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丰八年十月

元丰八年十月(1)

　　冬十月甲子，夏国遣芑良嵬名济、昂聂张聿正进助山陵马一百匹。

　　己巳，太皇太后谕辅臣曰：“民间保马宜早罢，见行法有不便于民者改之。”（此据政目八日事，今特书之。）

　　诏缘边禁乐，除民庶、军营已有旨外，余并俟三年。初，太常寺以治平四年禁乐故事，缘边臣僚止百日，诏俟祔庙毕弗禁。至是，雄州言：故事，送迎北使及犒设北界取银绢人，皆不作乐。故复有是诏。

　　命辅臣诣寺观谢晴。

　　诏改新配法。（旧录云：诏改新配法。初，神宗以流人离去乡邑，或疾死于道，而护送禁卒失教习，有往来劳费，故仿古犯罪应流者加决刺，随所在配诸军重役。至是，中丞黄履有言，故令应配者悉配行如旧法。新录因之。按九月四日乙未所书，即此诏也。已入九月乙未，此可削。）

　　庚午，臣僚言：“在京市易帐状，旧申三司勾考，官制行，分属户部左曹。元丰七年，内外市易，右曹总其政。令改隶太府，其帐当归右曹。”从之。

　　辛未，忻国长公主卒。年四岁，神宗第八女也，与上同母。改赠邓国，特辍视朝三日。

　　癸酉，诏仿唐六典置谏官，其具所置员以闻。从刘挚之言也。（挚言在九月十八日。）

　　甲戌，诏已废徐州宝丰监，令户部速具诸监可裁减者以闻。（实录云诏徐州宝丰监罢鼓铸，以本路转运司言阙铜而官吏糜廪给。此据范纯粹奏议。五月末，已罢鼓铸。实录又于九月十九日书罢宝丰下监矣，不应十月十二日方罢鼓铸，实录盖误也。今改之。十二月十四日收罢、增置十四监。）

　　丙子，左藏库副使赵怀义、西头供奉官刘永渊、西京左藏库高遵治各加恩转两官。赏兰州渡河进讨之功也。

　　丁丑，诏尚书侍郎、给、舍、谏议、中丞、待制以上，各举堪充谏官二员以闻。初，中旨除朝议大夫、直龙图阁、知庆州范纯仁为左谏议大夫，朝请郎、知虔州唐淑问为左司谏，朝奉郎朱光庭为左正言，校书郎苏辙为右司谏，正字范祖禹为右正言，令三省、枢密院同进呈。太皇太后问“此五人何如？”执政对“协外望。”章惇曰：“故事，谏官皆令两制以上奏举，然后执政进拟，今除目从中出，臣不知陛下从何知之，得非左右所荐，此门不可浸启。”太皇太后曰：“此皆大臣所荐，非左右也。”惇曰：“大臣当明扬，何以密荐？”由是吕公著以范祖禹，韩缜、司马光以范纯仁亲嫌为言。惇曰：“台谏所以纠绳执政之不法，故事，执政初除，亲戚及所举之人见为台谏官，皆徙他官。今皇帝幼冲，太皇太后同听万机，当动循故事，不可违祖宗法。光曰：“纯仁、祖禹作谏官，诚协众望，不可以臣故妨贤者进，臣宁避位。”惇曰：“缜、光、公著必不至有私，万一他日有奸臣执政，援此为例，引亲戚及所举者居台谏，蔽塞聪明，非国之福。纯仁、祖禹请除他官，仍令两制以上各得奏举。”故有是诏。淑问、光庭、辙除命皆如故，纯仁改为天章阁待制，祖禹为著作佐郎，寻复以纯仁兼侍讲。（纯仁待制，即丁丑十六日。祖禹为著作，十七日。纯仁兼侍讲，乃二十五日。今并书之。）

　　纯仁在庆州屡言边事，其初言：“伏见夏国差人诣阙，多日未见放回。近日探到贼中事宜，渐却添屯兵马，必是发情疑阻，却欲别生边患。伏望圣慈以陕西生灵之故，稍从其欲，使复常贡。庶几可以罢兵，俾华夏得复见太平，则陛下好生之德洽于生灵，祖宗社稷享万世之安，皆在陛下一言之赐尔。臣尝读后汉光武报臧宫、马武诏书，良有深诫。臣恐陛下欲闻，谨录缴进，惟圣心采择。”

