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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三、记青州府中学堂(一)


  火车到青州府车站,约在下午两三点钟,因为在青岛已经打了一个电报去,府衙门里已经派人到车站来接了。

  安伯夫妇和一位先在青州府中学堂教算学的胡菊如同居,他们早先已约定了,我没有带家眷来,就住在学堂里。

  我到学堂还没有坐定,正想去拜谒这位青州府知府曹耕翁,堂役忽报:“太尊来了!”太尊者,知府的尊称,(清制:知县称大老爷,知府以上,方称大人,不过太尊是知府专有名称。)原来在青州府的文官,以知府为最尊,他每次出衙门,必定要放炮吹打,所以合城皆知,他要到那里去,也先有人快马通报,因此学堂里,也先已得到了消息,堂役们即赶紧来通报。

  果然不一刻儿工夫鸣锣喝道,府大人已来了。他是翎顶辉煌,朝珠补服的坐在会客厅里,这就使我很窘了。因为那时穿了祖母的孝服(我母亲的孝服未满,又接穿了祖母的服,因为我是承重孙),虽然有一套素衣冠,却不曾带来。这时他衣冠整肃的先来拜客,面我却便衣出迎,未免失礼不恭。但这也无可如何了,不过我当时曾经和彭诵老曾轻说过:我是不懂官场规矩的,诵老说:曹耕翁最和易可亲,熟不拘礼的,到此也没有办法,只得穿上了一件布马褂,便去迎接他。我以乡长者之礼,依苏俗唤他为老伯,并请一切指教。又说:“在守制中,未具衣冠,殊为不恭。”他说:“我们概不拘礼。”又说:“我们做了官,只能衣冠桎梏的了。”

  这个青州府中学堂监督,是青州府里聘请的,好像人家请了一位西席先生,而他们以尊师之礼,一定要先来拜见。他去了以后,我立刻便去回拜。他请我在花厅相见,什么升坑咧、献茶,完全是一套官场仪式,使我真有些吃不消。幸亏我在南京蒯礼卿先生处,稍为懂得一些,不然,真的要闹出笑话来咧。譬如官场的会客送茶,那茶是不能轻喝的。徜然主人招呼用茶,或是客人自己端茶,傍边的仆从人等,立刻高声喊“送客!”客人便立刻起身了。但是我呢?当主人端茶时,他便招呼一声道:“随便喝!”只这“随便喝”三个宇,仆从们有了暗示,便不喊送客了。

  为了学堂的事,我初来时,茫无头绪,自然要和他详谈一下,他也谈得非常坦白而诚恳。他说:“我们是科举出身的人,当京官磨蹬了好几年,放了外任,对于现在办学堂的事,完全外行。至今政府要厉行新政,通令外省各府要办中学堂,各县要办小学堂。这里本来有个云门书院,我把它改办了一个中学堂。起初以为也照从前的书院制度,选取几个高材生,在此肄业就是了。那知现在的新法必须要英文、算学、理化等等,要成为一个新式学堂规模,那就要请一位专家来办理了。彭诵翁推荐阁下到此,一切都要借重了。山东虽是圣人之邦,风气却还闭塞得很,据说:青州一府,还算是较优秀之区咧。”

  原来青州府城内有三座学堂,一座是青州府中学堂,那是青州府办的官立学堂;一座是益都县小学堂,这是益都县办的官立小学(益都县是青州府的首县),还有一座是青州蚕业学堂,是省里办的,而由益都县兼管的,因为这地方宜于养蚕呢。这三座学堂以外,便只有私塾了。晚清自拳变以后,上下内外,都想变法厉行新政,办学堂对于外任府县,上司有个考绩,不能马马虎虎,于是他们遂有不得不办的趋势了。

  青州府这个中学堂,对于学生真是优待极了。不但是不收学费,而且供给膳宿,所有膳宿费一概不收,并且还有膏火,真是极尽招徕之道。因为当时此地风气未开,父兄都不愿子弟到这种他们目为洋学堂里去读书。青州一府所辖有十余县,十余县里的青年子弟,都可以到青州府中学堂来肄业,然而来者却很寥寥。在我初来的时候,学生还不到六十人,但到后来渐渐扩充,到我两年以后走的时侯,也仍不过八十余人。因为学生全都住在学堂里(他们是各县来的),斋舍有限,再添学生,便要再建斋舍,并且府里的办学经费,也有一定限度,不能随意扩充呀。

  学生是由各县保送而来的,并不是像科举时代的县考府考的考取的。据说:当时徵求学生,也和徵兵一样难。贫家子弟,不是没有读书的,他们大都务农为生,要在农隙时,方才读书,谁能舍农业而出门读书呢,富家也持保守主义,不相信那种用夏变夷之法,他们还是相信科举不能废,考试有出路。所以这个中学堂,虽是极力徵求,百般提倡,来者究竟不多。

