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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杭州


  伯宜公的出丧大约是在七七日,就是世间所谓“断七”,未必是“百日”吧,因为照例出丧是在这两个日子,但是百日该是十二月中旬,已经接近年关了,所以推想是如此。出殡的地方是在南门外的龟山头,在这里有周氏的殡屋,但是不凑巧我家殡屋的空位借给别房用了,所以这回倒不能不出了租钱,去借远房本家的来使用。还记得前几天,鲁迅还用了朱漆特地在棺材后方写一个篆文的“寿”字做记号,在那里还殡着他生前很要好的族兄桂轩,也就是在《鲁迅的故家》里所提起兰星的父亲。

  伯宜公得年三十七岁,可殡在龟山,自光绪丙申(一八九六)至民国己未(一九一九),也经了二十四年之久,到是年这才因为移家北京,始安葬于逍遥溇坟地。乙巳岁暮,独自留在南京学堂里,偶作旧诗,记得有一联云,独向龟山望松柏,夜乌啼上最高枝,便是指的那龟山,其实山很低小,就只是一个高坡罢了,在乡下这种山叫作龟山或蛇山,平常是颇多的。

  丙申年匆匆的过去,至丁酉(一八九七)年新正,我遂往杭州去陪侍祖父去了。祖父于癸巳年入狱,一直就在杭州,最初是由潘姨太太和伯升随侍,他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前去的,但在长庆寺“打水陆”,似乎已经不曾见伯升的面,那么可能总在甲午年间吧。后来因为伯升决计进南京水师学堂去,所以叫我去补他的空缺,这是我所以往杭州的原因了。在丁酉年中几乎没有什么值得记录的记忆,现在所还约略记得的,不过那时一点生活的情形罢了。

  我们住的地方是在杭州花牌楼,大概离清波门头不很远,那是清朝处决犯人的地方。这里并无什么牌楼,只是普通的一条小巷,走一点路是“塔儿头”,多少有些店铺,还有一所银元局,它的大烟通是近地都能看得见的。这地点的好处是离开杭州府署很近,因为祖父便关在杭州府的司狱司里,我每隔三四天去看他一回,陪他坐到下午方才回来。祖父虽然在最初的风暴里显示得很可怕,但是我在他身边的一年有半,却还并不怎样,他的发起怒来咬手指甲,和畜生虫豸的咒骂,还是仍旧,却并不对于我生气,所以容易应付。等到辛丑年遇赦回家,却又那么的苛刻执拗起来,逼得我只好也逃往南京,寻找生路。

  当时他的日课,是上午默念《金刚经》若干遍,随后写日记,吃过午饭,到各处去串门,在狱神祠和禁卒等聊天。他平常苛于论人,自从呆皇帝昏太后(指光绪和西太后)起,下至本家子弟,几乎没有一个好人,但是他对那些禁子犯人,却绝少听见贬词,这也是很特别的。他那里备有图书集成局印的“四史”,《明季南略》和《北略》,《明季稗史汇编》,官书局的《唐宋诗醇》,木板的《纲鉴易知录》,此外还有一册铅印的《徐灵胎四种》,这些我都可以自由阅读的。

  他也管我的正式功课,便是关于读经作文的,不过这由我自己去读,书房里没有读完的《诗经》以及《书经》,但这成绩是可以想见的了。学做八股文和试帖诗,别的没有什么进步,但抄过《诗韵》两三遍,这步工夫总算是实在的,虽然后来也并无什么实在的用处。总之我在他旁边过来的这一年半的日子,实在要算平稳的,觉得别无什么要诉说的事情。

  我的写日记,开始于戊戌(一八九八)年正月二十八日,以后断断续续的记到现在,已经有六十三年了。关于杭州,无论在日记上,无论在记忆上,总想不起有什么很好的回忆来,因为当时的背景实在是太惨淡了。只记得在新年时候(大概是戊戌,但当时还没有记日记)同了仆人阮标曾到梅花碑和城隍山一游,四月初八那天游过西湖,日记里有记载,也只是左公祠和岳坟这两处,别的地方都不曾去。我的杭州的印象,所以除花牌楼塔儿头以外,便只是这么一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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