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远书城 > 现代文学 > 钏影楼回忆录 | 上页 下页
五十七、巡游译书处


  我自从离开了金粟斋译书处以后,便与蒯礼卿先生疏远了。本想特地到南京拜访他一次,汪允中说:“不必了,他也不拘于这种礼节的人。”此刻沪宁铁路还没有通,还是要乘长江轮船到南京的,往来有许多跋涉。蒯先生谋补空缺,正忙于做官,不久便实授了淮扬道,我又到了山东,连音问也不通了。直至他以四品京堂内用,放了欧洲留学生监督,出洋时道经上海,这时我已进入上海的时报馆了,方去拜谒一次,那天宾客如云,也没有说几句话。我只见他老了许多,胡子头发,全都灰白了,从此以后就没有再见过他了。

  金粟斋出来,便预备回家了,只是我在想:回到苏州,做什么呢?还是处馆教书吗?要谋生计,在苏州更无出路,正在踌躇之际,遇见了叶浩吾先生。他问我:“金粟斋已结束,有何高就?”我笑说:“低就也没有,回家吃老泡去了。”(老泡乃是一种泡饭粥,回家吃老泡,苏谚失业之意)叶先生说:“老朋友!到我那里帮帮忙好吗?”原来叶先生曾经办过一个日文译书馆,是个学习日文的机构,那是速成的,只求能读日本文,不求能说日本话。毕业以后,许多习日文的学生要求工作,叶先生乃设立一个名叫启秀编译局以容纳他们。因为日文译本一时风行,叶先生也招徕了不少主顾,以应各新书店的需求。

  我想这也好,暂时有所托足,便到启秀编译局去了。但是叶先生请我去,不是要我译什么日本书,却要我做整理工作。就叶先生自己所译的稿本而论,也教人看了很费脑筋,这是我们在金粟斋已见过的了。他的译文,只是在日本原文上的倒装文法,用笔勾了过来,添注了中国几个虚字眼儿,就算数了。有时一句句子长得要命,如果不加以剪裁,把那句子另行组织,简直拖沓得读不下去。若是在日文原书上勾勾勒勒,排字工友也弄不灵清。叶先生请我去,就是把他们的译稿,做这种整理工作。

  可是叶先生这个启秀编译局,我一进去,便知道前途不甚佳妙。叶先生实在是一位老书呆子,他全不懂经营事业。帮他译东文的,都是他的学生,有些日文未通,连国文也未通,甚难加以修整。他虽然对那些出版家,采取薄利多销主义,可是过于粗制滥造,也难以使顾客欢迎。

  叶先生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他为了办这个启秀编译局,负了满身的债,甚至把所有的衣服都当光,真是“范叔何一寒至此”。

  叶先生是一个人在上海,他的夫人和他的儿子,都仍住在杭州。每个月要寄钱去杭州作家用的,但他最初不过愆期,后来竟至中断,虽然杭州的家书如雪片飞来,他是“学得无愁天子法,战书虽急不开封”。叶师母没有办法,只得带领了他的这位少君到上海来了。但是叶先生无钱是事实,石子里炸不出油来,叶师母到启秀编译局质问他。我们看见叶先生眼睛看了日本书,手里笔不停挥的译书,耳朵里听厨子索取所欠的饭钱,嘴里还要与叶师母反唇相稽,我说他真是五官并用,大有毛西河遗风。

  我在这里又有一段插话了,我所要说的是叶先生的这位少君叶少吾。当叶师母带了他到上海来时,他年龄不过十五六岁,穿的衣服,宛如一个花花公子,袖中的手帕儿,洒满了香水。我们以为像叶先生这样的规行矩步的教育家,必定痛责其子,但只对他皱眉叹息,斥他不长进而已。大概以叶师母的溺爱,免致冲突。向朋友张罗筹款,送他们母子回杭州,以博耳边清净。越一年,有人到杭州,遇见了叶少吾,他询问道:“喂!我们的浩吾,在上海搞得怎么样了?”又越数年,他写了一本小说:名曰:“中国之维新党”,署名曰:“浪荡男儿”,把当时维新党中人,駡了一个狗血喷头。但叶浩吾先生他是维新党中之卓卓者,幸而具有天良,未曾齿及,至于一班父执世交,则难逃笔诛了。

