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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后谈序


  民国廿六年的春天,编杂文稿为一册,继《风雨谈》之后,拟题名为“风雨后谈”,上海的出版书店不愿意,怕与前书相溷,乃改名“秉烛谈”。现在又有编集的计画,这里所收的二十篇左右都是廿六年所写,与《秉烛谈》正相连续,所以便想利用前回所拟的名称,省得从新寻找很不容易。名曰“后谈”,实在并不就是续编,然而因为同是在那几年中所写,内容也自然有点儿近似。譬如讲一件事情,大抵多从读什么书引起,因此牵扯开去,似乎并不是先有一个主意要说,此其一。文字意趣似甚闲适,此其二。这是鄙人近来很久的缺点,这里也未能免。

  小时候读贾谊《鵩鸟赋》,前面有两句云,庚子日斜兮鵩集余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心里觉得希罕,这怪鸟的态度真怪。后来过了多少年,才明白过来,闲适原来是忧郁的东西。喜剧的演者及作者往往过着阴暗的生活,也是人间的实相,而在社会方面看来,有此种种闲适的表示,却又正是人世尚未十分黑暗的证据。我曾谈论明末的王思任,说他的一生好像是以谑为业。他的谑其初是戏笑,继以讥刺,终为怒骂,及至末期,不谑不笑骂,只是平凡的叹息,此时已是明朝的末日也即是谑庵的末日近来了。由此观之,大家可以戏谑时还是天下太平,很值得庆贺也。不佞深幸能够得有闲暇写此闲适的杂文,与国人相见,此乐何极,文字好坏盖可暂且勿论矣。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一月十五日,知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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