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庆历三年四月

庆历三年四月

　　夏四月己亥，资政殿学士富弼言：“今元昊遣其伪官持书，欲议通好，而外皆传言元昊未肯称臣。昨闻传宣下西人所过州郡，加迎候之礼，又令逐州通判就驿燕劳。待之太过，深恐其后难为处置，失中国制御远人之术。兼闻西使之来，盖因契丹所谕，元昊既禀畏契丹，则朝廷可且持重。纵使其议未合，亦有后图。大凡制事在乎初，初若失宜，后难救正。今日又闻西使入见，赐予甚厚，既许其伪辅之称，则元昊自谓得志。臣去年使契丹，与馆伴刘六符语，将来若使元昊复称臣，则本朝岁增金帛之遗。初既不避其名，今又未即如约，枉受前耻而不获后效，甚可惜也。今朝廷过有许可，所忧有二事：若契丹谓中国既不能臣元昊，则岂肯受制于我，必将以此遣使来，未知以何辞答之；若契丹谓元昊本称臣于两朝，今既于南朝不称臣，渐为敌国，则以为独尊矣。异日稍缘边隙，复有所求，未知以何术拒之。臣晓夕思之，二者必将有一焉，不可不早虑也。”

　　庚子，诏审官院、吏部流内铨，选人有同居之亲在川、广者，已许免远官，自今仍须召保官二人，乃听施行。

　　壬寅，上封者言：“窃见近日臣僚将所上封章、书疏，令人钞录出外，乃密遣浮薄之辈传诵称扬，务取己名，欲彰君过。朝廷累行戒告，终未遵依，扇成浇风，无益圣化。大抵为臣事主之道，必敦忠厚，靡尚激昂。傥惟节行之自存，岂患功名之不立？苟亏祗戒，固有典章。乞晓告中外，更有违犯，察访得知，重行贬降，以厉众多。”从之。仍令御史台牓示朝堂。此据会要，当考上封者名姓。

　　癸卯，著作佐郎、签书保安军判官事邵良佐假著作郎使夏州。

　　先是，良佐与贺从勖诣阙，馆于都亭西驿，承受使臣取元昊书至中书、枢密院，谕从勖以“所赍来文字，名体未正，名上一字又犯圣祖讳，不敢进，却令赍回。其称男，情意虽见恭顺，然父子亦无不称臣之礼。自今上表，只称旧名，朝廷当行封册为夏国主，赐诏不名，许自置官属。其燕使人，坐朶殿之上，或遣使往彼，一如接见契丹使人礼。如欲差人于界上承领所赐，亦听之。置榷场于保安军，岁赐绢十万匹、茶三万斤，生日与十月一日赐赉之。许进奉乾元节及贺正。其缘边兴复寨栅，并如旧。”仍命良佐与从勖等同往议定以闻。

　　诏天庆等五节，自今流以下罪听决之。

　　甲辰，以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兼经略安抚招讨等使、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韩琦、范仲淹，并为枢密副使；知永兴军、资政殿学士、给事中郑戬为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兼经略安抚招讨等使，驻军泾州。琦、仲淹凡五让，不许，乃就道。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富弼言：“臣伏闻近降敕命，韩琦、范仲淹并受枢密副使，仰认圣意，只从公论，不听谗毁，擢用孤远。天下之人皆谓朝廷进用大臣，常如此日，则太平不难致也。然议者惟云进用大臣虽则美矣，其西寇未殄，亦须籍材，若二人俱来，或恐阙事。群论皆愿一名召来，使处于内，一名就授枢密副使之命，且令在边，表里相应，事无不集。以臣愚虑，亦谓群众所说，甚得允当。然近日或闻有异议者，谓枢密副使不可令带出外任，恐他时武官援此为例，深不稳便。此乃横生所见，巧为其说，沮陛下独断之明，害天下至公之论。自谓立此异议者，必知韩琦、范仲淹以西事方急，坚辞此职，既未肯从命而来，又不令带出外任，是欲惑君听，抑贤才。奸邪用心，一至于此。况先朝累曾有大臣带两府职任，应急出外，事毕还朝，不闻后来有武臣援此为例。臣愿陛下无信异说，专采公论，一名召来，使处于内，一名就授枢副之职，且令在边。或二人一岁一更，均其劳逸，亦甚稳便。内外协济，无善于此。如闻韩琦、范仲淹已有奏报，以西事未了，恳辞恩命，朝廷乘此处分，深合事宜。臣不胜恳切之至。”