  不要以为此书荒唐,当时很有一班反对维新党的,读之以为痛快。这个时期谴责小说风行,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覩之怪现状”,皆以駡人为宗旨,读者都为之提倡。维新党中,也大有可駡之人在,“中国之维新党”一书中,自不免添枝加叶,故甚其词,然此辈所谓有志青年的私生活,亦不能诿为羌无故实呢。辛亥革命以后,叶少吾曾于沪军都督陈其美处得一职,陈颇信任之,因少吾与上海做军装生意的某洋行有渊源,介绍了一笔军装生意而囊有余资了。其时叶浩吾先生已归道山,而叶少吾则颇为活跃。会北京开议会,四方贤杰,均走京师,少吾亦北上,颇思有所营谋,那时候,上海的北里亦动员。

  花界姊妹也到首都去掘金,有一位海上名妓花元春,也到八大胡同树艳帜,乃部署初定,忽以喉疾殒命。举目无亲,无以为殓,叶少吾慷慨拍胸口说:“花老六我虽与她没有发生关系(发生关系,上海妓院中已有肉体之亲的术语也),一切殓费,我自任之。”于是北京胡同中姑娘,都称颂他是一位“有良心客人”。乃未及数月,叶少吾亦病死于北京,那时花丛诸姊妹,谓以义气博义气,群起而理其丧。此事大有传奇性质,自北京传至上海,各报亦竞载其事,有人为作挽联曰:“秋雨梧桐悲一叶,春风桃李泣群花”。实在群花理丧,并无其事,叶少吾之叔清漪先生,与其堂兄葵初先生皆有书致报界辩正呢。

  言归正传,我在叶浩吾先生处,帮了他三个多月的忙,只拿到了一个月的薪水。他是一位忠厚长者,我不能向他催索,我也不忍向他催索。不过我为了要瞻家,为了要糊口,也不能从井救人。有一天,我遇见了章太炎先生,他问我:“现在何处?”我告以在启秀编译局,他笑说:“何不到刚毅图书舘去。”我问:“那里有刚毅图书馆呢?”他说:“启秀与刚毅,不是庚子拳变时代的名人吗?”后来叶先生这个启秀编译局,到底支持不下去,负债过多,幸赖他的人缘很好,大概是许多朋友帮他料理过去吧。

  我从启秀编译局出来后,又到广智书局的编译所去,谁介绍我去的,我至今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那时的广东朋友很少,广智书局里却全是广东朋友呢?那时候,上海的新书店,已越开越多,广东是开风气之先的,当然要着此先鞭。广智书局的规模不小,既然有了书局,也想自己出书,因此也设立了一个编译局,有人说,康南海,粱任公都有资本,也有人说,不过以此为号召而已。我以有人介绍,瞎天盲地的闯了进去,那个编辑所的编辑主任为谁,我也不记得了。

  广智书局编译所的情形,和启秀编译局完全不同,有一种严肃的气氛,不像在叶先生那里,可以谈笑自由。编译员连我共有五六人,编辑主任目灼灼坐在那里,好像一个监试官。译书是支配的,他配给我一本日文的讲下水道工程的书,便是讲开发道路沟渠工程的种种事的。我不是一个工程学家,对于那书是很少兴趣的。

  但我当时有一种自尊心,觉得他们支配你译的书,而你第一次便退还他,足见得你是无能,我于是勉强接受了,好在篇幅还不算得太长,其中的解释,也不深奥难懂。就只有许多土木工程上的日本名词,有的还是用和文拼出来的西洋名词,这可教人有些头痛的了。

