，不复肯言。何哉？非前日人忠，今日人不忠也。盖前日未有主名，泛为公言，而陛下不疑也。”以此考之，尧臣之时，决未敢有所主名，至和之间，大议未定，可明者六也。

　　尧臣辈言因枢府阙官，乞召韩琦充枢密使，以琦忠义，必能当此重事。此则不攻自破之语也。既云“上意已定”，又曰“谓无疑矣”，固当乘时决策，成之于手，何必引琦使成之？夫媢嫉者之情，见他人所就，尚且夺之，况功在其手，可成于呼吸俛仰之间，而乃肯以属人乎？至和之间，大议未定，可明者七也。

　　琦自入为枢密使，即有建储之议，至为宰相，曲谢之日，首进札子，乞择宗室为嗣，其略曰：“如陛下已得其人，则望宣示中书、枢密院，使奉而行之，以慰中外。”按琦为宰相，去尧臣辈未甚远，傥前日已有定计，则因其进言，必有宣示，何缘尚历数年，请者百计而不闻一言哉？至和之间，大议未定，可明者八也。嘉祐末，琦请愈切，一日，仁宗发言曰：“朕有意多时，但未得其人。”因问琦宗室中谁可，琦曰：“宗室不与外人接，臣等何由知其人，此在陛下圣择耳。”仁宗曰：“宫中常养二子，小者近不慧，其大者今三十许岁矣。”琦曰：“其一人既陛下知其不慧，更不须论。”盖琦之意，欲专属英宗也。此自仁祖意有定，欧阳修时与琦同对，退而书之，今其家亲笔具在。至和之间，大议未定，可明者九也。

　　凡自皇祐至于嘉祐，中间臣子以皇嗣为请者，莫知其数，不可尽知也。如尧臣辈在辅弼之地，以此开导，亦其宜也。但其议纷纷，终无敢有所主名而请之者，直至嘉祐六年十月，琦辈进说，于是英宗为子之策，始定于君臣都俞之间矣。

　　臣等载惟人臣之于庙社大计，以言之为难乎，以成之为难乎？以属人为难乎，以己任为难乎？人为其易，琦为其难，庙社之功难忘也。同老上私藏之虚文，徼天下之实功，同时之人又助其攘，是可叹也。琦挺身危疑，援立圣嗣，以为宗庙社稷计，非以自为计也，非以为子孙计也。天下知之亦可，不知亦可，于琦诚心足以贯天地、列神明者，无所加损。而所惜者，朝廷信赏可以奇谋取，而不中于惩劝之义，忠贤勋烈可以单辞夺，而轻变于存亡之间，使真忠失意于九泉，公议乖望于四海。至于欧阳修以英伟之才、忠谅之节，与琦协心决定大策，其助最力，皆勋效显著，天下共知。二人既殁，众从其后攘而有之，岂不惜哉！

　　伏望圣慈特赐下诏，辨正是非，褒显琦及一时同列之功，使之明白，以慰士大夫之心。仍乞以臣等章付实录院照会考正，以成信史，诏之当世而无疑，垂之将来而不谬，非臣等之幸，天下之幸。

　　贴黄称：“陛下继明以来，如范镇、张述等止是曾于仁宗朝泛泛上章乞建储贰者，犹已被旌录，独琦手定大策，以成大勋，反为攘夺，未蒙辨正褒显，此于朝廷阙典之大者。”时元祐元年十月也。

　　挚、岩叟又言：

　　臣等去月十六日奏事延和殿，论韩琦等定策以立英宗，勋烈显著，近年为人掩夺其功，乞赐明辨。方惧僭冒，俯听罪诛，伏蒙圣慈开纳，宣示本末，不待臣言而自已晓然见是非之正。臣等退而感叹，因窃思念自至和已后，臣子以国本未建为言者，盖不可胜数，或泛乞早定储贰，或愿择宗室之贤者，至于请立谁何，有所主名，则万一无敢及之者。至嘉祐六年，琦与欧阳修辈用司马光疏日日叩请开导，引翼天意，感悟大义，始有主名，而英宗皇子之诏遂下矣。言之者虽多，而为之者琦也；忧之者虽众，而任其责者琦也。此四海之所共闻，天地祖宗所鉴照，而今日莫如太皇太后陛下之所详知也。

　　琦等有社稷之功，而不能自保于存殁之际。王同老为父贪功，上其私室所藏之文，引中书同列窃议之语，乃云至和已有定议。神宗以谓赏疑从予，恩宁过僭，于是进官录子，所以褒显之者倾动一时，而诏旨直谓嘉祐立子之诏，但宣至和已定之命而已。嗟夫！大忠元勋，移彼而就此，失所予夺矣。此公议之所以不服，而是非之际不可以不辨也。循迹考理，皆有证佐，臣已列九事，具之前疏。同老乘琦与同事执政皆亡，而慈圣光献皇后上仙之后，谓无有知其事，乃出而攘之，而不虞太皇太后陛下之知之也。

