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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中国文学的方法(2)


  旧文学实在是有不可数计的虚伪与无聊的作品,在内充数。我们如其愿意用现代的精神,想由旧文学中,拣出可宝贵的珍品来,便不能不用一番筛捡的功夫。用筛捡的功夫,是为的将无穷的沙粒捡出,以便发现有真正价值的珍品。那末,不用判断的功夫,怎么会得有这种分别。再换句话说,现在去批评旧文学,不能不用一份锋利的眼光,去作寻捡的功夫,若没有此层努力,“鱼目之混”,恐怕难于免掉。我们也知道旧日传袭的批评,是可烦恼的,因为它的根本,是已建立在沙子上了。那些从古相传的片断批评的法则,已经不能使我们满意。此刻如去作批评的努力,判断的精神,是不可缺少的。不过这二层:——判断的与主观的批评——很难分晰,易于混淆。求之旧日文学的批评中,实不易得出个相当的例证来。因为他们所用于的批评方法,难说到界限上去,扞格与模糊之病,实在过多。但讲究到判断方法的应用上,钟嵘的《诗品》,尚略可比附。因为他尚能求于勤搜广览之中,求得出一种比较的法则,与探源的议论来。虽然是语焉不详,然尚具有大体,如其中一段,论六朝时的文学家道:“休文五言最优,辞密于范,意浅于江。”这类的话,现在读去,也不能十分恰惬我们理想上的批评的方法。

  但这等细为比较,与判解明确的批评,确非只知徒事辞藻的文字所能见得到的。因为这等批评法,绝不能说是纯粹由主观来的,多少也有些判断的意义。又如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虽不拘于批评一个作家,一篇文学作品,不类分派别,用很切合于造成意象的文字,去加以比拟,固然“鞭辟入里”的一步,是说不到,而判断的眼光,究不可没灭。我们再看以后那些批评诗文集的先生们,亦知在起仗,对仗,比譬,顿荡,声律等等地方去注意,而加上以任意的主观,是更不能比数了。看来主观,原是要具有的,且也是势难掩抑的。况且近代西欧的批评家,也有“纯粹的文艺批评,即是纯粹的自己表现”的话。那末,我们为何竭力地去排斥主观的批评呢?须知主观与纯粹的自己表现,实在不可牵混在一起去解释。所谓自己的表现,是对于艺术欣赏下得来的一种神感,由此突来的神感,引起自己的心理的表现。

  对于某种艺术的感受上,并不是读了一篇作品之后,纯粹由一己的偏见,任意非绝对的批评,所可比拟。如旧诗话中,有段很有趣味的文字,“孔文举云:‘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事矣,此语甚得酒中趣。及见渊明云:‘偶有佳酒,无夕不倾,顾影独尽,悠然复醉。’便觉文举多事矣。”这的确不失为一种纯粹的自我表现的话,而且也不失为一种由比较其诗境,与自己思想的移转的判断批评法,至如清初有名的古文,小说,戏曲的批评家金人瑞,直到现在看来,固然有很多阅之令人快意的地方,而根本上他的批评法则,多以游戏出之。至批评《西厢》,与《唐才子诗集》两部书,尤无道理。自己并没有真正的表现,而主观武断的话,到处皆是。更没一点判断的精神在其中寄托出来。再则例如近代穿凿及强证的红学家,去批评《石头记》,徒令人阅后减少对于原书的兴味,而惝恍无从。这都是受了主观太重的弊病,而判断不得其法。

  既没有完全的文学史,又没有多少专门研究文学——中国文学——上的著作,那些头绪纷繁,范围难定的中国类文学作品,更难数计,简直令人无从说起,更不要说到怎样去批评了。

  据我的想象,直接的写在下面。

  批评方法,在西洋的文学界中,也因时代不同,屡有变更。古代不与中世相同;中世不与近代相同,这是因为文学作品,与研究文学的对象,都时时的倾向于更加精密完全的形态的关系,所以批评的方法,也由广泛的变而为细致的;由迂阔的变而为论理的;由主观的变而为普遍的;由笼统的变而为分析的。这全是由于时代的转移,及研究文学之进化的关系。我想中国文学的新批评的精神,当然也不能与时代精神,不连结而合而为一。不然那旧日的诂,释,笺,注的工夫,已经比我们努力的多了,我们在现在的百忙之中,更何必多此一举。