  我那时只得狂翻日本文词典,请教深于日文的人,购买参考书,日本人所编的“和汉新词典”,中国人所印的“和文奇字解”(上海作新社出版),乞灵于那些工具书了。不到两个月,居然全部完成。这书译成以后,我就敬谢不敏,从广智书局出来了。因为里面全是广东人,我和他们言语不通,未免有些扦格。再者,他们给什么工程科学的书给我译,我的科学知识实在浅得很,也不敢再献丑了。不过我又想:像这部专讲下水道的书,虽然是冷门,也不能不说是当务之急,现在各处正在要开马路、建工厂,而外国已在流行什么抽水马桶的话,这是将来市政上一件重要的工程而必须研究的事,不过我当时释这一科门的书,不免有点盲人瞎马了。所以译完此书后,参加了一个签条给总编辑,大意是“对于下水道从未研究过,请由专家加以检定”云云,但我在两年以后,却见这部书赫然在广智书局的橱窗里了。

  从广智书局出来,真想回老家了,忽遇蒋观云先生(蒋先生名智由,号心栽,观云其笔名也),问我近况,告以从广智出来,正想回去。蒋先生说:“不要回去,请到我那里去,我那里还有你的一位同乡蔡君,一定可以和你融合无间,使你高兴。”原来蒋先生那时也办一个译书处,这个名字叫作“珠树园译书处”,那个名称,很觉美丽,珠树园三个字,真可与金粟斋三字作一对偶。珠树园后于金粟斋,蒋观云先生是一位诗人,宜其有此题名,当时的一班新文学家,都喜研究佛典,这两个名词都从佛典来的呢。

  蒋观云先生是浙江绍兴人,是前清的一位孝廉公,而又是一位学者、诗人、革命家。他有两句诗曰:“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后人讹为是写“革命军”一书的邹客所作的,其实不过是邹客重述一过而已。我们在金粟斋的时候,蒋先生常常来游玩谈天,因此我们认识他已久了。他为人非常和蔼,爱说笑话的。

  在那个时候,有人推黄公度,夏穗卿、蒋观云为近代诗界三杰,互相唱和。这个珠树园译书处,也有两位孝廉公,一位是杨秉铨,江苏武进人;一位就是我的同乡蔡云笙兄了。

  珠树园译书处也和金粟斋一般,如上海所称的石库门三楼三底的房子。蒋先生住在楼下,我们都住在楼上,每天饭开一桌,自己有厨房,那比在广智书局舒服得多了。我和蔡云笙同住一房,杨秉铨和另一位朋友同住一房。云笙的年纪,只不过比我大一岁,他名晋镛,二十一岁上便中了举人,为人极慧敏而风趣,我们两人一见便成为好友,为什么呢?一则我们两人志趣相同,二则为了同乡之故,愈见亲切了。

  在珠树园那里,我自由极了,他不支配你做什么工作。你高兴做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但蒋先生却见他写作很忙,他好像在什么杂志、日报上写文晕(中外日报上有时也见他的著作),那时他还自己出了一种杂志,名曰“选报”,那是选取近代名人的著述的。但虽云选报,也有并未见于其他刊物,而直接寄给他发刊的。这个珠树园译书处,我记得我并没有译什么书。不过他们也徵收外稿,请为检定这稿子可用不可用,签出来加以评语,请蒋先生覆核,这个工作我做了。至于蒋先生的选报,我无从帮忙,偶然给他看看清样而已。

  我们在珠树园虽甚闲适,却不大出去游玩,上海是个金迷纸醉之场,我和云笙,都是阮囊羞涩之人,也不敢有所交游。只是偶然两人到小酒店喝一回酒,那时我有绍兴酒半斤的量,再多喝一点儿,便要晕酡酡了;云笙却可以喝一斤还多。不过都守了孔夫子所说的“惟酒无量不及乱”,就是适可而止了。回到家里,我们联床共话,无所不谈,上自世界大事,下至男女性事,我们常常谈至半夜三更,了无足异。

