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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关于鲁迅


  《阿Q正传》发表以后,我写过一篇小文章,略加以说明,登在那时的《晨报副刊》上。后来《阿Q正传》与《狂人日记》等一并编成一册,即是《呐喊》,出在北大新潮社丛书里,其时傅孟真罗志希诸人均已出国留学去了,《新潮》交给我编辑,这丛书的编辑也就用了我的名义。出版以后,大被成仿吾所奚落,说这本小说既然是他兄弟编的,一定好的了不得。—原文已不记得,大意总是如此。于是我恍然大悟,原来关于此书的编辑我是应当回避的。这是我所得的第一个教训。于是我就不敢再过问,就是那一篇小文章也不收到文集里去,以免为批评家所援引,多生些小是非。

  这回鲁迅在上海去世了,宇宙风社写信来,叫我写点关于鲁迅怎么做学问的文章,作为纪念。我想关于这方面,在这时候来说几句话,似乎可以不成问题,而且未必是无意义的事,因为鲁迅的学问与艺术的来源有些都非外人所能知,今本人已没,舍弟那时年幼亦未闻知,我所知道已成为海内孤本,深信值得录存,事虽细微而不虚诞,世之识者当有取焉。这里所说,限于有他个人独到之见,独创之才的少数事业,若其他言行,已有人说过者概置不论,不但仍以避免论争,盖亦本非上述趣意中所摄者也。

  鲁迅本名周樟寿,生于清光绪辛巳(一八八一)年八月初三日。祖父介孚公在北京做京官,得家书报告生孙,其时适有姓张的官客来访,因为命名曰张,或以为与灶君同生日,故借灶君之姓为名,盖非也。书名定为樟寿,虽然清道房同派下群从谱名原为寿某,介孚公或忘记或置不理均不可知,乃以寿字属下,又定字曰豫山,后以读音与“雨伞”相近,请于祖父改为豫才。

  戊戌(一八九八)年春间往南京考学堂,始改名树人,字如故,义亦可相通也。留学东京时,刘申叔为河南同乡办杂志曰“河南”,孙竹丹来为拉稿,豫才为写几篇论文,署名一曰迅行,一曰令飞,至民七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于迅字上冠鲁姓,遂成今名。写随感录及诗署名唐俟,系俟堂二字的倒置,唐者“功不唐捐”之唐,意云空等候也。《阿Q正传》特署巴人,意盖取诸“下里巴人”,别无深意。

  鲁迅在学问艺术上的工作可以分为两部,甲为搜集辑录校勘研究,乙为创作。今略举于下:

  甲部

  一,《会稽郡故书杂集》。
  二,谢承《后汉书》(未刊)。
  三,《古小说钩沉》。
  四,《小说旧闻钞》。
  五,《唐宋传奇集》。
  六,《中国小说史略》。
  七,《嵇康集》。
  八,《岭表录异》(未刊)。
  九,汉画石刻(未完成)。

  乙部

  一,小说:《呐喊》,《彷徨》,《故事新编》。
  二,散文:《朝花夕拾》,《野草》等。

  这些工作的成就有大小,但无不有其独得之处,而其起因亦往往很是久远,其治学与创作的态度与别人颇多不同,我以为这是最可注意的事。豫才从小就喜欢书画,—这并不是书家画师的墨宝,乃是普通的一册一册的线装书与画本。最初买不起书,只好借了绣像小说来看。光绪癸巳(一八九三)年祖父因事下狱,一家分散,豫才和我被寄存在大舅父家里,住在皇甫庄,是范啸风的隔壁,后来搬往小皋步,即秦秋伊的娱园的厢房。

