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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烟篷的故事


  公元一九〇〇年(光绪廿六年)岁次庚子,那一次我也到了上海。前章所述,我到上海,不是常住在实善街鼎升栈吗?到了那里,恰巧楼上有个小亭子间,是占两榻地位的,我便把它包了。所谓包者,就是一个人出两个人的钱,本来每客二百八十文一天的,现在出到五百六十文一天。如此则不容有个陌生人来同居,而饭菜也可以丰富些。有一盏电灯,夜里不出门,也可以看书写字,没有人来打扰,好在住居的时候不多,所费也还有限。

  本来预备住四五天,至多一星期,因为那时候,北方正在闹义和团,风声鹤唳,时常有种种谣言。正想把所办的事,料理清楚了,即行回去,有一位老友庞栋材(别号病红,常熟人)来访我,他办一个诗钟社,出了题目,教人做两句对联,然后评定甲乙,予以赠奖,这也是文人无聊之事,而当时洋场才子所乐为。可是其中有广告性质的,有似后来的填字游戏一股。庞栋材所办的诗钟社,便是那种性质,而诗钟的评定与发表,每日却附录于“苏报”的后尾,当时的报纸,亦没有副刊之类。

  庞君的意思,要我为他代理一星期,因为他急欲回常熟一次,当然不是白当差,也自有报酬的。我那时也喜欢弄笔,什么做诗钟、撰对联。很有兴趣,正是投我所好。尤其每天必要到苏报馆一次,我还不知道报馆是如何排场,说如何权威,正要瞻仰,趁此我且把苏报馆说一说。

  “苏报馆”最初是由胡铁梅创办的,其时为一八九六年(清光绪廿二年),用他的日本籍老婆驹悦名义,向上海的日本领事馆登记(上海那时的报馆,挂外商牌子的很多,以此为护符也)。但这个报馆不发达,便移转给陈梦坡(号蜕庵)接办。陈梦坡是湖南人,曾做过知县的,因案罣误革职,便携眷住到上海来,大概宦囊有几个钱,便出资盘受了这家苏报。

  那时的苏报是怎样的呢?说来真是寒伧得很,开设在英租界棋盘街一家楼下,统共只有一大间,用玻璃窗分隔成前后两间。前半间有两张大写字枱,陈梦坡与他的公子对面而坐,他自己写写论说,他的公子则发新闻,有时他的女公子也来报馆,在这写字枱打横而坐。她是一位女诗家,在报上编些诗词小品之类,听以他们是合家欢,不另请什么编辑记者的。再说那后半间呢,一边是排字房,排列几架乌黑的字架;一边是一部手摇的平板印报机(什么卷简轮转机,上海最大的申、新两报也没有呢)。这排字房与机器房,同在一房,真有点挤了。前半间沿街是两扇玻璃门,玻璃门每扇上有苏报馆三个红字。推门进去,有一小柜,柜上有一块小牌,写着“广告处”,这位专管广告的先生,和气极了,见了人总是含笑拱手,惜我已忘其名,后数年苏报案发,这位先生也陪着吃官司呢。

  我每晚到苏报馆一次,便在这个广告柜上一具纸制的信箱内,收取诗钟投稿。对于陈梦坡,我见他老气横秋的坐在那里,不敢与他招呼。那个地方,也没有一只可以安坐写字的桌子,只得回到栈房里去了。可是这个鼎升栈的小亭子间,白天倒还清静,一到夜里,便喧闹起来。原来推出窗去,有一个小月台,月台对面,正是一家妓院(上海称为长三堂子),因为楼下恰是一条堂子弄堂,每到了上灯时候,酒绿灯红,哀丝豪竹,全是他们的世界。

  那条弄堂很狭,我房间外面的月台,和对面那家妓院里的月台,不但可以互相讲话,伸出手去,竟可以授受东西。我为了避嚣,时常把窗门关了,但是房间既小,关了窗很闷,开了窗的时候,对面房间里的人,时来窥探,年轻的少女,从十四五岁到十七八岁有三四人之多。我这时虽然已经二十岁出头的人了,还是非常面嫩,见了年轻的女人,便要脸红。她们见我如此,便故作挪揄,尤其那班十四五岁的女孩子,吵得厉害,有时呼我“书踱头”(吴语,即书呆子之意)。有时装出我近视眼看书的状态,这种顽皮的女孩子怎么办呢?我只好不去理睬她们。

