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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弟兄


  前几时有画家拿了所画鲁迅像的底稿来给我看,叫提意见,我对于艺术是外行,但单说像不像,那总是可能的。这像不像也有区别,大概可以分作两点来说,即一是形状,二是精神,假如这说得有点唯心,或者可以说是神气吧。老实说来,我看见有些鲁迅画像连形状都不大像,有些容貌像了,而神气不很对,换句话说是不够全面的。因为鲁迅对人有两种神气,即是分出敌与友来,表示得很明显,其实平常人也是如此,只是表现得要差一点罢了。他对于伪正人君子等敌人,态度很是威猛,如在文章上所看见似的,攻击起来一点不留情,但是遇见友人,特别是青年朋友的时候,他又是特别的和善,他的许多学生大抵都可以作证。

  平常的鲁迅画像大抵以文章上得来的印象为依据,画出来的是战斗的鲁迅一面,固然也是真相,但总不够全面。这回画家拿来给我看的,我觉得却能含有上边所说的两样神气,那时便把这外行人的赞语献给了画家了。不但是画像,便是在文章上,关于鲁迅也应该说得全面一点,希望和他有过接触的人,无论同僚(现在大概绝无仅有了),学生,做过文学,艺术,革命运动的同志,诚实的根据回忆,写出他少有人知道的这一方面,来作纪念。家属来写这类文章,比较不容易,许多事情中间挑选为难,是其一,写来易涉寒伧,是其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现在且就鲁迅所写的两篇作品来加以引伸,挑选的问题可以没有了,余下的问题是看能不能适当的写下来。

  第一篇文章是散文集《野草》里的《风筝》。这篇文章流传得很广,因为我记得曾经选入教科书选本之类,所以知道的人很多,有教师写信来问,这小兄弟是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只能回答说明,这类文章都是歌德的所谓“诗与真实”,整篇读去可以当作诗和文学看,但是要寻求事实,那就要花一点查考分别的工夫了。文中说他不爱放风筝,这大抵是事实,因为我的记忆里只有他在百草园里捉蟋蟀,摘覆盆子等事,记不起有什么风筝。但是他说也不许小兄弟去放,一天发见小兄弟松寿在偷偷的糊蝴蝶风筝,便发了怒,将蝴蝶的一支翅骨折断,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事隔多年之后,了解了游戏是儿童的正当的行为,心里觉得很抱歉,想对小兄弟说明这意思,可是后来谈及的时候,小兄弟却是像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说“有过这样的事么?”什么也不记得了。

  这里主要的意思是说对于儿童与游戏的不了解,造成幼小者的精神上的虐待(原文云虐杀),自己却也在精神上受到惩罚,心里永远觉得沉重。作者原意重在自己谴责,而这些折毁风筝等事乃属于诗的部分,是创造出来的。事实上他对于儿童与游戏并不是那么不了解,虽然松寿喜爱风筝,而他不爱放风筝也是事实。据我所记忆,松寿不但爱放风筝,而且也的确善于糊制风筝,所糊有蝴蝶形老鹰形的各种,蝴蝶的两眼不必说,在腿的上下两部分也都装上灵活的风轮(术语称曰风盘),还有装“斗线”,即风筝正面的倒三角形的线,总结起来与线索相联接处,也特别巧妙,几乎超过专家,因为自制的风筝大抵可以保险,不会在空中翻筋斗的。我曾经看,也帮助他糊过放过,但是这时期大概在戊戌(一八九八)年以后,那时鲁迅已进南京学堂去了。鲁迅与小兄弟松寿的事情还有一件值得记述一下。

  大概是乙未(一八九五)年的正月,鲁迅和我和松寿三人(那时四弟椿寿尚在,但年只三岁)各从压岁钱内拿出五十文来,合买了一本《海仙画谱》。原来大概是由于小兄弟动议,愿意加入合作的吧,可是后来不知道是因为书没有意思,还是不能随意取阅的缘故呢,他感觉不满意,去告诉了父亲伯宜公。伯宜公正躺在小榻上抽鸦片烟,便叫拿书来看,鲁迅当时颇有点儿惶恐,因为那时买书还是瞒着大人们的。可是伯宜公对于小孩却是颇有理解,他拿过去翻阅了一遍,并不说什么话,仍旧还了我们了。

  鲁迅刚读过《诗经》,小雅里《巷伯》一篇大概给他很深的印象,因此他有一个时候便给小兄弟起了一个绰号,便是“谗人”。但是小兄弟既然还未读书,也不明白它的意义,并不介意,不久也就忘了。此外又给小兄弟起过别的绰号,叫作“眼下痣”,因为他在眼睛底下有一个黑痣,这个别号使用得相当久,比较复杂的含有滑稽与亲爱的意味。