  我在这个中学堂里,却有几位学生,年龄比我大的。我那年是二十九岁(旧历虚岁),他们有年龄过三十岁的。

  这时候大家拖着一条辫子(我也拖着一条辫子),我见那些学生,有的是红辩线的,有的是黑辩线的,不解何故?因之请问于那位监学李先生(他是监学而兼庶务的),他是安徽人,年约五十左右,是一位老山东了。他告诉我道:“这里面有分别,凡是红辫线的,是没有结婚的人;黑辫线的,是已经结婚的人。”我一看,学生中黑辫线的人很多,那都是已结婚的人了。已结过婚的人,要他们来当学生,住在宿舍里,半年不得回去,无怪他们视学堂为畏途了。

  这些学生中,有已进过学的秀才四五人,而且还有一位举人先生,这使我很为惭愧,因为我只是一名诸生,而我的学生,却是一位孝廉公,这如何说得过去呢?我便去请教曹耕翁,他说:“他虽是个举人,学问也浅薄得很,他是本地益都县人,其人颇想知道一点新学,他要进中学堂来,我们也不好拒绝他呀。或者,请你特别给他谈谈,他是只领膏火而不住斋舍的。”我便约了他谈谈,此公姓李,年不满三十,果然,除了八股之外,一无所长,但其人甚为谦抑,常对我“老师”“老师”,叫不绝口。我想:在我们江浙两省中,一个举人,往往有目空一切,而自命有绅士资格了。

  这个中学堂,是此地的云门书院改造的,云门书院不知何时建造,我未考据,大约甚古。因为距离非远,就有一座云门山,在青州是著名的。自从改了中学堂后,只不过把房子修饰了一下,无多改建。据说:本来是没有斋舍的,后来添建了斋舍。这些斋舍,土墙泥屋,与青州那种普通民房一样,作为学生修习之地。学堂中空地甚多,如果经费充裕,再添造数十斋舍,也绰有余裕。进大门后,一条很长的甬道,直通到大厅,这个厅现在已改为课堂了,东西两侧为会客室及学监室。后面一大院落,还有厅事、房舍,我与有两位住在学堂里的教员们,便住在那里。傍侧又有一园子,园虽荒废,但是里面古木参天,都是百余年前大可合抱的柏树。进门以后的甬道两傍,也排列着很多的柏树,还竖立着几块碑碣,是一种学院威严的气象。

  我到了第二天,便和学监李先生,同到各处巡视一下。第一件事是改正课堂。原来的课堂,朝南正中,设一师位,桌上围一大红桌围,上设笔架及朱墨笔砚。学生的桌子,坐南面北,正对着师位。我命他们立即撤去,这不像是课堂,而像衙门里审官司的法堂了。乃改为师位向东,什么大红桌围,及朱墨笔砚等,一概除去。并命制了高一尺的讲坛,又备了一黑板及粉笔之类,学生的坐位,也改为坐东向西。这个课堂,已改为嵌玻璃的纸窗了,倒也很明亮。但是中间进门处,却又装了一个大红黑镶边的棉门帘,这是北方规矩。不必去改它。

  原来这学堂最初设立时,只有国文,教师有总教习,副教习等名目。至于英文、算学、理化等课程,都是没有的。国文先生上课,没有一定时刻,他要上课了,使令堂役向斋舍去摇铃召集。上课时,教师并不点名,亦不讲解,命学生们圈点什么书(从前书本,都无圈点的),由教师指定,师生们均默坐无哗。不过有些学生,看书有看到疑难的地方,可以请教老师。老师坐在课堂上,觉的有些倦了,随时可以下课。此外便是学生们到斋舍的自修时期。那些学生肯自修吗?看闲书,着象棋,还算是安份守己的,否则便溜出去胡闹了。

  学生上的什么课呢?曹耕翁已告诉过我了,他曾经托人在上海买了十部资治通鉴(某书局石印的),分给学生们圈点,供给他们研究史事之用,这便算是历史课了,至于地理课却是没有。处在这时候,中国也没有什么合乎中学生的教科书,只不过选读几篇古人的文章,如“古文观止”一类的东西。不过我们此番来时,在上海,杜安伯为了选取英文教课书,我也选取了几种合于中学程度教材与参考书,以资应用。自然这一回,要定出一个课程表来了。每一天,上课几小时,逢星期日休假,不能再像从前那样马马虎虎了。

