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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宗元祐八年


  癸酉元祐八年

  春正月甲申,英州别驾、新州安置蔡确卒。

  丁亥,上御迩英阁,讲《札记》,读宝训。顾临读至汉武帝籍提封为上林苑,仁宗曰:“山泽之利,当与众共之,何用此也?”

  丁度对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本于忧劝,此盖祖宗家法尔。”读毕,宰臣吕大防等进曰:“祖宗家法甚多,所立最善。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见有时。祖宗以来,事母后皆朝夕见,此事亲之法也。前代大长公主用臣妾之礼,仁宗以侄事姑,此事长之法也。”上曰:“今宫中见行家人礼。”大防等曰:“前代宫闱多不肃,本朝宫禁严密,此治内之法也。

  前代外戚多预政事,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预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宫室多尚华侈,本朝宫殿止用赤白,此尚俭之法也。前代人君虽在宫禁,出舆入辇,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后殿,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简,祖宗以来,燕居必以礼,此尚礼之法也。前代多深于用刑,唯本朝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须远法前代,但尽行家法,足以为天下。”上甚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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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崇政殿说书吕希哲为右司谏。希哲固辞之。苏轼戏谓希哲曰:“法筵龙象当观第一义。”希哲笑而不应,退,谓范祖禹曰:“若辞不获命,必以杨畏为首。”时畏方在言路,以险诈自任,故希哲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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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壬午,诏:“苏颂累乞解机政,可依所请,以大学士留京师。”

  己丑,黄庆基言:“前日陛下罢黜刘挚、王岩叟、朱光庭、孙升、韩川辈而洛党稍衰,然洛党虽衰,川党复盛矣。”

  庚寅,范祖禹言:“臣前上《仁皇训典》,愿陛下法则仁宗。臣常以畏天者莫如仁宗,故愿陛下先诚于事天。中春以来,暴风雨雪,寒气过甚,惟陛下戒之重之,侧身修德,以销大异。”

  辛卯,范百禄充资政殿学士、知河中府。诏:“来年御试,将诗赋举人复试三题,经义举人且令试策,此后全试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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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四月丁巳,诏今后南郊合祭天地,依元祐七年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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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癸未,苏轼同吕希哲、吴安诗、丰稷、赵彦若、范祖禹、顾临上言:“臣等备员讲读,伏见唐宰相陆贽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辨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陛下能自得师,莫若近取诸贽。臣等欲取其奏议,稍加校正,缮写进呈,必能发圣性之高明,成治功于岁月。”

  辛卯,董敦逸、黄庆基皆罢,坐言尚书苏辙、苏轼不当也。

  壬辰,三省同进呈,于是大防、辙等奏曰:“先帝圣意,本欲富国强兵以鞭挞四夷,而一时群臣将顺太过,故事或失当。及太皇太后与皇帝临御,因民所欲,随事救改,盖事理当然耳。真宗即位,弛逋欠以厚民财;仁宗即位,罢修宫观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时施宜,以补助先朝阙政,亦未闻当时士大夫有以为毁谤先朝者也。近自元祐以来,言事官有所弹击,多以毀谤先帝为词,非唯中伤士人,兼欲摇动朝廷,意极不善。若不禁止,久远不便。”于是得旨:敦逸、庆基并与知军差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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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戊午,左丞梁焘充资政殿学士、同醴泉观使。焘初以议边事不合,即属疾求罢,上皆遣内侍封还,仍问所以必去之理,并访人材。焘曰:“人材可大任者,圣主当自知之,但须识别邪正,公天下之善恶,则天下受福。陛下必欲知可大用之人,无过且图仍旧人有人望者。”寻出知颍昌,临行,宣谕曰:“已用卿言,复相范纯仁矣。”

  己未,杨畏言:“纯仁方罢帅降官,遽命以为相,赏罚未明,何以诏示天下?”来之邵又言:“纯仁师事程颐,暗狠不才。”皆不听。或曰:“畏与苏辙皆蜀人,前击刘挚,后击苏颂,皆阴为辙道地。”太皇太后觉畏私意,故复自外召范纯仁。畏寻又言辙不可大用云。

  吕中曰:群而不党,君子之道也。而主子瞻者攻正叔,主正叔者攻子瞻,非君子之党乎?和而不同者,君子之道也。而差役法行,同已者喜之,异己者斥之。非君子之同乎?矜而不争者,君子之道也。而回河之议,苏轼与大防争;贬确之事,范纯仁又与刘安世争,非君子之争乎?易事而难说,君子之道也。司马光悦于蔡京,苏公悦于杨畏,非君子之说乎?凡是数者,皆以君子无以自别于小人,故始为小人所悦,终为小人所陷,其极至于为小人所污不能自辨矣。人皆谓元祐之失在于分别之太过,惟朱文公谓元祐之失正在于决择之未精,此未亲政之时,小人之势已足以胜君子,况于已亲政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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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七月丙子朔,范纯仁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太皇太后宣谕曰:“公父仲淹在章献明肃垂帘时,唯劝章献明肃尽母道。及仁宗亲政,唯劝仁宗尽子道,可谓忠臣。公必能继绍前人。”纯仁顿首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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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丙午朔。