　　又言：“昔孟子谓以大事小，可以保天下。光武之诏，其旨亦同，皆古圣贤至当之论。前汉樊哙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及五代景延广称晋有横磨大剑十万口，此皆前代武夫轻妄之言。方今庭议之际，伏望陛下采至当之论，黜轻妄之言，以安国家，则天下幸甚！”

　　又言：“近枢密院降到熙河奏邈川大首领温溪心所探事宜，言夏国今年大旱，人煞饥饿。及泾原路探到事宜，亦言夏国为天旱无苗，难点人马。臣亦恐西界只似昨来陕西沿边少雨，其传多有过当，如汉诏所谓‘传闻尝多失实’是也。向来未举灵武之师，诸处皆言西夏衰弱，及至永乐之围，致诸将轻敌败事，此可以为近鉴也。”又言：“臣近闻夏国累次遣使赴阙，礼意恭顺，外议皆谓渐可罢兵。窃知西人顿买汉物数目过多，似不为频来之计，臣愚虑，或恐分画地界之际后，欲阻兵胁盟。臣已指挥沿边诸将寨栅，常为意外之备。更望朝廷戒敕边臣，不得少有懈慢。其向来所增军马及创添吏员，且与存留，候将来画定地界，纳到誓书，抽减未晚。盖朝廷举动，夷夏所瞻，固宜谨重。及臣所奏请边防利害并举辟官属，亦望不付有司，特降圣旨施行，免用常格阻碍。临时阙事，万一落贼奸便，上贻宵旰之忧，则臣不早陈述之罪万死难赎矣。”

　　诏：监察御史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事。始用吕公著及刘挚之言也。（旧录云非先帝官制也。新录云：既云监察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事，事始于此，则非先帝官制可见。今去“非先帝官制也”六字。按吕公著及刘挚实先后建白，今明著其所以然。政目云：监察兼言事止四员，殿中兼察事止二员。）

　　前京东路转运使吴居厚责授成州团练副使，黄州安置；副使吕孝廉添差监彬州茶盐酒税。以御史言其苛刻故也。（五月十二日取勘。政目云：并坐违法掊刻，以希进用。）

　　朝散大夫傅尧俞为秘书监。（六月末，司马光荐。）

　　承议郎、集贤校理顾临为朝奉郎、吏部郎中。

　　诏：夏国遣使进奉，其以新历赐之。

　　诏罢义仓，其已纳数，遇歉岁以充赈济。

　　己卯，资政殿学士、正议大夫兼侍读、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韩维为资政殿大学士，仍依守尚书例给俸廪。以维先帝宫臣也。（政目云：支尚书职钱、米麦，宫观侍读钱不支。又十一月十六日，御史刘拯言其不当。实录不书。）

　　正字范祖禹为著作佐郎。承议郎孔文仲为校书郎。陕西转运副使叶康直、李察并迁一官再任。（政目。）朝散大夫贾青提举太平观。通议大夫、天章阁待制楚建中，通议大夫韩璹并转官致仕。（政目。）

　　权提举淮南东路常平黄实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实，好古子也。（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孙升云云，可考。）

　　诏：“比者诏令屡下，冀以均宽民力，便安公私。如闻官吏狃习故态，不切奉行，或致废格，使远近之人未尽被惠。自今仰悉心奉行，监司检察。倘有违戾，即御史台弹奏。”