  批评主义,应用到文学身上,当然先要分清是现代的文学与过去的文学,这两种的批评,有时难易互见,而绝不能用同一的眼光,去作此工作。至于内在(文学作品的)精神的发挥,特别风格的指示,与时代有影响的思想,作者的人生观如何等等,都是文学批评应该先行注视到的地方。那是不论批评现代的著作,与批评过去的著作,是要一律的。至于方法的应用,也不能过于拘执,所谓“徒法不能以自行”,无论在哪种表现人生生活的方式中,都是如此。

  批评中国文学的方法,这不是容易说的,而且在向来是“汗牛充栋”的中国著作林中,去讨论怎样批评?即使有闲工夫,慢慢地细密地去搜集材料,讨论方法,还恐怕有疏漏之处,当然我这样匆匆忙忙的作去,其不妥或想不到的地方,必然很多。不过我是一种建议,并不是一种定案,将来尽可以有更详密精进的方法出现,那便是我最希望而且欢喜的事了!

  所以此后我很盼望有心批评旧文学的同志,不要看轻了批评二字;尤其不要看轻了批评旧文学五个字。几千年来在中国的陈旧社会之中,许多文人学子,用志不纷的去专攻文学,去考究批评,而因为方法的错用,遂至没有几部有价值文学批评的书出现。何况在现代生活状况复杂,多用脑力的环境之中,若再误用方法,那末不越发使旧文学没有露出真面目来的一日吗?

  我知道用判断的方法,究竟对于作品上是有多少的损失的,然这也不可一概而论,但看利用的手段如何。尤其是我们在今日而批评旧文学,是有采用此方法的必要。

  我常想批评中国文学的第一步,必先从整理的功夫入手,能将这些“汗牛充栋”的书籍,爬梳,钩稽,分开整理,补正错误,理清门类,然后方可说到批评。因为这样一来,批评者便可事半功倍。不过这等希望,刻下未必能完全实现,因一时还恐怕没多人愿去担任这个工作。旧日的文人,多半是彳亍在传统的思想之下,虽也有时有些独到的见解,精深的努力,若将整理旧文学全部的责任,推在他们的肩上,说句武断的话,当然难以胜任。

  我写到这里,苦思要找出一个例证来,忽然想到俞平伯君今年对于《石头记》的批评,颇有点解释批评方法的表现。固然在俞君作这等文章时,未必即想到一定用此等方法。不过在他的“左右逢源”的批评,与绵密的说明之中,于此方法,可见出特长来。本来解释批评,要对于细节,对话,前后的连贯,人物的插写的印证,事实的表现的确实,都须处处留神,连锁而为一气。然后方能见出一部著作的真面目来。

  于此我们可更得一佐证:凡是能用解释法去批评的,必先具有归纳与判断的两种方法为其基础。如上面已述过的那两种方法,所以能用得好而不至流入鲁莽妄断的原因,却在对某种作品有特识,又须熟识,考核与切实的研究过,方能用归纳的方法与判断的方法,方能用解释的方法,作通体的详密的批评。俞君对于《石头记》一书,可谓有至深的研究。即看他所发表的《后三十回的红楼梦》,及《高作后四十回的批评》,可以见出他对于此书,在未曾作此文以前用过什么功夫。创作固然是不容易,有时批评努力与困难,与创作相等;或者有时还要更费力些,更困难些,比诸创作。

  我们完全拿了批评现代文学作品的方法,去批评旧文学,是事实上不相符合,而要依据中国旧批评文学议论作根据,勿论古今人的见地不同,且是费了很大的工夫,从凌杂片断的群籍中,找不到几本真有价值的批评书。有这两层关系,我们不能不另行寻创造的途路来,去作批评旧文学的较为利便较为迅速而有标的的方法。

  我且少说原理,但讲到这个方法的应用上,在中国古书中,我一时实在想不起有这样文学的批评著作。这等方法,万不是从前那种逐回,逐节,屡批,按语的零碎批评法所可比拟。这是要将一种作品外表的形式,内在的生命,完全拿到文学试验的工具中,去分析出合化他的原质何在;测量出他的交点何在;计算出他的乘除何来。固然不是有一定的公式,如物理,几何那样的不可移易,然而绝不是如旧日没一点有组织的批评的方法所能梦到。中国文学,在旧日不会有过真正精警的批评,最大原因,却是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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