　　陕西都转运使、龙图阁直学士、兵部郎中吴遵路知永兴军，陕西转运使、起居舍人孙沔为天章阁待制、本路都转运使。

　　录大名府经城县尉东方朝宗兄幸为登州黄县主簿，从子友之为郊社斋郎，以朝宗与贼力斗而死也。

　　乙巳，枢密副使、吏部侍郎杜衍依前官充枢密使，宣徽南院使、忠武节度使夏竦赴本镇。

　　先是，以枢密使召竦于蔡州，台谏交章论“竦在陕西，畏懦苟且，不肯尽力，每论边事，但列众人之言，至遣敕使临督，始陈十策。尝出巡边，置侍婢中军帐下，几至军变。又元昊尝牓塞下，得竦首者予钱三千，为贼所轻如此。卒于败丧师徒，略无成效。今而用之，则边将之志怠矣。”且言：“竦挟诈任数，奸邪倾险，与吕夷简不协，夷简畏其为人，不肯引为同列，既退而后荐之，以释宿憾。方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怀诈不尽忠之臣，何以求治？”侍御史沈邈又言竦阴交内侍刘从愿，内济险谲，竦外专机务，奸党得计，人主之权去矣。其言尤切。会竦已至国门，言者益急，请毋令入见。谏官余靖又言：“竦累表引疾，及闻召用，即兼驿而驰。若不早决，竦必坚求面对，叙恩感泣，复有左右为之解释，则圣听惑矣。”御史中丞王拱辰对上极言，上未省，遽起，拱辰引上裾毕其说。前后言者合十八疏，上乃罢竦而用衍代之。此段当广求台谏章疏，一一出其姓名，乃善。石介圣德诗，云用御史中丞拱辰、御史平、邈、谏官修、靖凡十一疏追竦敕，而竦正传云十八疏，今从正传。御史平，盖席平也。平寻以不才逐，独能言竦，可怪也。沈邈所言，据邈传。拱辰引帝裾，据刘挚所作拱辰行状。

　　丙午，以右侍禁蒙守中为大理评事。守中本乾宁人，景德初，陷契丹，尝举进士及第。归朝补右侍禁，监和州税。至是，自陈不愿为武吏，故改命之。

　　戊申，契丹国母遣归义节度使耶律希烈、威卫大将军马贻教，契丹主遣朔方节度使萧日休、鄜州观察使赵为节等，来贺乾元节。

　　吕夷简既罢相，命其子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公绰为史馆修撰。公绰以夷简虽谢事，犹领国史，固辞修撰之命。己酉，命公绰复直集贤院。

　　著作佐郎、馆阁校勘蔡襄为秘书丞、知谏院。初，王素、余靖、欧阳修除谏官，襄作诗贺之，辞多激劝。三人者以其诗荐于上，寻有是命。此据记闻。

　　丙辰，遣官诣五岳、四渎祈雨。

　　戊午，权三司使、龙图阁直学士、礼部郎中姚仲孙知蔡州，户部副使、兵部郎中李宗咏知徐州，户部判官、司封员外郎李钺知相州，并坐不觉察省吏崔班等伪为使副判押文书，以规取商人财物也。仲孙传云：西北备边，募兵益屯及赏赐聘问之费，不可胜计。仲孙悉心移度，虽病，未尝辄废。坐小吏诈为文符，出知蔡州。按小吏敢诈为文符，仲孙何悉心之有？今不取。

　　己未，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兵部员外郎王尧臣为户部郎中，权三司使事。尧臣始受命，言于上曰：“今国与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因请自择僚属，上纳其言，尧臣果以治办闻。是岁，尧臣取陕西、河北、河东三路未用兵前及用兵后岁出入财用之数，会计以闻。宝元元年未用兵，三路出入钱帛粮草：陕西入一千九百七十八万，出一千五百五十一万；河北入二千一十四万，出一千八百二十三万；河东入一千三十八万，出八百五十九万。用兵后：陕西入三千三百九十万，出三千三百六十三万；河北入二千七百四十五万，出二千五百五十二万；河东入一千一百七十六万，出一千三百三万。又计京畿出入金帛：宝元元年，入一千九百五十万，出二千一百八十五万。是岁郊祀，故出入之数视常岁为多。庆历二年，入二千九百二十九万，出二千六百一十七万，而奇数皆不与焉。以此推之，军兴之费广矣。

　　庚申，盐铁判官、司勋员外郎吕绍宁为淮南转运使。绍宁至淮南，亟上羡钱十万。谏官欧阳修请却所上钱，并治绍宁欺罔之罪，以戒奸吏刻剥。此据欧阳修谏疏，其从违当考。

　　壬戌，发康定军粟以济饥民。

　　吕夷简虽罢相，犹以司徒豫议军国大事，上宠遇之不衰。于是谏官蔡襄疏言：

　　夷简被病以来，两府大臣，累至夷简家咨事。又闻夷简病时，陛下于禁中为之祈禳，锡与致多，眷注无比。臣窃谓两府大臣，辅陛下以治天下者，今乃并笏受事于夷简之门，里巷之人，指点窃笑。