  有一天,卢栋材到鼎升栈来访我,他走到我窗外的月台上,向对面一望,他说:“嗳呀!这是金湘娥的房间,我曾经到那里吃过花酒的呀。”他又指着对面一位年纪较长,约有十八九岁,斜倚在月台栏干上的说道:“这个噢作阿金的,也算上海北里中的名叶(当时上海妓院中,称姑娘们为花,称侍女们为叶),你住在这里,真可以称得‘流莺比邻’了,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那时我想阻止他,却已经来不及了。

  “阿金姐!”庞栋材踏出月台,便唤着她。又给我介绍道:“这位你们朝夕相见的二少,也是苏州人,是你们的同乡呀。”又向我道:“这位是鼎鼎大名的金湘蛾家的阿金姐。”那个阿金也打着苏白道:“庞大少,奈同子二少,一淘过来白相呀!”我怪栋材,闹什么玩意儿,又是硬派我做二少。栋材道:“不是你有一位令姐吗,你在上海,不要做一个迂夫子呀。”原来庞栋材算是一个“老上海”了,他和小报馆里的李伯元等,长在一起,于花丛中人,颇多驯熟,听以认识了她们。李伯元便是别号南亭亭长,写“官场现形记”的这个人。

  从此以后,那班女孩子们,不再对我揶揄了。有时在对面月台上见到阿金,也对我点点头,报以微笑,我觉得阿金很美而且很大方,但我那时从未涉足青楼,也觉得十分矜持。这时候,正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城的当儿,而上海酣嬉如旧,为了有三督联保东南之约(三督者,粤督李鸿章,江督刘坤一,鄂督张之洞也),不过北方闹得厉害,难免不扰及南方。有一天,不知从那里来了一个谣言,说是洋兵要占领上海,军舰已开进吴淞口了。中国人那时是最容易相信谣言的,这个谣言不翼而飞,便到处宣传,人心纷乱了。

  不但是上海,这个谣言便立刻飞到苏州,还加添了许多枝叶,说上海如何如何。我祖母因我在上海,老不放心,竟打了一个电报来,教我即日回苏。那时候,苏沪间还没有铁路,只有小轮船可通。我接到了电报,立刻到苏州河一带内河轮船码头去一问,各小轮船公司的船票,尽已卖光了。那种往来于苏沪之间的小轮船,本来拖了好几条船的,这次拖得更多,竟拖了六七条之多。

  每一条拖船上,都是拥挤非凡,而且船价没有一定,随便讨价。多带行李,还要加价,一只箱子,就要加两块钱,以前是没有这个规矩的。我想:今天不走了吧?但祖母急想我回去,母亲亦在悬盼,说不定明天还要拥挤,还要涨价。有一家戴生昌小轮公司,我有一个熟人,和他情商,他说:“除非在烟篷上,或者可以想法,但是你先生怎可以趁烟篷呢?”我说:“不管了!只要能搭上去,就可以了。”

  一张烟篷票,卖了我四块钱,在平时只要两角五分,那也不去管它了。不过他还关照我,买了票就到船上去,烟篷上也是挤得很的。我回到客栈里,拿了铺盖便到船上去,果然,烟篷上已经挤满了不少人了。所谓烟篷者,在拖船顶上布篷之下,身体也不能站直,只好蛇行而入。向来所谓上等人,从没有趁烟篷的。

  我钻进了烟篷后,便打开了铺盖,因为打开铺盖,就可以占据了一个地盘。当我正在满头大汗摊开铺盖的当儿,忽听人堆里有人唤道:“二少!你怎么也来了呀?”我回头看时,却正是我寓楼对面金湘娥家的阿金。我那时也顾不得羞惭了,便道:“买不到票子,没有办法,只好趁烟篷了”。她笑道:“人家说:‘太少爷拉东洋车’(按,此为上海一句俗语,指少年落魄之意),现在时世,大少爷趁起烟篷来了。”她便爬过来,帮我摊被头。又低低的说道:“和你掉一个位置好吗?”原来她的贴邻,是一个不三不四,像马车夫一样的人,她有些怕他。我明白她的意思,便给她掉下一个挡,做了他们之间一个缓冲。

  船一开行,就吃夜饭了。饭是船上供给的,但只有白饭,没有菜肴,仅有一碗公共的咸菜汤。我临行匆促,没有买得路菜,谁知阿金倒带得不少,她说都是小妹妹送的,酱鸭、熏鱼,硬把顶好的塞在我饭碗里,说道:“吃呀!吃呀!吃完数算!”我很觉难为情,但又不能不吃。吃完夜饭,船就渐渐开得快了,天也渐渐黑了,烟篷上只挂着一盏朦胧略有微光的煤油灯,渐渐的鼾声四起了。我是睡不着,但睡在我隔邻的阿金,微阖双目,我不知道她是睡着了没有。