　　臣等区区，非为琦、修等家横冀恩泽，亦非欲追革同老等赏典，但乞降一诏书，辨正定策大功所在，布之天下，付之实录院，以昭信史，以伸公论，以慰士大夫之心，为万世忠义之劝，伏望早赐指挥。”

　　贴黄称：“前后臣僚乞建储者虽多，然琦等嘉祐末定策之日止用谏官司马光章疏，琦等日持其疏恳请于前，其功业皆相济以成之也。伏望于今来诏书中明赐别白褒显，以示天下。其元丰旌赏之事，自无相妨。”（元年十月十八日，王岩叟朝论可考也。编年云：“五年二月，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山南西道节度使致仕。初，彦博既入，刘挚等帘前论列，谓熙宁间王同老所上文字皆彦博教为之，乞改史。太皇太后曰：‘吾详知此事，至和中，仁宗不豫，乞立皇嗣者，文太师、富相公、刘相公、王参政功也。嘉祐末，乞英宗为皇嗣，仁宗升遐，立英宗者韩相公功也。自不相掩，不须改史。’至是，挚拜相，琦之子忠彦及其客王岩叟秉政，彦博立求去。”按：刘挚此时未拜相，六年二月乃为右仆射，又太皇太后所言，不知编年何从得之。挚等第二奏云：“蒙宣示本末，不待臣言而自已见是非之正。”岂即编年所记乎？当考。王岩叟朝论云：“元祐元年十月十六日，同刘挚对延和，挚言：‘臣等有一事欲奏陈，此事体甚大。’岩叟曰：‘缘为今来修神祖实录，须要合辨明。’挚曰：‘太皇太后陛下合记得，不知当日英宗立为皇子，是至和间已定邪，直到嘉祐六年方定邪？不知宰相是何人？’太皇太后曰：‘宫中必知是韩琦。已前文彦博、富弼时，虽曾言，只是乞选宗室贤者，几时敢指名！’岩叟曰：‘既陛下分明知得此是子细，不胜幸甚。’挚又叙王同老上书之由，遂表读进御一章，岩叟曰：‘文字颇多，愿陛下少垂圣听。’读至半，又曰：‘大臣言者岂敢指名，只是乞选立宗室耳。’至‘宫中尝养二子’，又曰：‘一人名宗实，昭成太子第二子，仁宗尝言道较纯厚。’又言：‘韩琦之功更不说也，见说富弼没胆不敢做，神宗只称文彦博，不言有乞建储之功，不谓曾指名也。神宗一子与韩琦家做亲，便为报他功也。’又云：‘今为修实录，须好进取入来。’挚、岩叟皆奏：‘乞陛下宫中子细看。’岩叟又曰：‘此事若明，则韩琦虽在九泉无所恨。’”此已附见元年十月十八日，又今别注于此。）

　　及忠彦出守，亦自言曰：

　　臣窃见元丰二年故参知政事王尧臣之子同老上书述其父与至和执政大臣请定英宗为皇子，又缴其父所为诏草。神宗始亦疑之，遂有所质问，而当时大臣乃傅会同老之说，以实其事，遽下诏褒赏数人者，且曰：“乃知援立之功，厥有攸在，嘉祐之诏但宣之耳。”时章惇为御制诗序云：“至和之末，议既定矣，而史臣又乞降其事，纪于正史。”由此是非杂揉，寖失本源，傥承误书于实录，何以追改？臣窃闻同老所奏，多引当时窃议之语，及于上前不敢明有主名，故后来富弼因转官谢表亦自谓止曾泛议建储，则今所请立英宗为嗣者，妄也。尧臣所撰诏草，既未尝进呈，即是不曾得旨，今云议定者，亦妄也。臣不敢远引事证，谨以素所闻于先臣者陈其大略。

　　仁宗在位久，皇嗣未立，中外臣僚言虽众，而所上章疏多不降出。及富弼丁忧，先臣进位首相，曲谢日，即亲书札子面请，其略云：“如陛下已得其人，则望宣示中书、枢密院，使奉而行之，以慰中外。”既未得请，相继论列凡十一次，仁宗尚未开纳。先臣闻司马光为并州通判，尝有立嗣之奏，遂进光为谏官。光果伸前请。先臣既得光奏，即以上陈。又一日，自怀孔光传于上前，大议于此始定。若谓至和之间已得意旨，何不遂行尧臣所草之诏？岂有数年之后，中外交章，辅臣力请，始有许可之意？况仁宗初谕二人，实犹未决，若非君臣一心，以主大议，则事固未可知也。前所谓至和已定之说，欺罔可见。

　　自后英宗立为皇子，及践祚之始，服药日久，光献垂帘听政。当是时，忧危万端，公议颇有知者，臣更不敢具述。不意身薨四五年后，同时执政多已殂谢，慈圣太后亦已登仙，因一故臣之子妄意恩赏，言无考验，遂使朝廷谓援立之功在于至和之臣，嘉祐之诏但宣至和之议。如此，则先臣奉行前人已成之事，何劳之有？辄当前人之异恩，赏亦无名。臣等诸孤以父勋书之行状，上于朝廷，勒于金石，乃为欺罔，使先臣九泉之下岂得遑安？神宗晚年，臣屡因奏事，亲闻德音，每念先臣之劳，尝有感叹之语，而前日褒功之诏，事已施行，虽圣心追悔，顾无及已。今日修先朝大典，苟于此时又不能辨正其事，则方册之上，前后异同，后世何所取信？