  学生的斋舍里,我也看过,脏得不成样子。我写了几张条子,请学监李先生,贴在斋舍里,要他们保持清洁,自己扫除。所有被褥衣服,要自己整理。学堂里所用工役有限,不能来服务,要养成学生自治之风。学堂里虽然也有几个茅厕,然而学生们都喜欢在草地上大便,粪秽狼藉,臭气薰人,因请李先生招人把这几个厕所修治整洁,以后再不许他们在草地上大便。饭厅里也去看过,学生们是吃馍馍的。(南方人呼为“包手馒头”,又称“高脚馒头”,作椭圆形。)

  此外有小米子粥,煮得非常稀薄,也有几样蔬菜,大蒜是家常必需品了,肉类就很少。我们南方去的先生们,是吃大米饭的,鸡肉荤腥,鱼类比较少一点,无论如何,不能与他们学生同餐。学生们的饭食是包给厨房的,每一学生,每天若干钱,学生告假,却要扣算的。但是厨子却来诉苦,说是:“先生们(他呼学生为先生,呼我们为老爷)在饭厅上,尽管吃,我们,没有话说,但是他们吃完以后,还要带几个到斋舍里去,常常闹馍馍不够吃,我可亏负不起呀。”

  我问李先生:“果有此事吗?”他说:“确有此事。因为这个缘故,厨子不肯包饭,便换了几个厨子。而且每次开饭,学生总嫌厨子馍馍太少,不够吃,甚至要打厨子,饱以老拳。他们每一餐,要吃四个馍馍,像我们南方人,吃两个已经够饱了,可是他们吃了四个,还要带着几个走,厨子就吃不消了。”我说:“现在只有理喻他们一番,如果在饭厅里,不要说四个,就是五个、六个,也尽他们吃,要带出去,可是不能。”李先生去劝说了一番之后,学生们不承认把馍馍带出去。我说:“不承认最好!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只要以后不带出去,那就解决了。”

  但是过了两月,厨子又不肯做了,说是先生们依旧带馍馍出去,并且敲破了他的盘子。那个时期,苏沪之间,学生闹饭堂,风行一时。记得我友叶楚伧,在苏州高等学堂肄业,也是为了闹饭堂而被开除。(说来可笑,饭厅里每桌坐学生八人,有一样菜,唤做“虾滚水豆腐”,是苏州家常菜。端上来时,楚伧用筷子一掏,说我们有八个人,而里面的虾只有七只,怎么吃呀?于是附和他的同学,便把台面一翻,卷堂而去。)其实这是当时学生不满于高等学堂监督蒋君,闹饭堂是借端发挥,楚伧被开除,就此走广东闹革命去也。

  不过我当时想到学生果然喜闹事,厨子也多刁顽。就是说砸破了一只盘子,这种粗劣的盘子,能值几文钱,他便大惊小怪的把破盘子,送给我看,好像是我打破了的,我心中很是生气。我就说:“厨子不肯做,另换一个。”李先生虽是唯唯答应了,但是他说:“府里限定学生饭食费若干,厨子若是亏本,谁也不肯做的。”

  那时学生又举代表来说:“厨子供给馍馍,不够吃饱。”那我真担当不起呀!传到曹耕翁处,他要说:我是请你来办学堂,却教学生饿肚皮。我发狠道:“我也上饭厅,与学生同吃馍馍。”几位南方来的同事,劝我道:“何苦呢?你的身体不大好,吃一星期,就得生胃病。况且他们仍旧拿馍馍,你近视眼,看也看不见。”

  我试了半个月,实在吃不消,因为我从小娇养惯,父母宠爱,对于饮食的营养,向来是好的。后来做了教书先生,适馆授餐,都是富家,待先生馔肴,又都是最丰的。从来也没有吃过这样的饭食,但是在我饭厅里同食的时候,却还安静,以后厨子又向学监先生噜苏不已了。他们的斋舍,我是通常不大去的,因为这是李先生的责任。有一天,我偶然进去观察一下,却见斋舍里剩余的馍馍,丢在墙阴屋角,任它霉烂,如此暴殄天物,实难隐忍,明明拿了,而又矢口说不拿,而且拿了以后,又尽量糟塌,这我可生气了。于是我请李先生,站在从饭厅到斋舍的通道中,一全一个的搜检,搜出了一大堆。因为他们所穿出的大褂子,袖口有一尺多宽,藏几个大包子在内,还绰有余地呢。

  因说:这一次不记名,搜出的还给厨子,以后可不能再拿,要记出他的名字来了。这位李先生,初时还不敢搜检学生,恐怕得罪了他们。他是一位好好先生,越是不敢得罪他们,他们也就不大客气。我说:“你不要怕,由我负责,越怕越不成功,你若一再让步,那就闹饭堂,打厨子的风潮来了。”但是我后来想想,也不免自悔孟浪,青州府的学生还是驯顺的,要是在上海等处学潮正盛的时候,敢于搜检学生,我这中学堂监督,怕不被他们拳而逐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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