  有一次,我们谈到一向传言山西大同府的妇女性器官,有重门叠户之异,云笙言:绝对没有这事,因为他有一位亲戚,曾经在大同府做过知府,他们的幕僚,也因素闻此传说,欲一验其异,那地方土娼极多,历试之平淡无奇。云笙又言:“虽然无此故实,然前人笔记却有此记载,我曾假定这重门叠户为有三重门户,每一重门为之制一联一匾”。我说:“愿闻其妙。”他道:“第一重门的联曰:‘鸟宿林边树,僧敲月下门。’匾曰‘别有洞天。’这联与匾都用成诗成语呢。”我笑曰:“佳!第二重门呢?”他说:“第二重门联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匾曰‘渐入佳境’。”我道:“好!第三重门呢?”他说:“第三重门联曰:‘云无心兮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匾曰‘极乐深处’。”说罢,相与大笑。好在我们都是结过婚的人,而珠树园里也没有一个女职员,故能如此荒唐。

  过了两个月,我记得已是初冬十月天气了,蔡云笙来了两位朋友,邀了我一同到广东馆子里去吃火锅,广东人谓之“打边炉”,这是宜于严冬的,十月里似乎太早。但旧历在江南十月,往往会来一个冷讯。我饭罢回来以后,便觉得身子不舒服,夜来便发起寒热来。到明天,我以为可以退热了,谁知寒热加甚,而且喉间作梗痛。那个时候,苏沪一带,正患着这个传染极速的喉症,当时还不大知道什么白喉、猩红热那种病名,统称之曰:“烂喉痧”。我一想不好,在外间害病,大非所宜,且使家人焦急,不如归家为宜。

  我当时即与云笙说了,通知蒋先生,蒋先生来看我以后说:“你有病,一人回去,我们很不放心”。他便派了一个干仆,买好船票,送我回苏州。云笙还直送我上小轮船,丁宁而别。回到家里,我已很惫了。因为我说喉间梗痛,吾妻一看,喉间已有腐烂的白点。她口中还说:“没有什么。”我见她脸色发白,两手震颤,飞奔往告堂上。都知道这是危险的病症。其时苏州有一位著名专治喉科的医生,唤做马筱严,他是中医,吃中国药,不过他已治好了许多患喉病的人,因此声誉鹊起,祖母、母亲也急了,立刻延请这位马筱严医生,为我诊冶。

  一清早去请了他,直到下午上灯时侯才来,这倒并非搭架子,实在忙不开来,可见那时候患喉症者的多。马筱严诊病很细到,他说:“是烂喉痧,目下流行的时疫,是一种要传染人的疾病。”他开了方案,匆匆的去了。当时我们也没有隔离,小孩当然不许进病房,而老人——祖母与母亲,住在楼下,我住在楼上,看护我的仅有我妻震苏,那时,苏州地方,还没有一家医院呢。

  她说:“在未嫁之前,已经生过一次喉病,可无妨碍。”这话不知是真是假。但除了她以外,也没有别人看护我呢。我心中惴惴然,毕竟我妻是没有传染的。

  马筱严出诊到我家两三次后,我病渐有起色,因为他诊费很贵,我有些吃不消(其实每次不过三四元,在当时已算贵了),以后便坐了轿子,到他家里这个医室去就诊了。喉症愈后,颔下又生了一个外疡,到一切复原,差不多要两个月了。当时由上海仓猝返苏,留在珠树园的物件,都没有拿,后来托人带回来一只衣箱,箱中一件羊皮袍子,不翼而飞,那也不去管它,大概珠树园的侍者,实做了顺手牵羊,取去御寒了。病愈以后,祖母不许再到上海去了,于是游历译书处的行踪,到此告一段落了。

  到了明年,得到了蔡云笙的信,珠树园译书处也告结束了,其情形与金粟斋相同。真是无独有偶,他们这些办出版事业,好似“大爷串戏”一般。蒋观云先生呢,说是要离开上海,不是北京,便是日本。可是从此以后,我竟未与蒋先生再一次谋面。倒是在十余年后,我与他的公子蒋百器君(尊簋)曾见过一面。这一天,狄楚肯请客,似专请百器者,因楚青与观云,也是老朋友呀。那时百器已卸浙江都督任。这一次宴会,使我至老不能忘的,乃是第一次见到赛金花。那时她还只是将近四十的中年,在上海悬牌应徵名赛寓,百器飞笺召来,他比赛年龄还轻得多呢。


梦远书城(guxuo.com)
上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