  这大约还是在皇甫庄的时候,豫才从表兄借来一册《荡寇志》的绣像,买了些叫作明公纸的毛太纸来,一张张的影描,订成一大本,随后仿佛记得以一二百文钱的代价卖给书房里的同窗了。回家以后还影写了好些画谱,还记得有一次在堂前廊下影描马镜江的《诗中画》,或是王冶梅的《三十六赏心乐事》,描了一半暂时他往,祖母看了好玩,就去画了几笔,却画坏了,豫才扯去另画,祖母有点怅然。后来压岁钱等略有积蓄,于是开始买书,不再借抄了。顶早买到的大约是两册石印本日本冈元凤所著的《毛诗品物图考》,这书最初也是在皇甫庄见到,非常歆羡,在大街的书店买来一部,偶然有点纸破或墨污,总不能满意,便拿去掉换,至再至三,直到伙计烦厌了,戏弄说,这比姊姊的面孔还白呢,何必掉换,乃愤然出来,不再去买书。这书店大约不是墨润堂,却是邻近的奎照楼吧。

  这回换来的书好像又有什么毛病,记得还减价以一角小洋卖给同学,再贴补一角去另买了一部。画谱方面那时的石印本大抵陆续都买了,《芥子园画传》四集自不必说,可是却也不曾自己学了画。此外陈溴子的《花镜》,恐怕是买来的第一部非花书(非画谱的书),是用了二百文钱从一个同窗的本家(似是堂兄寿颐)那里得来的。家中原有两箱藏书,却多是经史及举业用的“正经书”,也有些小说,如《聊斋志异》,《夜谈随录》,以至《三国演义》,《绿野仙踪》,《天雨花》,《白蛇传》(似名为“义妖传”)等,其余想看的须得自己来买添了。我记得这里边有《酉阳杂俎》(木版),《容斋随笔》(石印),《辍耕录》(木版),《池北偶谈》(石印),《六朝事迹类编》(木版),二酉堂丛书(同),《金石存》(石印),《徐霞客游记》(铅印)等书。

  新年出城拜岁,来回总要一整天,船中枯坐无聊,只好看书消遣,那时放在“帽盒”中带去的大抵是《游记》或《金石存》,后者原刻石印本,很是精致,前者乃是图书集成局的扁体字的。唐代丛书买不起,托人去转借来看过一遍,我很佩服那里一篇于义方的《黑心符》,抄了李德裕的《平泉草木记》,侯宁极的《药谱》,豫才则抄存了陆羽的三卷《茶经》和陆龟蒙的《五木经》。好容易凑了两块钱,买来一部小丛书,共二十四册,现在头本已缺无可查考,但据每册上特请一位族叔题的字,或者名为“艺苑捃华”吧,当时很是珍重,说来也可怜,这原来乃是书贾从龙威秘书等书中随意抽取,杂凑而成的一碗“并拢坳羹”(方言谓剩余肴馔并在一起)而已。这些事情都很琐屑,可是影响却很不小,它就“奠定”了他半生学问事业的倾向,在趣味上直到晚年也还留下了好些明了的痕迹。

  戊戌春豫才往南京,由水师改入陆师附设的矿路学堂,至辛丑冬毕业派往日本留学,此三四年中专习科学,对于旧籍不甚注意,但所作随笔以及诗文盖亦不少,在我的旧日记中略有录存。如戊戌年所作《戛剑生杂记》四则云:

  “行人于斜日将堕之时,暝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必时时相语,谓今当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仰。故予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烟深人语喧,皆所身历,非托诸空言也。”

  “生鲈鱼与新粳米炊熟,鱼须斫小方块,去骨,加秋油,谓之鲈鱼饭。味甚鲜美,名极雅饬,可入林洪《山家清供》。”

  “夷人呼茶为梯,闽语也。闽人始贩茶至夷,故夷人效其语也。”

  “试烧酒法,以缸一只猛注酒于中,视其上面浮花,顷刻迸散净尽者为活酒,味佳,花浮水面不动者为死酒,味减。”

  又《莳花杂志》二则云:

  “晚香玉本名土秘螺斯,出塞外,叶阔似吉祥草,花生穗间,每穗四五球,每球四五朵,色白,至夜尤香,形如喇叭,长寸余,瓣五六七不等,都中最盛。昔圣祖仁皇帝因其名俗,改赐今名。”

  “里低母斯,苔类也,取其汁为水,可染蓝色纸,遇酸水则变为红,遇卤水又复为蓝。其色变换不定,西人每以之试验化学。”诗则有庚子年作《莲蓬人》七律,《庚子送灶即事》五绝,各一首,又庚子除夕所作《祭书神文》一首,今不具录。辛丑东游后曾寄数诗,均分别录入旧日记中,大约可有十首,此刻也不及查阅了。(案上文所说诗文,现已均收入《鲁迅全集补遗》中了。)

