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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苏沪往来


  自从东来书庄开设,他们举我为经理以后,我常常到上海去,因为许多日本的图书,不必从苏州向日本邮寄,上海虹口,已有日本书店,我们可以自去选择。我认识了两家,要什么图书,可以托他们到东京去定,邮寄也很方便。还有日本出品的文具、纸品,虹口也有批发出售。再有的,上海近来新出的书籍杂志也不少,出版、发行的地方,各各不同,他们也有的委托东来书庄为苏州代销处,大概以七折或八折归帐,都是卖出还钱,不须垫本的,那种生意,大可做得,所以也须到上海招揽与接洽。

  那时苏州与上海,火车还未通,但小轮已经有了。小轮船苏沪往来,也不过十五六个小时,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开船,到明天早晨七八点钟,便可到了。小轮后面有拖船,小轮不载客,后面的拖船载客。有散舱,有烟篷,还有叫做“大菜间”的,房舱比散舱宽舒,一个房舱,可睡四人,所谓大菜间者,并无大菜可吃,只不过比较更宽敞一点而已。烟篷只是在拖船的顶上,头也抬不起来的,得一席之地。当然,价钱也分等级,你要舒服,便不能不多出一些钱。不过在船上只有一夜天,吃完夜饭,即行睡觉,一到天明,便到码头,比了从前苏沪往来,坐船要三天两夜,那就便利得多了。

  可是从前旅行,比了现在,还是麻烦得多。第一、就是行李的累赘,像我们出门旅行,至少要有四件行李:一是铺盖;二是皮箱;三是网篮;四是便桶。现代的青年人,恐怕都不知道了,不嫌词费我且琐述如下:

  先说铺盖:铺盖就是卧具,从前的听谓客栈、旅馆,都是不备卧具的,客人要自带铺盖。不要说住客店了,在一家商店做店员,也要自带铺盖,所以停歇生意,名之曰“卷铺盖”,南方人称之曰“炒鱿鱼”,即由此而来。比风由来已古,文词中所云“襥被而行”亦即此意。这个铺盖可大可小,要是在严冬,或是年老怕冷的人,还非有重衾厚褥不可呢。

  次言皮箱:皮箱即衣箱,以前没有人穿西服,这长袍马褂,皮的棉的,就是一大箱。你如果不带了,天气忽寒忽暖,怎么办呢?而且这衣箱,都是笨重非凡,不似近来的新式的皮箱,可以举重若轻的。直到如今,凡是旅行者,无论到什么文明的地方,一只旅行的皮箱,总不可少的呀。

  再讲网篮:这是一种竹制的篮,篮面上张了一个网,旅行家称之为“百宝箱”。所有面盆、手巾、雨鞋、纸伞,一切杂用之物,都安置其中。有些先生们,凡家常用惯的东西,一切都要带了走,茶壶、饭碗,亦在其列。至于读书人,则书籍,文具,也是不可须臾离的。到上海来,总要买些东西,没有网篮,就不可能安放。

  最后谈到那个便桶了,便桶就是马桶。庄子所云:“道在屎溺”,苏州人不能似北方人那样上厕所、登野坑,而必须要一个马桶。但旅馆里不备此物,务须贵客自理(那时抽水马桶,尚未出世),于是行李中不能不有此一物了。不但有马桶,有些常常出门旅行的老先生,还要带夜壶箱。苏州出品的夜壶箱,做得很为考究,方方的像一只小书箱,中置青花瓷的夜壶,上有一抽斗,可放笔墨信笺之类。箱门上还刻了字,有一位老先生的夜壶箱上,刻了一句古人诗曰:“诗清都为饮茶多。”我问:“何解?”老先生笑道:“诗字不与‘尿’字同音吗?”

  这四件行李,刚成一担。苏州那时没有人力车,只有雇一个脚夫挑出去。那时苏州的小火轮,还是日本人创办的,唤作“大东公司”,轮船码头,在盘门外的青旸地日本租界,从城里出去多么远啊。后来中国人自己也办了一家小轮公司了,唤作“戴生昌”,旋在阊门外分设了一个码头,那就便利得多了。至于上海的小轮码头,全在苏州河一带,这些小轮船,都开往苏州、杭州各处。

  到了上海,便住旅馆,那时还没有旅馆的名称,只唤做客栈。船抵码头,便有客栈里派出招揽的人,此种人名曰“接客”。对于接客,有一种好处,便是可以把行李交给了他,自己雇了人力车,到住所旅馆里去,不然,你与这些码头小工,搞不清楚,正添不少麻烦呢。我到上海,常常住在宝善街(即五马路)一家客栈,叫做鼎升栈,这家客栈,也未必有什么特别,只不过此较熟一点,茶房与接客熟了,那就方便得多了。

  那时的上海,还没有新式旅馆,普通的客栈,每天每人只要二百八十文,食宿在内(二百八十文:等于银圆二角八分)。不过那是以榻位计的,大的房间有四五榻,最少的房间亦有二榻,尽管不相识的人,可以住在一房。否则你除非包房间,以榻位计值也是可以的。每日昼夜两餐,也是照榻位开的,房间若干人,取共食制度,不能分餐。另有一种客寓,专招待官员来住居的,气魄大一点,价钱不免也贵一点。

