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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一、记蒯礼卿先生


  且说自南京高等学堂停办后,由蒯礼卿先生留在他公馆里的,约共有五六人。现在我所见的,一位是汪允中,他是安徽歙县人;一位是陈宜甫,他是镇江人;一位郭肖艇,他是安庆人。苏州人本有两人,一位是戴梦鹤,一位是余同伯,梦鹤有病不能来,而同伯则另有他就,已向别处去了。但另外有一位苏州人,是王小徐,他并非是南京高等学堂学生,他是吾苏王绂卿先生的次公子,他的哥哥王君九(季烈),也是我所熟识的人。大概蒯与王绂卿为甲榜同年,所以小徐呼蒯礼卿先生为年伯也。

  我所下榻的地方,就在那大庭院的翻轩里,这个翻轩,一排共有五间,我便占了两间,一间作为卧房,一间作为起居,壁间也悬有什么书画之类,沿窗安置了一张有抽斗的书桌,以供读书写字之需。在我所住的左首,有一个月洞门,走进去却是另一个小庭院,也有三间宽大的屋子,那便是汪允中、陈宜甫、郭肖艇三人所住的。我到蒯宅的时候,王小徐还没有来,他在北京当小京官,蒯先生约他来,就是拟聘请他在十二圩盐务督办差上当一位文案,实在绂卿逝世后,他周恤故人之子也。

  到了明天晚上,吃过夜饭以后,他果然到我的室中来了,一谈就谈到了深夜。他问我近来喜欢看点什么书?主张那一种学说?这一问,可就把我问窘了。我虽然也看看书,然而我的看书,是毫无系统的,杂乱无章的,俗语所谓“抓到篮里就是菜”。而且有许多书看了以后,老实说“不求甚解”,甚而至于过目即忘,从未有深入堂奥,加以深切研究的。现在要问我学说不学说的话,我更茫无主张,无词以对了。

  我只得坦白地说:“实在孤陋浅薄得很,因为家贫不能购书,只不过从亲友处借来看看,所看的也都是芜杂的一类,至于正当有系统的书,看得很少,以后要请先生指教。”他似乎颇喜我的坦白,便说:“你要看书,我这里有个小小藏书室,书虽不多,但求学上应看的书,约略均备。现在新学盛行,据梦鹤说:足下颇喜新学,我这里上海近来新出的书,我觉得可观的,也随时托人添购一二,不过有许多简直是胡说白道。你爱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明天你自去选择就行了。”

  原来他所说的小小藏书室,就在我所住的房子的隔隣。不是我说的我的下榻地方,是一排五间的翻轩吗?我所住的是东首的两间,而最西首的一间,便是他的藏书室,里面排列着七八具大书橱与大书架,都装满了书,其余的桌子上,柜子上,也堆满了书,那当然都是线装木版书,虽然也约略分类,可是不大整齐。我进去展览一过,真是如入山阴道上,目不暇给。起初想随意取数册携归房中阅读,但是史类呢?集类呢?那是我性之所近而容易看得懂的。既而想从前无书可读,偶有所获,不加抉择,今有如许可赞的书,不能再乱七八糟,要定有一个方针,且与蒯公淡淡,他是个有学问的人,或能开我茅塞也。

  一日,偶与蒯公谈及诸子,他说:“看看子书也好,可以开发思想。我们营逐于科举,博取功名,死守儒教,只知四书五经,而不知尚有许多学说也。”于是我在藏书室,选取一部庄子,一部墨子。庄子,我在以前也曾看过几篇,浮光掠影似的也都忘了。墨子我不曾看过,但我读论孟时,曾知“墨子兼爱,摩顶放踵而利天下”,现代作家,常引用墨子的学说,好像很时髦的一部书。我预备先读庄子,后读墨子。谁知这部庄子,还是明末版本,纸张既薄且脆,我一不小心,翻书时用力一点,便扯破了一页,问他们有别的庄子吗?一时也找不到。我觉得这是名贵的书呢,不要损坏了它,草草看过,还了藏书室。

  蒯先生又要索观我的诗文,以我的自卑心理,实在觉得拿不出去。而且我又不大留稿,在南京来的以前,梦鹤就关照我,“怕蒯公要看吾兄的大作。”我就怪他,必是你为我捧场,梦鹤说:“蒯公很肯教导我们后进,给他看看何妨。”因此我就抄录了几篇,又默写了几首诗,还给他看。他第二天晚上来谈天的时候,就袖之而去。到了明天,他来还我的时候,说道:“你近来很在读龚定庵的诗文集吧?所以写出来的诗文,都有龚定庵的气息了。”

  提起了龚定庵,我又有插话了,约在四五年前,我在护龙街旧书店获得“龚定庵补编”两本,木刻大字本,但有文而没有诗,心窃好之,以其文气奇兀,不同几俗也。因思有补编必有正编,向护龙街各旧书坊竭力搜寻,均无所获。后闻祝心渊先生存全集,拟向借观而尚未果。会戴梦鹤至南京,我托他向南京书坊问讯。后来梦鹤自南京归,道经上海,写信给我说“南京无龚集,而在上海觅得一部,是杭州版,其中有数页已断烂空缺,而索价须五元,计六册。”我覆书谓无论如何,请弟购之归。自此以后,我得读了定庵“己亥杂持”等诸诗。那个时候,上海书贾,尚未有龚氏诗文集出售。及至我居住在上海时,在邓秋枚(实)先生处,得到了“定庵集外未刊诗”一册,我请人用精楷石印,在“秋星社”(小书店)出版,销行了一千册,此是后话。