　　案夷简谋身忘公，养成天下今日之患。陛下即位之初，夷简即为参知政事，遂至宰相，首尾二十余年，所言之事，陛下一皆听信而施行之，固当敦风教、正庶官、镇敌国、安百姓，而乃功业无闻，但为私计。执政以来，屡贬言者，如曹修古、段少连、孔道辅、杨偕、孙沔、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等，或谪千里，或抑数年，或缘私恨，假托人主威权以逐忠贤，以泄己怒，殊不念虚受恶名。立性不臧，欲人附己，见为介特而自立者，皆以好名、希求富贵污之。善人耻此，往往退缩，以避好名、干进之毁。是以二十年来，人人不肯尚廉隅、厉名节。浅者因循阘茸，深者靡恶不为，都无愧耻。但能阿附，夷简悉力护之，使奸邪不败，寖成此风，天下习以为俗。以逐利为知能，远势为愚钝，废廉耻之节，成奔竞之风。一恩之施，皆须出我门下，或先漏露其事，使人豫知；或先抑其事，后与行之。若不可行者，小则归怨同列，大则称奉圣旨。文武铨院，宂官至多，而曾不裁损，奇材异绩，不闻奖拔。贪墨昏耄之人，曾经免罢责罚，乃为雪理，务施小惠，多与收录。贪廉混淆，善恶无别。

　　自关陕兵兴以来，修完城垒，馈运刍粟，科配百端，悉出州郡。内则帑藏空虚，外则民财殚竭，嗟怨嗷嗷，闻于道路。不幸有水旱之灾，其变不可量也。盖由不选材贤，充三司使副，发运、转运，使非其人，但务收取人情，用为资历，才至数月，即又迁移，循环奔走，日求升进。欲以兴财利、宽民力，其可得乎？

　　夷简当国之后，山外之败，任福以下，死者数万人。丰州之战，失地丧师。镇戎之役，葛怀敏以下，死者又数万人。庙堂之上，成算安在？西师败没之后，契丹乘隙，遣使入朝，辄违先帝之盟，妄请关南之地，岁增金帛竟二十万，而犹勒兵压境，坚求“纳”字，凌胁中国，大为耻辱。度其祸患，譬若疽疮，但未溃尔。

　　夷简出入中书，且二十年，不为陛下兴利除害，苟且姑息，万事隳坏如此。今以疾归，尚贪权势，不能力辞。或闻乞只令政府一两人至家商议大事，足验夷简退而不止之心也。伏乞特罢商量军国大事，庶使两府大臣专当责任，无所推避。

　　甲子，夷简请罢豫军国大事，从之。

　　襄又言：

　　伏见陕西路招讨使韩琦、范仲淹等各除枢密副使，并以西寇未宁，恳辞恩命，朝廷再赐手诏，督令赴阙。臣窃料琦等必再有陈论，辞让于未决之间，而异同之说有三焉：曰使琦、仲淹偕来也；曰一处乎内，一处乎外也；曰皆留在边也。使之偕来，此朝廷之本意。盖陛下推独断之明，采至公之论，以二人久处边陲，详知本末，致之宥密，思有变更，将以求破贼之计尔。

　　然论者之说曰，边臣最苦者奏报文字，或有稽缓，或即裁制，动不如意，所以久无成功。今得边臣而任之，则细大可知，表里相应也。用兵不胜，由军制未立，无部分统辖之法，若不更变，未见可胜之期。今得边臣而任之，可责以更变之术，所以宜一处乎内也。西寇虽已请盟，而戎心不可倚信，琦等素习兵事，上下之情通浃，今尽还朝，新帅郑戬，山川之险易未知，军旅之部伍未练，若贼乘我机便，忽有奔突，必难制御。此所以宜一留于外也。

　　曰皆留在边者，此沮抑之论也。恶琦、仲淹者，若于陛下前百般毁短之，陛下必不信矣。若称其材德而言之，陛下不得而疑也。必谓仲淹等威名已著，羌戎甚畏，今将去边，必有侵扰。臣谓不然，仲淹作招讨使，羌戎既畏其威名，今在枢府，正议兵谋，其畏必甚。若谓关中民情素所倚赖，今既还朝，众失所望，臣又谓不然。在陕西，民既倚赖，今在枢府，必陈利病而行之，所赖者愈大。以是校之，情伪甚明。然或者谓二人孰宜处于内外，以物议言之，二臣之忠勇，其心一也。若以材谋人望，则仲淹出韩琦之右。处内者谋之，而处外者行之，故仲淹宜来，琦当留边，于理甚当。其韩琦、范仲淹，伏乞朝廷不听辞让，各授恩命。上以明陛下任贤之坚意，下以协众庶之公论也。

　　乙丑，诏如闻天下科役不均，其令乡村及坊郭户均差率之。

　　是月，太子中允、国子监直讲石介作庆历圣德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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