  在东京的这几年是鲁迅翻译及写作小说的修养时期,详细须得另说,这里为免得文章线索凌乱,姑且从略。

  鲁迅于庚戌(一九一〇)年归国,在杭州两级师范,绍兴府学堂及师范等校教课或办事,民元以后任教育部佥事,至十四年(一九二五)去职,这是他的工作中心时期,其间又可分为两个段落,以《新青年》为界。上期重在辑录研究,下期重在创作,可是精神还是一贯,用旧话来说可云“不求闻达”。

  鲁迅向来勤苦作事,为他人所不能及,在南京学堂的时候,手抄汉译赖耶尔的《地学浅说》(即是《地质学大纲》)两大册,图解精密,其他教本称是,但是因为对于那些我不感到兴趣,所以都忘记是什么书了。归国后他就又开始抄书,在这几年中不知共有若干种,只是记得的就有《穆天子传》,《南方草木状》,《岭表录异》,《北户录》,《桂海虞衡志》,程瑶田的《释虫小记》,郝懿行的《燕子春秋》,《蜂衙小记》与《记海错》,还有从《说郛》抄出的多种。其次是辑书。清代辑录古逸书的很不少,鲁迅所最受影响的还是张介侯的二酉堂丛书吧。如《凉州记》,段颍阴铿的集,都是乡邦文献的辑集。(老实说,我很喜欢张君所刊书,不但是因为辑古逸书收存乡邦文献,刻书字体也很可喜,近求得其所刻《蜀典》,书并不珍贵,却是我所深爱。)他一面翻查古书抄唐以前小说逸文,一面又抄唐以前的越中史地书。这方面的成绩第一是一部《会稽郡故书杂集》,其中有谢承《会稽先贤传》,虞预《会稽典录》,钟离岫《会稽后贤传记》,贺氏《会稽先贤像赞》,朱育《会稽土地记》,贺循《会稽记》,孔灵符《会稽记》,夏侯曾先《会稽地志》,凡八种,各有小引,卷首有叙,题曰太岁在阏逢摄提格(一九一四年甲寅)九月既望记,乙卯二月刊成,木刻一册。叙中有云:

  “幼时尝见武威张澍所辑书,于凉土文献撰集甚众,笃恭乡里,尚此之谓,而会稽故籍零落,至今未闻后贤为之纲纪,乃创就所见书传刺取遗篇,累为一帙。”又云:

  “书中贤俊之名,言行之迹,风土之美,多有方志所遗,舍此更不可见,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这里辑书的缘起与意思都说的很清楚,但是另外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叙文署名“会稽周作人记”,向来算是我的撰述,这是什么缘故呢?查书的时候我也曾帮过一点忙,不过这原是豫才的发意,其一切编排考订,写小引叙文,都是他所做的,起草以至誊清大约有三四遍,也全是自己抄写,到了付刊时却不愿出名,说写你的名字吧,这样便照办了,一直拖了二十余年。现在觉得应该说明了,因为这一件小事我以为很有点意义。这就是证明他做事全不为名誉,只是由于自己的爱好。这是求学问弄艺术的最高的态度,认得鲁迅的人平常所不大能够知道的。其所辑录的古小说逸文也已完成,定名为“古小说钩沉”,当初也想用我的名字刊行,可是没有刻版的资财,托书店出版也不成功,所以还是搁着。

  此外又有一部谢承《后汉书》,因为谢伟平是山阴人的缘故,特为辑集,可惜分量太多,未能与《故书杂集》同时刊版,这从笃恭乡里的见地说来,也是一件遗憾的事。豫才因为古小说逸文的搜集,后来能够有《小说史略》的著作,说起缘由来很有意思。豫才对于古小说虽然已有十几年的用力,(其动机当然还在小时候所读的书里,)但因为不求名声,不喜夸示,平常很少有人知道。

