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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毛诗复古录》(1)


  毛诗之为伪书与否,从前已经是个聚讼纷纭的问题。所以有些人以为《诗经》在秦火之后,经汉儒的窜改,添损,其本来面目,已失却不少。现在我们若详加考证起来,万不可依赖流行的本子去牵强附会的加以解释,这是无庸说的。自来治《诗经》者,大抵皆以毛诗为蓝本,不过据汉书艺文志上说:

  “……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而齐辕固,燕韩生者,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兴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马瑞辰亦谓:“……正谓诗所称淑女为后,非谓后妃求贤也。”

  这是吴懋清说诗的最大要义。大抵他作这部书,确乎是在《左传》及礼书上用过工夫。他的全书的重要关键,就是一个“礼”字。如例言中谓:

  这些话固然不无夸大之辞,但那时为人传的夸诞,必不如现在之甚。大抵吴懋清确是个笃行力学的汉学派的士人。在那时也正是讲学风气下的人。其人品学行,不能不使我们相当的佩服其精神。据其子孙宣崇说:

  还有一层,足征吴氏熟于旧礼。他的凭生著作,共百一十有四卷,连诗,赋杂文在内。而仪礼测占了八卷;大戴礼记测占去了十三卷;朱文公仪礼通解弗一卷,外此即诗经解五卷;诗经测九卷;毛诗订本七卷;毛诗复古录六卷。这几种合算起来,已经知其著作三分之一还多了。其实再据其长孙的注言,(见上)则诗经解诗经测,及毛诗订本,等到后来将此三种,删除冗说,精摘古义,已是汇成这部复古录了。可见吴氏平生的工力,全用在诗,礼的上面。再加以拘守古人之言,不加思索,遂致处处以“礼”释诗,力求古之是复,遂铸成此大错了。

  诗经内比兴的意思,自然很多。即如此篇中所谓“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未尝不是以“左右”,比喻“匹配”之意,观于三句下文,多接窕窈淑女等句可知。而吴氏则以流字作相导采用解,以芼字作择其菜以作铏羹解。这也是原本孔疏说:“正义曰:释言云芼。搴也,孙炎曰:‘皆择菜也。’……芼训为拔,而此云芼之故,知拔菜而择之也。”即如此义,以芼为择,焉知不是藉芼字来兴起选择配偶之意?而吴氏因循古训,又力求返古,遂致愈讲愈不通了。尤有大误的地方,而雅既以芼为搴,搴即拔取的意思,当然是动词。而吴氏又以芼,为芼羹之(原稿不清——编者注),则动词反成名词,与上文采之,流之,都不相符合。虽说古人作诗,不能如后来那样讲究修词,但也万万不至在此处用上三个名词。因为无论如何,那是不能讲的,不能说的话。

  由这几条的文义看来,可知申公是汉时治诗的第一人;而且为许多人所景仰佩服。至于辕固,韩生的佳说,亦曾屡见之于汉时著作的文章里,又有专书,依我想,这三位先生的名字,在当时必高出于毛公之上。

  汉时所窜改添减的春秋战国时的著作,大概刘歆父子,当负责不少。他们父子作汉时的太常博士,校书天禄阁,所有那时发现的古书,其考订与参阅的责任,全归其担任。况刘歆逢迎王莽,其人格亦甚卑鄙。所以经他一后改订之书,多少总有损于本来面目。或者当时亦曾有毛公其人,至其书之得流传于世,不止是刘歆的功力;恐怕他还自己添加了许多。平心论去毛诗,在后来自有其些微的价值,不过古人的著作,惟恐怕用自己的名字,所以必多方掩饰,借重他人。刘歆也许是因此心理,所以有毛诗出现。至其年代,依我臆断,当然是在三家诗说发布之后。

  汉书楚元王传曰:

  毛诗既已不尽对,而又有毛诗的复古的著作,望文生义,已可令人疑惑。况且愈说复古,则曲文强解,愈将真义晦塞,这真是劳而无功的事。

  毛诗复古录这部书,想来还没有好多人见过,因为作者虽生于清乾嘉时代,——正是清汉学的初盛时代,而因他不是显宦,又不是声名喧传的老先生,所以也没有当时那些经学家的大名。但据他的传看来,自然也是个躬行笃践孳孳用力的朴学者。我所见的版本,是光绪甲午年的刻本,据仁和徐琪的序上说:

