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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县府考


  县、府考都要隔夜就派人去占坐的,因此夜间贡院前就很是热闲,而摊贩也极多,他们都是来赶考市的。在平时,那些读书人家的子弟,不肯在街头沿路吃东西,以为失去了斯文的体统。到了考场前,就无所谓了。馄饨担上吃馄饨,线粉摊上吃线粉,大家如此,不足为异,此外测字摊卜以决疑,诗谜摊对准古本,也都到考场前来凑热闹了。

  到了府考时候,还要热闹一点,因为在县考时,只有长、元、吴三县,而到了府考,其余的六县都要来了。因为苏州当时是省城,而且是首府,便有观光上国之意,在下县中,常熟文风最盛,而吴江、昆山,也不退班,他们都是府考之前,先来租好考寓,以便赴考从容。还有雇好一条船,直开到苏州城河里来,考寓就在船上,竟有以船为家的。有些久居乡下,没有到过苏州的,借着送考为名,藉此畅游一番,因此在考市中,连苏州别的商业也带好了。这个小小考市,虽没有南京、北京之大,但以吴中人文之区,在那时倒有一番盛况呀。

  我在十四岁初应县府试的时候,租的考寓,即是和尤家在一起。那时巽甫姑丈说:“因我年小,要大人招呼,而他们家里应考的人多,送考的人也不少,不如附在一起吧。”我父亲很高兴,因为我还是初次应试,而他们家中却年年有人应试,况且我的表哥子青(名志选,此找大两岁),他这次也要小考呢。

  我记得那个寓所在甫桥西街陆宅,正对着定慧寺巷的巷口。他们家里房子很多,每次考试,尤家总借着他家做考寓,也是老主顾了。一切招待很为周到。那陆家也是书香人家,好在他们的宅子,邻近考场,他们虽不靠着出租考寓,然而一个考市里,也可以得到不少收入,不仅是尤家,还有其他人家来租的考寓。

  事先,母亲给我预备了一只考篮,这考篮是考试时一种工具。提到了考篮,记得有一部小说“儿女英雄传”上的安老爷,郑重其事的取出一只考篮给他的儿子安龙媒,作为传家之宝,迂腐可笑。还有京戏的“御碑亭”中王有道为了赴京赶考,手中所提的考篮型式,曾引起了戏剧家的争论。其实考篮是没有一定型式,各地方的情形不同,何须争执?

  我的一只考篮是中型的,共计两层,上面还有一个屉子。母亲在下一层,给我装了许多食物,水果之类,上一层,让我装笔墨文具,以及考试时必需之物,或必需所带的书籍。有许多人,带了不少书的,因为县、府考向不搜检,你可以尽多带书,但我却一些也没有,因为我当时也买不起那种石印的可以携带的书,不过像那种“高头讲章”、“诗韵集成”之类,这是一定要带的。

  在尤氏的考寓中,将近进场的时候,吃一顿进场饭,很为实惠。但我却一起身,吃不下饭,好在他们也备有粥,找就吃一顿进场粥,也觉得很为暖和。这时考场前要放三次炮,所谓头炮、二炮、三炮是也。头炮,赴考的人便要起身了;二炮,是吃饭的吃饭,吃粥的吃粥,不租考寓住的稍远的,就要出发了;三炮,必定要到考场前,听候点名了。点名完毕,就要封门,封门又要放炮,谓之封门炮。此外开门也要放炮,放榜也要放炮,每在放炮之前,门外两傍的吹鼓亭内,必定要吹吹打打的一阵子,这也是前清时代对于考试场的老例,恐怕也是历代相传下来的。

  苏州长、元、吴三县中,以吴县童生报考的最多,大概每次有七八百人;其次是长洲;其次是元和,总共有二千多人。三县分三处点名,三县知县官亲自临场。因为那时天未大明,为了使考生们知道点名的次序,所以做了好几架灯牌,灯牌上糊以纸,考生姓名都写在上面,预先自己可以认清自己的姓名在第几牌,第几行,到了听点的时候,可就觉得便利多了。