  到了十二点钟以后,我还是睡不着,而且还有些刺促不宁,原来我的小便急了。和阿金调换位置以后,我睡在里挡,而阿金睡在外挡,如果我要到船边,拉开布篷去小解,必然要爬过阿金身上,我只得且忍耐住了。但越是忍耐,越是忍耐不住,更是睡不着,已经忍耐过一个钟头多了。阿金也已有所觉察,张开眼睛来,微笑道:“二少!阿是睡不着?”我没有法子,只得告诉她要小解,她道:怎么不早说呢?好!我让你爬过去。”

  于是她就蜷缩了身体,让我从她的被头面上爬过去,可是一揭开布篷,外面的一阵寒风吹进来,令人发抖。原来那时候,已是旧历九月的天气了,我连忙退缩进来。这时江深月黑,船因开得快,重载以后,颠荡倾侧,站在船舷上,又无栏杆,危险殊甚。阿金见我缩进来了,便问:“怎么样?”我说:“站立不住,危险得很。”她说:“那末不小便,这是要熬出‘尿梗病’来的呀!”

  那时她便想出一个办法来,解下了她的一条白湖绉纱的裤带来,把我拦腰一缚,教我站在船舷上去,她在后面紧紧拉住。果然,这方法很灵,而我也胆大了不少。小解过后,我也就此舒服了,得以安眠。她嘲笑我说:“吃这样的苦头,真正作孽。”她这时又问:“讨了少奶奶没有?”我摇摇头,表示没有。她笑说:“快点讨少奶奶吧!可以服侍你。”她又问我道:“为什么急急要回去,真怕洋鬼子打到上海来吗?”我告诉她:“祖老太太打电报来,一定要教我回去。”我回问她道:“你呢?你为什么急急要回去呢?”她说:“乡下有信来,要教我回去。”我问:“为什么要回去呢?”她有点含糊其词了。

  天微明的时候,大家都起身了,因为那船很快,七点钟就可以到苏州。起来时,一阵忙乱,大家都是打铺盖,把卧具卷去,这时,她帮我打铺盖,我亦帮她打铺盖,但我于此道是外行,有点尖手尖脚,一样的帮忙,还是她帮我的忙帮得多。虽然我当时已经二十以外的人了,她还不过十八九岁,身躯比我小,气力好像此我大。她这时便对镜梳掠,我坐在她傍边,她问我:“还要到上海吧?”我说:“是的。”“还住那客栈吗?”我说:“是的。”我回问道:“你也仍在金湘蛾那里吗?”她笑了一笑,也说:“是的。”

  回家去了两个月,时局平静,北方虽是联军进城,两宫出走,而上海酣嬉如旧。不知如何,我虽与那个青楼侍儿,仅有同舟一夕之缘,却是不能去怀,我觉她是一个又温柔,又豪爽的女孩子。我这次到上海,竟然坐大菜间了,价值仅及上次烟篷的四分之一,船过金鸡湖,口占一绝曰:“短篷俯瞰碧波春,一梦温馨岂是真?两岸青山看不尽,眉痕一路想斯人。”痴态可掬如此。

  到了上海,当然仍住在鼎升栈,幸喜这个小亭子间仍空着。第一、要看看对面金湘娥家的阿金来了没有?可是推窗走到月台上一望,不免大失所望。原来金湘娥已经调到别处去,而换了一家陌生人家。问旅馆里的茶房,他们也不知道。当夜我到一家春番菜馆进西餐,我知道番荣馆的侍者(上海呼为西崽),他们都熟悉各妓院的近状,向他们查询。他们说:“现有三个名叫金湘娥的,不知先生要那一位?”我对此茫然,不得已,把三个金湘蛾都叫了来,没有一个家里有阿金的。有位小姑娘说道:“上海堂子里名叫阿金姐的,少说也有十几位,你真是沙里淘‘金’了。”这有什么办法呢?怅然而已。

  过了两天,我又遇到庞栋材了,告诉他与阿金同船回苏州的事,并且托他访问阿金。他道:“嗳呀!我在中秋节前,好像听得说阿金过了节,就要回到乡下去嫁人了。因为她从小就配了亲,男家已经催过好几次了。阿金虽在堂子里,人极规矩,有许多客人要转她的念头,却转不到,嫁了人,也不会再出来了。”说到那里,他又笑道:“老兄还自命为道学派,只同船了一次,已经把你风麻了,无怪崔护当年,有人面桃花之感了。”

  我为什么琐琐写此一节,这是我未成熟的初恋,也是可嗤笑的单恋,此种事往往到老未能忘怀的。后来我曾经写过一个短篇,题名为“烟篷”,在小说月报上列出的,便是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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