  辛酉,太皇太后有疾。

  丁卯,吕大防、范纯仁、苏辙、郑雍、韩忠彦、刘奉世入崇庆殿后阁,问太皇太后圣体。太皇太后谕大防等曰:“今疾势有加,与相公等必不相见。且善辅佐官家,为朝廷社稷。”初,大防等欲退,太皇太后独留纯仁,意欲有所属也。上令大防以下皆往。大防曰:“近闻圣体向安,乞稍宽圣虑服药。”太皇太后曰:“不然,政欲对官家说破:老身没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公等亦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乃呼左右,问曾赐出社饭否。因谓大防曰:“公等各去吃一匙社饭,明年社饭时,思量老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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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戊寅,太皇太后崩。范祖禹言:“太皇太后登遐,陛下今将总览庶政,延见群臣,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乱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长进退之际,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也,可不谨哉!今陛下所宜先者,莫如报太皇太后之德也。陛下如欲报太皇太后之德,莫若循其法度而谨守之。太皇太后严正至静,不可干犯,故能斥逐奸邪,以清朝廷,裁抑侥幸,以肃宫禁,故虽德泽深厚,结于百姓,而小人怨者,亦不为少矣。今必有小人进言曰:太皇太后不当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离间之言,不可不察也。初,太皇太后同听政,中外臣民上书者以万计,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与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则非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当逐,陛下与太皇太后亦以众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负先帝、下负万民、天下之所雠疾、众庶所欲同去者也。惟陛下辨察是非,斥远佞人,深拒邪说。有敢以奸言惑圣听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陛下初揽政事,乃小人乘间伺隙之时也,故不可不预防之。此等既上误先帝,今又复误陛下,天下之事,岂堪小人再破坏耶?”初,苏轼与祖禹约皆上章论列,轼章已成,见祖禹章,观毕曰:“轼愿附名,止于臣字下加等字。”后数日,祖禹又言:“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为公,罢王安石、吕惠卿等所造新法,而行祖宗旧政,故社稷危而复安,人心离而复合,乃至契丹主,亦与其宰相议曰:‘南朝尊行仁宗皇帝政事,可敕燕京留守,使边吏约束无生事。’陛下观戎狄之情如此,则中国人心可知也。今陛下亲万机,小人必欲有所动摇,而怀利者亦皆观望。臣愿陛下上念祖宗之艰难,先太皇太后之勤劳,痛心疾首,以听用小人为刻骨之戒。守元祐之政当坚如金石,重如山岳,使中外一心,归于至正,则天下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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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十月,吕陶言:“自太皇太后垂帘以来,屏黜凶邪,裁抑侥幸,小人之心,不无怨憾。

  万一或有奸邪不正之言上惑圣听,谓太皇太后斥逐旧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亲万机,则某人宜复用,某事宜复行,此乃治乱之端,安危之机,君子小人消长之兆,在陛下察与不察,辨与不辨也。”吕希纯言:“君子小人用心不同,邪正之论不可不察。有昔时自以过恶招致公论坐法沉废者,朝思夜度,唯望乘国家变故、朝廷未宁之时进为险语,以动上心。其说大约不过有三:一者必谓神宗所立法度,陛下所宜修复;二者必谓陛下宜独揽权纲,不宜委信臣下;三者必谓向来迁责者当复收用。三者之言,行将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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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枢密院出刘瑗以下十人姓名,并换入内供奉官。三省但将有过犯冯景、黄某二人、见持服刘瑗、李瑴二人不行外,抽取六人。苏辙奏曰:“陛下方亲政,中外贤士大夫未曾进用一人,而推恩先及于近习,外议深以为非。”后数日,枢密院复出内批,以刘惟简、随龙除内侍省押班,梁从政内侍省都知,靖方带御器械。中书舍人吕希纯封还词头。上曰:“只为禁中阙人,兼有近例。”辙曰:“此事非谓无例,盖谓亲政之初先擢内臣,故众心惊疑。”上释然,曰:“除命且留,俟祔庙取旨可也。”即退,大防等知上从善如流,莫不相庆。范祖禹言:“近闻陛下召内臣十人,而李宪之子亦在其中。又召数人,而王中正之子亦在数。中外民庶皆言执政大臣不能固执,置陛下于有过之地。”不报。遂请对,札子言:“熙宁之初,王安石、吕惠卿等造立新法,先言天不足畏,众不足从,祖宗不足法。幸赖先帝圣明觉悟,再罢安石,两逐惠卿,终元丰之世不复召用。而所引小人布满中外,日夜伺候。今日事变,妄意陛下以修改法度为是。如使小人得至朝廷,必进奸言,上以惑误陛下,次以倾害善人,下以胁持群臣。岂惟正人不敢立朝,臣恐宋室自此陵迟不复振矣!”又言:“先帝天资英睿,圣学高明,可谓不世出之主也。而内外为小人所误,外兴师旅,内兴百役,凡不便民之事,皆群小所为,而先帝受天下之谤。臣尝痛之,故不愿陛下复近小人,盖以此也。陛下诚能听臣之言,悉追罢召用内臣指挥,则中外之人称诵圣德,万口一辞。”祖禹既读札子,又面奏章惇等不可用,又奏:“召用中官,不谓陛下有此政事?”上曰:“卿所论朕已晓。”祖禹曰:“臣乞携此章付执政,且诘责之。”上曰:“且留此,朕欲再看。”先是,吕大防欲用杨畏为谏议大夫,纯仁曰:“上新听政,谏官当求正人。畏倾邪不可用。”大防素称畏敢言,且先密约畏助己,竟擢迁畏为礼部侍郎。畏寻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之道。”上即召畏登对,询畏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即疏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温伯、李清臣等行义,多加题品,且密奏书万言,具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乞召章惇为宰相。上皆嘉纳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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