  蒯先生那时却说:“文字亦随风气为转移,龚定庵近来颇为入时,早年大家提倡桐城派,此刻渐觉陈腐了,一读龚定庵,似乎眼前一亮,尤其是他的诗词等,显出惊才绝艳,青年人更为喜欢它。不过究非诗的正宗,有人甚至说它为野狐禅,真要学诗,非从古诗入手不可,仅仅读近代人的诗是不够的。作文亦然,必须多看书,多研究,并非说古人的话全对,不过多阅览以后,引起了你的思想,便有了一个抉择。”

  这时候,民主思想,渐入人心,虽没有打倒孔家老店那种大炮轰击,但孔子学说,已为新学家所疑问。为了“论语”上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两句,于是哗然说这是孔老夫子的愚民之术。据说这还是到中国来传教一位教士,研究了中国书后,倡此说的。于是信奉孔子者,为之辩护,说这两句书为宋儒所误解,这个句读,应当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们偶与蒯先生谈及此,他说:“这是孔子的明白国家的政冶,世界各国,无论那一国号称民主的国家,都是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的。不必用句读给他辩护。说到传教士倡此说以诋孔,尤为可笑,他们的教会,就是一个‘可由不可知”的大本营。”

  蒯先生的谈锋真健,可说无所不谈,从宗教到社会,由哲学至时政。他颇研究佛学,常和我们谈佛学,他常赞叹:佛学是广大圆融的。王小徐、汪允中,他们于佛学是有点研究的,但是我却一窍不通。可是他不管你懂不懂,总是娓娓不倦的讲下去。我问:“如何于佛学有一点门径,可以摸索进去呢?”他教我去看“大乘起信论”,于是我便去买了一部“大乘起信论”。这时南京有一家“金陵刻经处”,专刻佛经,流通各地,是杨仁山老居士所办的。但是我看了仍不明白,难起信心,大概我是一个钝根的人吧。

  蒯先生既好健谈,又能熬夜,我们都不敢早睡,他常常吃了夜饭,甚至在十一二点钟,到我们屋子里来了。一淡常常谈到半夜,当然都是他的说话,有时竟至鸡呜。他自己往往不知道,直到他太太令仆人来催请。有时淡至深夜,上房里送出了些茶食糖果等类,与我们同食。我想送茶点出来的意思,也有警告他时已深夜,可以休息的意思。不过来谈时,总是在我星子里的时候多,后院竟不大去,这是因为我屋子离上房近。听讲的也是王小徐、汪允中与我三人为多。

  本来我到南京来,原是由戴梦鹤介绍,教蒯先生的最小两个孩子的,但来此已多日,竟不提起教书的事了,每天只是教我看书。他既不提起,我也未便询问,后来得到了梦鹤苏州的来书,他说:教书的事,仍由陈宜甫蝉联下去了,本来这两个小孩乎是宜甫教的,一时偶思易人,现在不调动了。陈宜甫是研究小学的,为人沉默寡言,但他一口镇江话,也觉得很不易听。据说:这两位世兄,也很聪明,有一天,讲日月两字,先生说:“这两个象形字,在篆文上,日字像个太阳,月字像个月亮。”学生道:“这个我们明白了,但在读音上,为什么日字不读月字音,月字不读日字音呢?”这不知陈宜甫如何解释,若是问到我,我可就无词以答了。

  在那里不到半个月,他们的帐房,便送来了十二块钱,说是我的月薪,这使我问心有愧了。我来到这里,既不是教读,又没有其它名义,终日间除白天看书,夜来听蒯先生谈话,并无别样工作,岂不是无功受禄吗?在那时候,也不能轻视这十二块钱,一位举人先生,在苏州家乡教书,每月也不过十二元的馆穀呢。我因此问问汪允中诸君,他们说:“我们也是如此的,这是蒯先生乐育英才的意思。”不过王小徐,他在十二圩另有职务的,他的月薪是二十元。那真使我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了。

  我在那里,差不多住了有一年,在笔墨上,只不过做了几件事。有一次,有一位先生(忘其为谁),刻他的诗文集,请蒯先生给他做一篇序文,他便将诗文集给了我,教我给他代拟一序。他说:诗文都不甚高明,你只恭维他一下好了。我便当夜写成,交给了他,不知他用了没有?又有一次给人家题一幅山水画,也教我来题句,我写了两首七绝,请他选一首,他说:“很好!”也不知用了没有,倒是有些对联,我做得不少,以挽联为多,那都是用了,因为他是请人来写的,我都看见。这都是应酬之作,他只给我一个略历,或这人有行述,加以参考,这些谀墓之文,更为便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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