  毛诗不尽可凭,但后来研究《诗经》的,除了根据毛诗本还可多掠取一点,更不能自己用力。所以郑玄便作毛诗笺,毛诗谱,直到以后研究《诗经》的经学家,多半逃不出毛郑的范围。但尽信书不如无书,孟轲已经明白示告我们以读书与批评的方法。而中国以前的读书人,只知规规于字句训诂之内,再不会撷得书中的真精神所在,遂致“扣槃扪烛”愈出愈奇;而愈不得其正解,则不能说古人的著作误人,反是后人不善读解误了古书了。

  此说即误于毛诗上“后妃之德也”一句,以后转解为后,因后而连及文王的后妃姒氏。其牵强附会,至为无理。果使毛诗以此诗为称美后妃之德,何不直写美太姒之德?而如此转折,说到前妃后妃呢?当时诸侯多妻,已成惯例,即太姒能求宗女之知礼者,亦何足怪。况说宫中因此见太姒之贤,歌以美之,则称其求宗女的美德,也足够了,何必用“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这样恋爱的热切之语?他又用尔雅的训诂,将君子好逑,引作仇解。以“尔雅仇训匹,训偶,淑女为后妃之匹,犹武夫为公侯之偶,则不得以夫妻之说解之。”又将君子,解为:“宫中称太姒为女君子,谓女不有君子之行。”这些话,极易不攻自破。在那时虽说名称不以男女而异如男子也可称美人,佳人,则君子以称女,固无不可。但宫中称太姒为女君子。却真是臆想之说,毫无根据。吴氏于此不过竭力为文王开说,意谓文王不应有此自己求婚之举,上面既如此说解,下面两节,遂至有:“琴瑟友之,歌用琴瑟,喜宗女摄以威仪,以琴友顺之。……钟鼓乐之,用钟鼓,喜宗女助已,以钟鼓爱乐之。”

  他将全诗的无论哪一句,全牵引到太姒所求的宗女身上,将文王求婚的话,力为开脱,这等无根的武断话,至足令人惊怪!此误点之来源,也自有根据,是误于孔疏。考孔颖达疏关雎石妃之德也一句,谓为“曲礼曰:‘天子之妃曰后,’注曰后之言后也。执理内事,在夫之后也。释诂云:‘妃,匹也,’言妃匹于夫也。天子之妻,唯称后耳。妃则上下通名,故以妃配后而言之。德者得也,自得于身,人行之总名。此为之后妃性行和谐,贞专化下,寤寐求贤,供奉职事,是后妃之德也。……”孔疏最不足取信于人,而吴氏因后之言后也一句,乃更衍为他自己的强解。即孔氏之言妃,为上下通名,我就很奇在春秋时著作的书内,极难找到妃字。且孔疏多模糊影响的引证,而吴氏有一“礼”字在胸,力避男女的爱情,不使之入于风雅颂内。所以才有女君子以琴瑟钟鼓,化悦宗女的话。此与刘向解此诗为周康王夫人晏而出朝,关雎起兴,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同一是力求新奇,反致大悖原义的谬见,不过在关雎全诗内“君子好逑”句,此逑字应作何解,也是个小小的问题。就是逑字应该作名物字解?或动字解?只此一点分别。我想逑字,确为一名物字。尔雅训匹,原为不误。“窕窈淑女,君子好逑,”原为两个对待的句子,意以为佳美女子,正可为君子的良匹,后人又何必多生歧义呢。

  此等议论,不免牵强。诗经上的诗,不必皆可合于乐歌,况且仅笙歌三终,笙歌三终古音律相合,殊不足见鹿鸣南陔诸诗亦必如此。诚然诗可入乐,在古时是这样的。考墨子上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史记》上也说:“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而大戴礼曰:“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云云,但我想孔子删诗,不独是要订采那些已经在庙堂之上定为东章的诗歌,其私家纪载,民间流行的民歌,Folk song 也必同时采入。那末,则以诗的本质言,无不可歌,因为都是发自心声,为言志志永当的,但独不是皆已列入乐章,谱成宫谱的。而吴之以来解诗,言凡诗必合于一定的乐谱,则殊为武断。

  此书的作者吴懋清,字澄观,是广东高州吴川人。据陈乔森为他用的家传上说:

  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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