　　侍御史刘挚言：臣窃谓州、县之政，废举得失，其责宜在监司。夫监司之任亦重矣，人一有贤不肖，则环地数千里，休戚系之。曩时朝廷大更法度，选建推行之人，故不以资任，务得果健强锐、焱厉风生之才，盖规以就事，倚办于一时，及法行事立矣，而其后用人，犹复因袭，未曾权量时宜，有所张弛之也。是以至今使者之政，刻核褊迫，相师成风。郡县承望，亦莫敢不然。使民不见德与义而惟刑是觌、惟利是闻者，盖亦久矣！斯岂政令之本意然哉？奉宣缪戾，积习至此故也。比蒙圣旨哀念元元，取监司罪恶已甚者既去之矣，然其余人材颇尚驳杂，情志未一，各怀所私。盖其阴有观望者，则必习常而慢令，以致惠泽之壅；其浅中觊利者，则又矫枉而过正，或废其所宜治之事。此二者不可不察也，惟得其人，庶惩此患，臣欲望圣慈详酌。河北、河东、陕西素号剧部，向来所用使者，出于暴进，多非更历民事，人微望轻。虽自过为威刻，而下终不服。今宜稍复祖宗故事，于三路各置都转运使，用两制臣僚充职，以重其任。自余诸路，亦望推择资任稍高，练达民政，识治体近中道之人，分补监司之任。明授之以诏令，使忠厚安民而不失之宽弛，肃给应务而不失之浅薄。部使者诚如此，州、县之政随之，则先帝之仁政、陛下之恩德庶几下究，而与民休息无难矣。考察见任之无状者，一切澄汰罢之。被罢之人，苟非有显过，宜还其资考，别为任使，要令不至于失职无聊而已。方今先务，恐实在此。伏望详酌施行。（挚言因此诏，故附诏下。）

　　诏：“内外所造军器，据见在料工制造。其余兵匠归所属，民工放罢。”（旧录云：天下承平日久，戎器不治，先帝鸠工缮修，以待不虞。至是罢之。新录辩曰：熙宁缮修兵器，已见神宗实录，不必书于此。自“天下承平”至“罢之”二十四字并删。

　　于阗国贡奉使为大行皇帝饭僧追福。降敕书奨谕。

　　礼部言：举人有永停取应及殿举未满，未得入学者，欲令应举入学。从之。

　　河决大名府小张口。

　　金部员外郎范锷同河北转运相度盐法。先是，监察御史王岩叟言：窃见河北二年以来新行盐法，考观其文，纤悉皆具。所以用意于国家，收利于公上，不为不至。然立法之初，必以谓官不劳而法可行，民无苦而利可得，臣今观之，大异于此。运载之车，名为和雇，而郡、县、镇、寨或无可雇者，则不免有配车于上户之扰。主司移文，则谓之和雇，郡、县应办，则其实均科。一岁之间，或至数四，其能胜乎？载而至官，官自卖之，势须准留，以备消耗，故买者又不免有分两不足之弊。平日商旅通行，随力大小，乘时辇置，更远更僻，盐亦有余，民间不知有阙绝之患。今车脚既艰，运载不续，则又不免有时时无盐之叹。谓之良法，固如此乎？臣窃度计议之人，必曰“止笼商贾之利，以归公家，而无所增于民。”今则在在处处，民间盐价增贵一倍，乃是既夺商贾之利，又增居民之价以为息尔。所以万口咨嗟，以谓不惯日食贵盐如此，又未尝买之艰难如此也。仍闻去城稍远，贫家下户往往不复食盐，至有以盐比药之语。夫增价于民而收息于官，以为异效，其谁不能？虽十倍之，亦无难也，顾于百姓何如耳！伏惟河朔，天下根本，祖宗以来，推此为惠。愿陛下不以损于民为利，而以益于民为利，复盐法如故，以为河北数百万生灵无穷之赐。贴黄称：“庆历六年，尝有臣僚擘画盐法，一岁之间，比旧数可增钱五十九万二千八百余贯。利之所得，可谓厚矣。仁宗曾不以为意，而恻然发德音云：朕虑河北军民陡食贵盐，可且令依旧。至今耆旧言之，往往流涕。其敕书刻石于北京，今录本上进，庶几陛下得见仁宗之意，体而行之，以益圣德，为社稷无疆之休。”

