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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 拾遗壬


  三,小说与读书

  我学国文的经验,在十八九年前(即一九二六年)曾经写了一文,约略说过。中有云,经可以算读得也不少了,虽然也不能算多,但是我总不会写,也看不懂书,至于礼教的精义尤其茫然,干脆一句话,以前所读的书于我无甚益处,后来的能够写文字,及养成一种道德观念,乃是全从别方面来的。关于道德思想将来再说,现在只说读书,即是看了纸上的文字懂得所表现的意思,这种本领是怎么学来的呢。简单的说,这是从小说看来的。大概在十三至十五岁,读了不少的小说,好的坏的都有,这样便学会了看书。由《镜花缘》,《儒林外史》,《西游记》,《水浒传》等渐至《三国演义》,转到《聊斋志异》,这是从白话转入文言的径路。教我懂文言,略知文言的趣味者,实在是这《聊斋》,并非什么经书或是《古文析义》之流。《聊斋志异》之后,自然是那些《夜谈随录》等的假《聊斋》,一转而入《阅微草堂笔记》,这样旧派文言小说的传奇志怪两派都已经入门,便自然更进一步跑到唐代丛书里边去了。这种经验大约也颇普通,嘉庆时人郑守庭的《燕窗闲话》中,也有一段相似的记录。不过我自己的经验不但使我了解文义,而且还指引我读书的方向,所以这关系就更大了。

  唐代丛书因为板子都欠佳,所以至今未曾买好一部,我对于它却颇有好感,里边有几种书还是记得,我的杂览可以说是从那里起头的。小时候看见过的书,虽然本是偶然的事,往往留下很深的印象,发生很大的影响。《尔雅音图》,《毛诗品物图考》,《毛诗草木疏》,《花镜》,《笃素堂外集》,《金石存》,《剡录》,这些书大抵并非精本,有的还是石印,但是至今记得,后来都搜得收存,兴味也仍存在。说是幼年所见的书全有如此力量么,那也并不见得,可知这里有些别择的。《聊斋》与《阅微草堂》是引导我去读古文的书,可是后来对于前者我不大喜欢他的词章,对于后者很讨厌他的义理,大有得鱼忘筌之意。唐代丛书是杂学入门的课本,现在却亦不能举出若干心喜的书名,或者上边所说《尔雅音图》各书可以充数,这些本来不在丛书之内,但如说是以从唐代丛书养成的读书兴味,在丛书之外别择出来的中意的书,这说法也是可以的吧。

  这个非正宗的别择法一直维持下来,成为我搜书看书的准则。这大要有八大类。一是关于《诗经》《论语》疏注之类。二是小学书,即《说文解字》《尔雅》《方言》之类。三是文化史料类,非志书的地志,特别是关于岁时风土物产者,如《梦忆》《清嘉录》,又关于乱事如《思痛记》,关于倡优如《板桥杂记》等。四是年谱日记游记家训尺牍类,最著的例如《颜氏家训》《入蜀记》等。五是博物书类,即《农书》《本草》《诗疏》《尔雅》各本亦与此有关系。六是笔记类,范围甚广,子部杂家大部分在内。七是佛经之一部,特别是旧译《譬喻》《因缘》《本生》各经,大小乘戒律,代表的语录。八是乡贤著作。我以前常说看闲书代纸烟,这是一句半真半假的话,我说闲书,是对于新旧各式的八股文而言,世间尊重八股是正经文章,那么我这些当然是闲书罢了,我顺应世人这样客气的说,其实在我看来原都是很重要极严肃的东西。重复的说一句,我的读书是非正统的,因此常为世人所嫌憎,但是自己相信其所以有意义处亦在于此。

  四,古典文学

  古典文学中我很喜欢《诗经》,但老实说也只以国风为主,小雅但有一部分耳。说诗不一定固守《小序》或《集传》,平常适用的好本子却难得,有早印的扫叶山庄陈氏本《诗毛氏传疏》,觉得很可喜,时常拿出来翻看。陶渊明诗向来喜欢,文不多而均绝佳,安化陶氏本最适用,虽然两种刊板都欠精善。此外的诗以及词曲,也常翻读,但是我知道不懂得诗,所以不大敢多看,多说。骈文也颇爱好,虽然能否比诗多懂得一点这原是疑问,阅孙隘庵的《六朝丽指》却很多同意,仍不敢贪多,《六朝文絮》及黎氏笺注常在座右而已。伍绍棠跋《南北朝文钞》云,南北朝人所著书多以骈俪行之,亦均质雅可诵。此语真实,唯诸书中我所喜者为《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此他虽皆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如《文心雕龙》与《水经注》,终苦其太专门,不宜于闲看也。以上就唐以前书举几个例,表明个人的偏好,大抵于文字之外看重所表现的气象与性情,自从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以后,便没有这种文字,加以科举的影响,后来即使有佳作,也总是质地薄,分量轻,显得是病后的体质了。

  至于思想方面,我所受的影响又是别有来源的。笼统的说一句,我自己承认是属于儒家思想的,不过这儒家的名称是我所自定,内容的解说恐怕与一般的意见很有些不同的地方。我想中国人的思想是重在适当的做人,在儒家讲仁与中庸正与之相同,用这名称似没有什么不合,其实正因为孔子是中国人,所以如此,并不是孔子说教传道,中国人乃始变为儒教徒也。儒家最重的是仁,但是智与勇二者也很重要,特别是在后世儒生成为道士化,禅和子化,差役化,思想混乱的时候,须要智以辨别,勇以决断,才能截断众流,站立得住。这一种人在中国却是不易找到,因为这与君师的正统思想往往不合,立于很不利的地位,虽然对于国家与民族的前途有极大的关系与价值。

  上下古今自汉至于清代,我找到了三个人,这便是王充,李贽,俞正燮,是也。王仲任的疾虚妄的精神,最显著的表现在《论衡》上面,其实别的两人也是一样,李卓吾在《焚书》与《初潭集》,俞理初在《癸巳类稿》《存稿》上的所表示的正是同一的精神。他们未尝不知道多说真话的危险,只因通达人情物理,对于世间许多事情的错误不实看得太清楚,忍不住要说,结果是不讨好,却也不在乎,这种爱真理的态度是最可宝贵,学术思想的前进就靠此力量,只可惜在中国历史上不大多见耳。我尝称他们为中国思想界之三盏灯火,虽然很是辽远微弱,在后人却是贵重的引路的标识。太史公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对于这几位先贤我也正是如此,学是学不到,但疾虚妄,重情理,总作为我们的理想目标,随时注意,不敢不勉。古今笔记所见不少,披沙拣金,千不得一,不足言劳,但苦寂寞。民国以来号称思想革命,而实亦殊少成绩,所知者唯蔡孑民钱玄同二君可当其选,但多未著之笔墨,清言既绝,亦复无可征考,所可痛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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