  第二篇小说是在《彷徨》里边,题目便叫作“弟兄”。这篇既然是小说,论理当然应该是诗的成分加多了,可是事实却并不如此,因为其中主要关于生病的事情都是实在的,虽然末后一段里梦的分析也带有自己谴责的意义,那却可能又是诗的部分了。文中说张沛君因为他的兄弟靖甫生病,很是着急,先请同寓白问山看,说是“红斑痧”,他更是惊惶,竭力设法请了德国医生来,诊断是“疹子”,这才放了心。沛君与靖甫很是友爱,但在心里沛君也不能没有私心,他怕靖甫死后遗族要他扶养,怕待子侄不能公平,于是造成了自己谴责的恶梦。事实上他也对我曾经说过,在病重的时候“我怕的不是你会得死,乃是将来须得养你妻子的事”。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我们要说的是那中间所有的事实。先在这里来摘录我旧日记的一部分,这是从一九一七年五月八日起头的。

  八日,晴。上午往北大图书馆,下午二时返。自昨晚起稍觉不适,似发热,又为风吹少头痛,服规那丸四个。

  九日,晴,风。上午不出门。

  十一日,阴,风。上午服补丸五个令泻,热仍未退,又吐。

  十二日,晴。上午往首善医院乞诊,云是感冒。

  十三日,晴。下午请德国医生格林来诊,云是疹子,齐寿山君来为翻译。

  十六日,晴。下午请德国医生狄博尔来诊,仍齐君通译。

  二十日,晴。下午招匠来剪发。

  廿一日,晴,风。上午写日记,自十二日起未写,已阅二星期矣。下午以小便请医院检查,云无病,仍服狄博尔药。

  廿八日,晴。下午得丸善十五日寄小包,内梭罗古勃及库普林小说集各一册。

  我们根据了前面的日记,再对于本文稍加说明。小说中所称“同兴公寓”,那地方即是绍兴县馆,但是那高吟白帝城的对面的寓客却是没有的,因为那补树书屋是个独院,南边便是供着先贤牌位的仰蕺堂的后墙。

  其次,普悌思大夫当然即是狄博尔,据说他的专门是妇科,但是成为北京第一名医,一般内科都看,讲到诊金那时还不算顶贵,大概出诊五元是普通,如本文中所说。请中医来看的事,大概也是实有的,但日记上未写,有点记不清了,本文加上一句“要看你们的家运”的话,这与《朝花夕拾》中陈莲河说的“可有什么冤愆”互为表里,作者遇到中医是不肯失掉机会,不以一矢相加遗的。

  其三,医生说是疹子,以及检查小便,都是事实,虽然后来想起来,有时也怀疑这恐怕还是猩红热吧。其四,本文中说取药来时收到“索士”寄来的一本《胡麻与百合》,实在乃是两册小说集,后来便译了两篇出来,都登在《新青年》上,其中库普林的《皇帝的公园》要算是顶有意思。本文中说沛君转脸去看窗上挂着的日历,只见上面写着两个漆黑的隶书:廿七。这与日记上所记的廿八只是差了一天。

  以上是我在“彷徨衍义”中的一节,现在几乎全抄了来,再稍为补充一点儿。当时鲁迅所用的听差即是会馆里的“长班”的儿子,鲁迅送他一个外号曰公子,做事有点麻胡,所以看病的事差不多由他下班后自己来办。现在只举一例,会馆生活很是简单,病中连便器都没有,小便使用大玻璃瓶,大便则将骨牌凳放翻,洋铁簸箕上厚铺粗草纸,姑且代用,有好多天都由鲁迅亲自拿去,倒在院子东南角的茅厕去。这似乎是一件琐屑的事,但是我觉得值得记述,其余的事情不再多说也可以了。

  此外还有一点,虽然与小说无关,似可附带的一说,便是鲁迅的肯给人家看稿,修改,抄录。对于一般青年朋友,他也是一样,我现在只是根据自己的记忆来说罢了。过去在东京的时候,我们翻译小说卖钱,如《红星佚史》以至《劲草》,又编刊《域外小说集》,所译原稿都由他修正一过,再为誊清。后来在绍兴县馆,我在北大教书的讲义,给《新青年》翻译的小说,也是如此,他总叫起了草先给他一看,又说你要去上课,晚上我给你抄了吧。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久远了,现在似乎也无须再提,可是事有凑巧,前几时在故纸堆中找着了若干页旧稿,乃是《域外小说集》第三册的一部分稿子,这就令我又想起旧事来了。《域外小说集》第二册的末页登有预告,其中一项是匈牙利密克札特的《神盖记》,那时译出了第一卷,经鲁迅修改过,这篇稿这回找了出来了。我们找到了英文译本,又在德国舍耳的《世界文学史》上见到作者的照相,更是喜欢,发心译它出来,可是《域外小说集》第二册以后不能出版,所以这译稿也只有那第一卷。英译原书前年借给了康嗣群君,由他译成中文,沿用原书名字曰“圣彼得的伞”,在上海出版了。这是很可喜的一件事,如今旧译稿第一卷又于无意中发见,不但是《域外小说集》有关的唯一的资料,而且还可以看出鲁迅亲笔的绵密修改的痕迹,更是可以珍重了。原稿寄给上海的唐弢先生,由他转交鲁迅纪念馆,读者当可以看得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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