　　又称：“庆历六年，盐税岁额止一十九万余缗，今依元丰六年未推行榷法以前岁收盐税为额，自已三十三万余缗，比旧不为不增矣。”于是岩叟又言：

　　伏睹朝旨，差范谔相度河北转运使范子奇所奏乞令盐税收十分税钱事，臣昨在河北，亦知商贾有自请于官，乞罢榷买而愿纳倍税者，盖出于商贾患榷买之夺其利，而巧为此谋。主计者但知能于商贾倍得税缗以为利，不知商贾将于民间复增卖价以为害也。臣近因论河北盐法榷买不便事，尝录庆历六年仁宗敕书缴进，意谓得经圣览，不复更有此指挥。今既未然，理当再有论列。伏以仁宗既不行三司榷买之法，又不从都运司增税之请，直批云“朕虑河北军民陡食贵盐，可且令依旧。”一言感人，沦于骨髓，刻之琬琰，明若日星。方是时，计岁所增几六十万缗，仁宗岂不知为公家之利溥且久邪！意以谓藏之官不若藏之民，图于近不若图于远。故特捐数十万缗无穷之息，以为数百万家无穷之惠。岁月虽旧，而恩惠则新。今陛下即位之始，正可以复祖宗一言感悦天下者，不宜以小利失人心也。夫小利得之易，人心得之难，得之难者，陛下岂不惜邪？借使使者复命以增税为可行，陛下遂将用其言而增之邪？然则如仁宗敕书何？敕书之语，自河而北，人人共知，不可违而违之，如陛下名义何？臣诚知陛下无此心，窃计为朝廷议者未之思耳。且以利害义，非善谋也。以怨易恩，非忠告也。要之，前日之德音不可忘，今日之欢心不可失，至理在目，了无可疑。臣乞罢谔勿遣，特以庆历敕书申谕言者，以昭陛下惠爱之心，以塞计臣聚敛之意。则不独河北之人幸甚，实天下幸甚！（实录但书范谔同河北转运司相度盐法，不书转运使范子奇建议乞收十分盐税也。独岩叟章有此。明年正月二十八日，河北盐法悉依旧，当是不复从子奇所请，岂岩叟此章力欤？言之不可已也如是。大抵旧录于元祐新政多抹杀，不备载，新录考之不详，多所因循，更张美意，往往不甚别白，良可叹也。王岩叟朝论云：论遣范锷增河北盐税云：“藏之官不若藏之民，益于上不若益于下。庆历六年，有人擘画盐法，岁增五十九万贯余。仁宗云‘恐河北之民陡食贵盐’，不从。今敕书具在，愿陛下以祖宗为法。即位之初，正宜收人心，不宜以小利失人心也。”再论增盐税不便，上云：“更待商量”，奏云：“纵陛下未欲专断，而任大臣共议，则愿陛下以臣所奏章潜观大臣之意，其间诡辞以护一时之事者可见，直辞以救百姓之患者可见，幸陛下每出天语，以申忠贤之论，而主救患之谋。亦足沮奸心，行圣泽。”）岩叟又言：“臣伏以朝廷知江西、湖南盐法为害之深，而民无聊生，首遣使以按之，陛下恻怛而欲救之之心，可谓至矣。闻两路之民，北望鼓舞而相语曰：‘幸朝廷知我之苦而念我矣，立法以罔上之人，将正其罪矣。’有相与为佛事于通衢，以祝颂万寿者；有酌酒于市，欢呼以相贺者；有焚香于头，炷香于顶，炼香于臂，以迎使人者。推此以观，其于望陛下之恩何如哉！虽解倒悬无以喻其急也。臣窃知使者须明年仲夏乃可复命朝廷，若必待使者之还而后更其法，则远民何负，宛转荼毒间尚此其久邪？独不念艰难之一日，非平安之一日也？臣恐有不及待陛下之泽而死者矣。伏望陛下即降德音，先罢其法，以俟使者奏书，而复议将来之所行。则两路生民，虽死无憾。”（元丰六年十二月，初委陈思张士澄推行盐法。八年四月丁丑，命陈次升察举。五月戊申，次升兼领湖南。元祐元年二月辛巳，蹇周辅等责。闰二月壬辰，士澄等责。岩叟上言，不得其时，附河北盐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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