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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现在的灾荒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三日)

  目下中国的灾荒,恐怕是自有灾荒以来所未有。灾区的广,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计有21省,县份计有1130余,灾民大概有5730万人,(华洋义赈会的估计)尤以西北各省为甚。据南京赈务处的统计:

  谢觉哉文集

  灾民的情状,各报纸差不多天天都有记载,不说草根树皮,挖尽剥空(甘肃赈务会电),就说街巷时见死尸,饿死者每日必有若干起(《大公报》陕西通信)。薛笃弼说人民以油渣充饥已为佳味,4月9日《申报》载,河南灾民的食物,除树梢马粪外没有他物。陕西的米涨到每石40元,而且没有买,鬻卖儿女,固属寻常,绥远有卖儿女的市场,陕西有人贩子生意,贩卖大批妇孺出关。甘肃饿死的已有200万,米价每石200元(3月12日《新闻报》)。全家食毒自尽的,投河的,争食死人的肉的,杀小孩食的,奇惨的事,无所不有。照目下情形,既没有赈济,又无力耕种,这才叫做坐以待毙。

  这灾荒是天降的吗!不是的,风调雨顺虽然难得,然断没有这样普遍的不风调雨顺的时期。是由于人民不知道防灾吗!不是的,中国人民虽然不知道科学,然水利农时,驱蝗积谷的老经验却很富有。然则何以闹出这样的大饥荒?有句古语:“大兵之后,必有凶年”,自来的战争都是统治阶级争权夺利,把民众供牺牲,壮丁呢,死亡了;室庐呢,烧毁了;财物呢,刮尽了;实业呢,破坏了。既没有储蓄,而又无人力耕种,无资本耕种,这样,安得不灾荒?所以“大兵之后,必有凶年”,成了历史的定例。何况国民党军阀,除开自己天天火并外,还加上一层与民众为仇,屠杀,烧抢,剥刮,比任何强盗还要凶咧!这很明显的看得出,河南甘肃陕西察哈尔绥远素来贫瘠,冯系军阀只有这点子地盘,只好刮了又刮,抽丁,征粮,绑票,无所不至,因此这几处地方荒得特凶。阎锡山以山西一省养兵20多万,同张作霖争天下,他的刮法不亚于冯玉祥,十几年的模范省,竟闹出80多县的大灾来。国民党的北伐军在河北的烧抢,所谓“日日望南军,南军来了不如张作霖”的(河北民谣),自然制成了直隶山东等处的奇灾。再看两湖素称富庶之区,“湖广熟,天下足”,而桂系特别横暴,湖北灾民,竟冠全国,湖南亦有30多县报灾。最奇的,广东亦荒到50几县。

  我们虽然不能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灾荒,然这种不可救的灾荒,全是国民党军阀制造成的。要救灾荒,必须打倒国民党。差不多占全国人口1/4的灾民们,只有打倒国民党才是你们的生路呵!

  复次讲到赈济。如果不是生长统治阶级,而的确来自田间的人,一定想到灾民是不希望赈济的,从来也没有赈济过。中国式的赈济,纸面上写着“嘉惠灾黎”,“活人无算”,实际是赈款上了腰包。何况现在是人吃人的世界!可是华洋义赈会,国府赈务处,各省的甚么赈务会闹得很凶。这,一个是帝国主义的“猫哭老鼠”,一个是军阀豪绅的“趁火打劫”。中国人一切痛苦都是帝国主义给与的;灾荒,是国民党军阀造成的;国民党军阀,是帝国主义造成的。从强盗荷包里拿出点子赃物,向被强盗抢的主人大讲其仁慈,太家也就说这强盗爷真是“替天行道”,这是多么便宜的事。何况这点点子赈济,灾民不一定能得到,外国鬼子要落一点,中国官僚要落一点,各地地主豪绅要落一点,到灾民身上已经没有了,或者每个灾民分得半升高粱和几个铜板,然而从帝国主义直到地主豪绅,都背上“活人无算”的名誉了。这不仅华洋义赈会如此,其他甚么赈,都是一样。“慈善家”者,以“慈善”起“家”也,这话并非过当。至于国民党军阀的赈济又自有说,国民党是一群饿狗,有缝便钻,灾荒呢,好!1000万赈灾公债可以发行了,赈灾捐可以附加在一切税上了,可以打电向华侨敲竹杠了。他们的赈款虽多,成绩却还比不上华洋义赈会等1%,除开薛笃弼在陕西买了几个饼子给向他磕头的灾民外,似乎还没有看见甚么大的救济。这里,且录某小报的几句论说作证:

  “……所幸几位党国要人,对此已有很多办法。冯玉祥对豫陕甘3省的灾情,何等关心,既要写大字卖钱来赈济,又下令征求救荒人材。不过有人对于他提了华洋义赈会的13万元赈济费做军费,大加非议,其实冯氏不算错,这是古人“救生不救死”的办法。其次李宗仁拒绝河南救济会到湖北来办米3万石,不承认派湖北赈款4万元,因为湖北财政也困难。(按《申报》载李宗仁胡宗铎陶钧几位,在湖北不上一年半,他们的私财存在外国银行的有4500万元)……卫生部长薛笃弼,希望新闻界尽量鼓吹,为灾民造幸福,赈灾委员胡汉民等登报启事,希望海内仁人君子,或以金钱相助,或以文字宣传。(为什么要宣传,便于他们敲竹杠)……”

  不要说了,国民党是趁火打劫的。

  因此,我们又知道真的赈济,只有同阶级的人握到了政权和经济权才行。不然,是不会有的,而且反做了统治阶级一个弄钱卖乖的工具。

  (载1929年4月13日第17—18期合刊《红旗》署名: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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