  上海有一种家庭旅馆,那是最舒服的最安适的了。我本来也不认识这家旅馆,那一天,我要到上海去,有一位祝心渊先生也要到上海去(祝亦曾随着江建霞到湖南做学幕看文章,现在苏州开一个私家小学校,是最早的,有名的“唐家巷小学”)。旅行有伴,那是最好的事了。在船中对榻而眠,他家中有不少书,尤其有许多明末清初的禁书,收藏不少,现在渐渐出笼了,此番到上海,大概与书贾有所接洽。

  我问他到了上海,住在那一家旅馆里?他说:“住在雅仙居”。我觉得雅仙居这个名字很别致,上海客寓,总是什么平安、高升等名字,因问:“雅仙居是何型式,有何特别之处?”他笑道:“一个小客寓耳,不过是苏州人开的,于我们苏州人很相宜,店主还是一个女老板,我到上海,住在那里,贪其可以吃苏州菜,价钱也和别的旅馆一样,不过小账我们多给一些。你倘然没有一定的旅馆,也住到雅仙居来,我们可以谈淡。”我闻言欣然,因为心渊先生比我年长一倍,也是个才识开明之士,可以随时请教。并且雅仙居是苏州人开的,也可以一尝家乡风味。

  原来这个雅仙居的女主人,是一位年近四十的苏州女人,她嫁了一位湖州丝商(从前经营生丝出口的,很多湖州人)。他们本来住居在上海的(有人说是黑市太太,那也不去管它了),后来那位丝商故世了,遗下了她,还有一个女儿,这女儿名字唤作“金铃”,现在也十八九岁了,生得很为美丽,也在私塾里读过几年书。丝商故世后,无以为生,母女二人,便开设了这家雅仙居。

  雅仙居开在近福州路的市区,是上海所谓弄堂房子、石库门三楼三底,他们把这房子隔成不少间数,便做成一家客寓。这是一家小客寓,但特别是家庭式的,不用什么男茶房,男的只有一个打杂的,女佣人倒有两人。关于客人的饭食,女主人亲自下厨房;女儿略知文墨,便做了简单的账房。最使人赏识的,就是开饭开在客堂里,店主东的母女和客人共同进食,而苏州菜的合乎旅客口味,尤其是女主人的拿手。

  住在雅仙居的都是熟客,陌生的难于问津。它那里有两帮客人,一帮就是做丝生意的,也许是与女店主已逝世的丈夫是同业,他们住很久,常是包月的。一帮便是苏州客人,也是老客人,深知底细,爱吃苏州菜的。那不过到上海来有点业务上的关系,或者游玩一次,至多不过一星期,那是短期的客人。

  生长在上海的女孩儿,当然比在内地的要活泼伶俐一点,何况她是一位俏丽的女郎。吃了苏州菜,还想一餐秀色,但她的母亲管束甚严。我友吴和士,从日本留学回来,和我同住在雅仙居,他是一位翩翩佳公子,对于金铃颇为倾慕,捉空儿便与金铃作絮语。可是其母从不许金铃踏进客人的房间。和士乃与金铃隔着窗子谈话,一在窗外,一在窗内,但一闻母唤,如惊鸿之一瞥去矣。我调以诗曰:“茜窗玉立自亭亭,絮果兰因话不停。安得护花年少客,敢将十万系金铃。”和士叹曰:“在日本,房东家女儿,虽共相调笑,了不足怪,中国妇女,总是那样闭关自守呀。”

  但我难得住雅仙居,因为它码头上没有接客,许多不便,除非在苏州有伴,同来上海,他们是住惯雅仙居的。我最初来上海,好像是为了到南洋公学(到现今交通大学的前身)来考师范生的,虽然在七八岁的时候,为了父亲的病,来过上海一次,以后一直没有来过,隔离了十余年,当然大不相同了。这个时期很早,似还在戊戌政变之前,中国正提倡兴学。兴学应当是小学、中学、大学,层层向上,但中国兴学,却自上而下,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开学校必先有师资,而中国师资没有,教那班从事八股八韵先生们去当教师是不行的,只有这一班高材生,到国外去学习师范,然后可以回来当教师呢。

  我到南洋公学去考师范,是和马仰禹一同去的,那时主持南洋公学的是胡二梅,也是一位两榜先生。他出了一个题目,总之是轻史上的,很古奥的,现在我已完全不记得了,我胡乱做了一篇,自己也不满意,明知是不能取中的。及至揭晓,我与马仰禹俱名落孙山。因为这个师范生,考取以后,不但不要学费,而且还有津贴,并且有资送出洋希望,因此大家趋之若骛。但在未考之前,便有一种谣言,说所取的名额少,而报考的人数多,非有关节嘱托不可,这也是一个无从证实的谣言。这次录取的记得有刘厚生(垣)诸君,后在上海,亦为老友。

  我最初到上海去,住旅馆是“满天飞”,总想找一家洁净些,安静些的,可是住来住去,都是一样。而且我又不惯与那些陌生人同房,倘然自己包一个房间,又未免费用太大。那时我在上海朋友很少,只有杨紫驎,我到上海,必定去访他,他还在中西书院读书,难得同他吃一次番菜。这时上海戏馆已经很多(都是老式的),我一个人也没有这个兴致去看戏。至于什么女书塲、夜茶馆,更不敢踏进去了。那个时候,苏州人家,不让青年子弟到上海去的,他们说,上海不是一个地方,好似一只黑色大染缸,堕落进去便洗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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