  点名是知县官坐在当中,旁边一个书吏唱名的,府试是九县分场考试,也是知府亲临点名的,点到那一个人姓名时,其人答应了一声“到”,便上前接取试卷。主试人看了看那人的年貌,便在名册上点上一点,也有临点迟到的,点完后尚可补点一次。照例是要本人应点接卷的,但县、考竟有托人代为应点接卷的,不像道考那般严正。

  记得我那一次县考时,吴县知县是马海曙,他是江苏一位老州县,连任吴县知县有好几年。是一个捐班出身,据说:他从前是一位米店老板。他对于做文章是外行,但于做官是十分老练。在一般考生的目中,因为他是捐班出身,便有些瞧不起他,常常的戏弄他。在点名的时候,都挤在他案桌左右,七张八嘴,胡说白道,甚而至于用一根稻草,做了圈儿,套在他的顶珠上,以为笑谑,也是有过的。

  然而这位马大老爷,依旧是和颜悦色,笑嘻嘻的对他们说:“放规矩点,不要胡闹。”为什么呢?一则,有许多全是未成年的孩子,不能给他们认真。二则,苏州地方,绅士太多,绅权极重,这些考生们,有许多都是宦家子弟,未便得罪他们。三则,自已是个捐班出身,须得谦和知趣一点,万一闹出事来,上司只说他到底不是正途出身,不知道国家进贤取士,与夫科举之慎重尊贵。

  那时元和县知县是李紫璈,是个两榜出身,俗呼老虎班知县,这些考生们,就不敢戏弄他了。但是有些顽劣的童生,还是唤他“驴子咬”,“驴子咬”(吴语,驴读如李,咬读璈),他也只得假作不闻。原来苏州小考,重生们的吵闹是有名,人们呼之为“童天王”,那些书吏们办公事的,见了他们都头痛。后来各省设立了学校,苏州各学校的学生,也常常闹风潮,其实也不是新玩意儿,在我们旧式考试时代,已经很流行了。凡是少年们,都喜欢生出一点事来,那也是一种自然的趋势,古代如此,今代亦然,中国如此,外国亦然。

  童天王最闹得厉害,却在府考的时侯,因为那时候,不但只有上三县,下六县的考生也都来了。在考场里,尤其是苏州人和常熟人常常相骂,甚而至于相打。各方有各方的土语,苏州人以为常熟人的说话怪难听,常常学着常熟人的说话,嘲笑他们,可是常熟人要学苏州人的说话,却是学不来。加着苏州人的说话,又是刁钻促狭,常熟人说不过他们,于是要用武力解决了。

  常熟那个地方,为了濒临江海,在吴中文弱之邦中,民风略带一点强悍性质。所以说不过你,就预备打局了,然而是十之七八打不成功的。因为相打是要有对手的,苏州人嘴是凶的,真正动手是不来的,这有些像近代国际间的冷战,只可相骂,不可相打,至于真要相打,苏州人都溜光了。但到了常熟人觉得英堆无用武之地,苏州人又一个一个地出来冷嘲热骂了。

  县、府考每次都要考三场,这次县考,在吴县七百多人,第一场取出约一半人数,我的文字,自己知道做得一塌糊涂,试帖诗上还失了一个黏(即是不协韵),满以为在不取的一半人数里了,谁知发案(同于放榜)出来,倒也取在第一百十余名。共取了三百多名,我心中想,难道所取的名次中,还有二百多人的文字还做得比我坏吗?于是那个失败心便降抑下去,提高了一些兴趣起来。第二场,便跳起到九十五名。但我的表哥尤子青,他一开头就是前三名。

  府考时,我名次也差不多,总在百内百外之间,其实已可以决定院试的不能获售。但父亲说:这一次原不望我进学,只是所谓观场而已。以文字而论,如果取进,那真可以算得徼幸了。县府考既毕,到明年二三月里,便是道考。这道考两字,还是依着从前名称,从前放的是学道,所以称之为道考,现在却已改为学政,三年一任,人家又称之为院试。其所以称为院试者,因为学台衙门,名称为提督学院。这个学政,不但来考童生,而且还要来考生员,三年两试,一名科考,一名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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