　　伏维太皇太后陛下辅翼英宗，入自宗藩，始末事实皆圣明亲所闻见。如蒙圣慈以臣言为不妄，乞即付之实录院，特敕史臣正此差误，则仁宗与子之意明，嘉祐定策之议正，昭示万世，可谓信史。臣今所言，非为己也，忝在近列，非徼恩也。直以谓援立之事，归在至和，则先臣有冒功之耻，以故悲愤不忍不言。于是内批：“至和、嘉祐中虽或有奏立皇嗣者，岂若琦议之确，以至终成大事，琦功莫比。宜详所奏，录实编修。”时元祐二年三月也。（韩忠彦此疏，神宗实录墨本奏于元丰三年闰九月二十六日，朱本削去，今拟取附忠彦出守定州时。实录云，时元祐二年三月也。按：忠彦以二月四日除定州，当即上此疏，三月乃批出耳。）

　　枢密院言：“元丰八年四月八日诏，后殿军头司合引见，枢密院应自来合豫行事，悉如故事。应呈试事艺人，申枢密院，令承旨司与军马司按试。若从军马司选试人，即委不干碍军马司，如并干碍，即委军头司同试以闻。应不呈试事艺人，即枢密院审验关所属。应见谢军及还过军并门见、门谢及其应赐物，军头司关申如令式。应引见人有自陈，军头司状申枢密院。”诏：“见谢军、还过军如诏旨，余俟从吉日如故。内钧容直谢依候今秋取旨。”（新削此。元丰八年四月辛未有此指挥，今不须全载或削去。）

　　又言：“夏国嗣子乾顺，降诏封册为夏国主。按庆历八年封册谅祚，熙宁二年封册秉常，皆不曾更赐印。”诏如故事。

　　诏左司谏朱光庭，乘传诣河北路，与监司一员徧视灾荒，按累降指挥措置赈济。有未尽、未便事，并得从宜，事体稍重，即奏禀。仍访本路从来如何赈济，今流移倍多，如缘官吏奉法不虔，即按劾以闻。（范祖禹作光庭墓志云：“大发仓廪，所全活甚众。”旧录朱光庭传云：“河北饥，诏光庭行视，乃大发廪庾，豪强所获十倍，而贫弱实不蒙恩惠，先帝积年兵食之储至是无余。改左司员外郎，迁太常少卿。右正言丁骘论光庭‘昔为小官，曲奉权要，推行法令，又剧残苛，党附程颐，倾败善类，奉使河北，邀求民誉，并边州郡储蓄一空。’言虽不行，士论快之。云云。元符初，三省按治刘挚党羽，而光庭累疏诬罔圣听，阴蓄邪谋。”新录辨曰：“汉汲黯使行河内失火，而赈廪以活饥民，前史以为美谈。况光庭奉使有旨，而乃以散先帝积年兵储罪之，何哉？其下言‘光庭累疏诬罔圣听’，亦可知其诬也。”今删去新录，削去旧录“乃大发廪庾，豪强所获十倍，而贫弱实不蒙恩惠，先帝积年兵食之储至是无余”等语，但云发廪庾以济饥民，而议者谓耗先帝积年兵食之储。按：陈师道诗有呜呼行，亦似不与光庭此举。师道诗今附见于后：“去年米贱家赐粟，百万官仓不余掬。青钱随赐费追呼，昔日剜疮今补肉。今年夏旱秋水生，江淮转粟千里行。不应远水救近渴，空仓四壁雀不鸣。似闻为政不为费，两不相伤两相济。十年敛积用一朝，惊涛破山风动地。”十一月六日甲寅，运淮、浙所籴谷四十万斛赈济京东。二十六日甲戌，御史赵挺之、方蒙劾光庭，诏光庭具析。）

　　右谏议大夫梁焘言：“窃闻朝廷以河北灾伤，差左司谏朱光庭体量赈济。窃缘左谏议大夫鲜于侁见在疾苦，未奉朝谒，今又差出光庭，即左省全阙谏官。欲望圣慈特赐指挥，令光庭在省供职，别选臣僚出使宣旨。”不报。

　　知邢州、中散大夫巩彦辅言：“施黔戎泸州、南平军，极边之地，保甲多居山林，请每岁农隙令县尉亲诣其居，如监司按阅法，一月而毕，毋复支赏。监司三岁一阅，如旧法。”从之。（鲜于侁建议在正月十二日。崇宁四年六月十七日，复元丰法。此据遂宁府编录册所载，今附见，不别出。）彦辅尝为夔州路提点刑狱凡六年，徙梓州路又一年，每岁与转运提举司官分诣诸处按阅，知其无益于国，有害于民，故建是请。从之。（据遂宁府编录册增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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