  那时我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里当“票友”,马幼渔君正做主任,有一年叫我讲两小时的小说史,我冒失的答应了回来,同豫才说起,或者由他去教更为适宜,他说去试试也好,于是我去找马君换了什么别的功课,请豫才教小说史,后来把讲义印了出来,即是那一部书。其后研究小说史的渐多,各有收获,有后来居上之概,但那些成绩似只在后半部,即明以来的章回小说部分,若是唐宋以前古逸小说的稽考恐怕还没有更详尽的著作,这与《古小说钩沉》的工作正是极有关系的。对于画的爱好使他后来喜欢外国的板画,编选北京的诗笺,为世人所称,但是他半生精力所聚的汉石刻画像终于未能编印出来,或者也还没有编好吧。

  末了我们略谈鲁迅创作方面的情形。他写小说其实并不始于《狂人日记》,辛亥(一九一一)年冬天在家里的时候,曾经用古文写过一篇,以东邻的富翁为模型,写革命前夜的情形,性质不明的革命军将要进城,富翁与清客闲汉商议迎降,颇富于讽刺的色彩。这篇文章未有题名,过了两三年由我加了一个题目与署名,寄给《小说月报》,那时还是小册,系恽铁樵编辑,承其复信大加赏识,登在卷首,可是这年月与题名都完全忘记了,要查民初的几册旧日记才可知道。

  附记

  后来有人查出,这小说登在《小说月报》上题曰“怀旧”,署名“周逴”,末尾有编者“焦木附志”的话,“实处可致力,空处不能致力,然初步不误,灵机人所固有,非难事也。曾见青年才解握管,便讲词章,卒致满纸饾饤,无有是处,亟宜以此等文字药之。”

  第二次写小说是众所共知的《新青年》时代,所用笔名是“鲁迅”,在《晨报副刊》上为孙伏园每星期日写《阿Q正传》,则又署名“巴人”,所作随感录大抵署名“唐俟”,我也有几篇是用这个署名的,都登在《新青年》上,后来这些随感编入《热风》,我的几篇也收入在内,特别是三十七八,四十二三皆是。整本的书籍署名彼此都不在乎,难道二三小文章上头要来争名么?这当然不是的了。—当时世间颇疑“巴人”是蒲伯英,教育部中有时议论纷纭,毁誉不一,鲁迅就在旁边,茫然相对,是很有滑稽意味的事。他为什么这样做的呢?并不如别人所说,因为言论激烈所以匿名,实在只如上文所说不求闻达,但求自由的想或写,不要学者文人的名,自然更不为利,《新青年》是无报酬的,《晨报副刊》多不过千字五角钱罢了。以这种态度治学问或做创作,这才能够有独到之见,独创之才,有自己的成就,不问工作大小都有价值,与制艺异也。

  鲁迅写小说散文又有一特点,为别人所不能及者,即对于中国民族的深刻的观察。豫才从小喜欢“杂览”,读野史最多,受影响亦最大,—譬如读过《曲洧旧闻》里的因子巷一则,谁会得再忘记,会不与《一个小人物的忏悔》上所记的事情同样的留下很深的印象呢?在书本里得来的知识上面,又加上亲自从社会里得来的经验,结果便看见一个充满苦痛与黑暗的人生,让它通过艺术发现出来,就是那些作品。

  从这一点说来,《阿Q正传》正是他的代表作,但其被人家所骂也正是应该的。这是寄悲愤于滑稽,在从前那篇小文里我曾说用的是显克微支的手法,著者本人当时看了我的草稿也加以承认的。正如《炭画》一般,里边没有一点光与空气,到处是愚与恶,而这愚与恶又复厉害到可笑的程度。集中有些牧歌式的小话都非佳作,《药》里稍微露出一点的情热,这是对于死者的,而死者又已是做了“药”了,此外就再也没有东西可以寄托希望与感情。不被礼教吃了肉去,就难免被做成“药渣”,这是鲁迅对于世间的恐怖,在作品上常表现出来,事实上也是如此。

  讲到这里我的话似乎可以停止了,因为我只想略讲鲁迅的学问艺术上的工作的始基,这有些事情是人家所不能知道的,至于其他问题能谈的人很多,还不如等他们来谈吧。

  廿五年十月廿四日,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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